“1999年提出全流通的時候，我是做好了坐牢的準備的。”最早提出全流通問題的張衛星接收記者采訪時激動地說，“現在，不僅各方開始正視全流通問題，更對保護中小投資者利益等基本問題已達成共識。”

　　但最終國務院會采取什么樣的方案仍是一個謎。

　　張衛星認為，對于全流通問題，理論界已經有很多非常好的方案，但是缺少創新的理論，現在最需要的是能夠由國家組織牽頭集合各方的力量對最終一攬子方案進行細節的打造。

　　中國人民大學金融與證券研究所吳曉求所長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對于自己的方案是否會成為政府的首選，始終否認，只是說立法部門會充分考慮各種方案的可行性。

　　李青原則表示，實施全流通方案的過程中，一定要采取市場或非市場的手段，保證市場價格不過多波動。在全流通指導思想的選擇上，她說，作為研究部門希望采取規則統一、決策分散的方式。

　　所謂“決策分散”，有分析人士指出其核心原則是中國證監會作為證券監管部門，只負責制定游戲規則并保證游戲的公平性。而上市公司的全流通改制，在監管部門做出相應的制度安排后，上市公司可根據自身情況，由非流通股股東和流通股股東雙方自由博弈來決定。業內人士分析，證監會規劃委之所以如此推崇這一思路，一方面在于以往的實踐證明，全流通問題復雜，基本上不可能找出一個方案全盤解決，而只可能一家一家地分散解決；另一方面，這種分散決策的方式也使證監會的決策風險降到了最低，避免了可能來自市場各方的壓力。

　　至于具體方案，李青原表示，她傾向試點先行。

　　其實，早在1999年底就有過國有股的配售試點，當時“不低于凈資產值、不超過10倍市盈率”的配售方案還是受到投資者擁護的。記得當時管理層曾一再提出要把那些具有投資價值的國有股拿出來配售給投資者，以搞好配售的試點工作。但在最后進行配售試點時，管理層選定的卻是黔輪胎和中國嘉陵，這兩家公司公布的1999年年度報告中，黔輪胎與中國嘉陵1999年度的業績分別為每股收益0.047元和0.11元，分別較上年下降了0.213元和0.27元，下降幅度均超過了50%以上。結果招來了第一次減持試點工作的失敗。

　　作者：李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