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 王亦丁

　　為什么每個中國生意人的手中都捧著一本《胡雪巖》，為什么那么多跨國公司執意要把合資企業獨資化，百事的遭遇已經表明，在鮮花、握手和紅地毯下面，隱藏著中國商界可怕的潛規則

　　2003年12月21日下午，北京。圣誕節前的最后一個周末，略顯倦容的朱華煦拿著一罐百事可樂自斟自飲。他的辦公室小得不太符合其身份，作為掌管著40家合資企業的百事國際中國區總裁，朱說自己做的是一個賺辛苦錢的行業。每年的絕大部分時間，朱都是在中國各地飛來飛去巡視。這是他上任的第5個年頭，公司實現了歷史性的盈利。這也是他兩年來第一次接受專訪，直面有關兩個最賺錢合資企業的官司話題。

　　一個多月前，成都。在四川百事公司的總裁辦公室里，胡奉憲正準備著與朱華煦的又一次談判。他大聲吩咐著手下人訂機票、安排行程，渾厚的男高音回蕩在辦公樓里。此次的談判地點選擇在香港。“沒辦法，見面會很尷尬，但是問題還是要解決”，胡身后的書柜里擺滿了百事的飲料罐和榮譽證書。從他的窗戶望出去，藍白相間的百事灌裝廠房盡收眼底。

　　這已經是一場廣為人知的訴訟了。2002年8月2日，美國百事公司、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聯合向瑞典斯德哥爾摩商會仲裁院提出仲裁申請，要求終止與四川百事可樂飲料有限公司的所有合作合同和協議。解散合作公司——四川百事，要求裁定中方合作伙伴四川韻律對違規行為作出經濟賠償。

　　但四川百事很快反戈一擊。2003年8月8日，四川韻律向中國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提交了針對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的反訴請求，由于中國國際經貿仲裁委認為這個請求屬于相同爭議向不同的仲裁機構訴訟，不符合國際仲裁的慣例，此案在兩個月后被最終撤消；9月24日，百事中國再一次被四川百事的中方股東四川韻律推上被告席，起因是1年前的“電話門事件”——百事中國高級雇員張偉企圖竊取胡奉憲的電話記錄，涉嫌侵犯商業機密。

　　相互指控的局面一度變得無法收拾，百事全球總裁不得不出面“救火”。8月28日，百事集團全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唐沛德向《華爾街日報》去信聲明，百事在中國的經驗是非常積極正面的，合資企業中合作雙方出現不和在世界各地并不鮮見。這只是我們在中國經歷的一個個別情況，并不影響我們對這一巨大市場的長期承諾。

　　麻煩還不止于此。最大的灌瓶廠上海百事也出了問題。10月14日，上海百事總經理陳秋芳及其姐姐、姐夫訴請上海閔行聯合發展公司(以下簡稱閔聯公司)返還中美合資的上海百事、武漢百事、南京百事公司價值2.23億人民幣的股權，上海閔聯是上海百事可樂公司的中方股東，擁有46%的股權。

　　看似管理者與中方股東之間的糾紛引爆的卻是百事中國的“地雷”。如果此案勝訴，這意味著仍作為百事員工的陳秋芳與其姐姐、姐夫將搖身一變成為上海百事的第二大股東，并擁有武漢百事可樂公司19%股權、南京百事可樂公司38%股權和巨額資金。

　　百事中國為此明確致函上海高院，表示“如果合資企業的股權或控制權未經特許人百事認可而發生變化”，百事有權停供濃縮液并中止商標合同，解散合資企業。

　　至此，百事中國的14家灌瓶廠中已經有4家和它公開反目。要知道，在百事與可口的全球競爭中，上海與四川是為數不多的“藍打敗紅”的市場。上海百事是百事中國陣營中的“佼佼者”，每年的銷售利潤超過1億，而百事中國歷年從上海百事獲取的濃縮液收入超過10億元，而四川百事也一度位居百事陣營前三名，過去三年的利潤均超過3000萬。

　　朱華煦要求記者把問題分開來看:“我們灌裝廠有近20個合作伙伴，一、兩家矛盾并沒有什么大不了。而且四川是股東的問題，上海是管理者的問題，如果變成了股東那就是另一回事”。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讓百事和它兩個最重要的合作伙伴漸行漸遠，并最終決裂？

　　原罪

　　1988年，30歲出頭的四川省人民廣播電臺音樂編輯胡奉憲進入了百事的視野。在深圳，胡奉憲拿著廣電部一位領導提供的名片，拔通了百事中國總裁的電話，希望百事能夠到四川投資，“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人的因素是很大的”，胡說自己憑著感動上帝的精神感動了百事。

　　然而，百事顯然更看重的是胡的籌碼——他能夠搞定百事可樂在四川當地的生產許可證。這意味著百事搶得“先機”，先于可口進入了成都——一個接近1千萬人的西部市場。

　　百事選擇了胡奉憲，也同時選擇了廣電實業。這是一家沒有任何飲料行業背景的政府機構辦的公司，完全是四川省廣播電視廳專門為百事項目而成立，而其最初對于四川百事的投資是1.3萬元和幾張桌椅及辦公設備作為固定資產的投入。“這不是一個純粹的商業決定，你可以稱它為安排的婚姻。”朱華煦坦承。

　　1993年8月18日，百事國際與四川省廣播電視實業開發公司在四川錦江賓館簽訂合同，這顯然是個昂貴的不平等交易。百事為了這個合作投入了價值2000萬美元的資金和設備，卻只有27%股份，而且不能直接參與企業運營，只能在6人董事會有權提名3人。而四川廣電實業持有剩下的股份，并實際控制公司。按照合同，雙方的合作關系持續25年。

　　“一攬子領導小組”總聯絡員胡奉憲成為四川百事公司董事長、總經理兼法人代表，胡文武雙全，他的祖父早年曾經在黃埔軍校擔任教官，他自幼練武術，多年不綴，他曾在四川體育學院任教，在進入四川省人民廣播電臺前，胡曾經是一名男高音歌唱演員。

　　沒有任何飲料行業從業經驗的胡奉憲之所以進入百事項目，則是其曾經在團省委工作的經歷，曾參與全國青聯、共青團中央引進外資的項目運作，頗為省級領導賞識。“如果沒有參與百事項目，我可能仍然還生活在莫扎特、肖邦的音樂中”，胡摸著自己開始泛白的頭發說。

　　然而，對百事來說，最值錢的是廣電實業拿到了項目生產許可證。作為一家政府辦的公司，時任四川省省長的張皓若、副省長韓邦彥都曾經為這個項目向北京游說，而這是擁有行業經驗和資質的四川多家小汽水廠望塵莫及的事實。

　　“這顯然是一個埋下隱患的項目，市場準入的許可證遠遠大于對合作伙伴資格的審查”，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馬宇說。獨立的外國媒體觀察家Jim Mann對此深感不解，“百事怎么會說服自己和一個政府機構做生意？是為了急于進入而失去了基本的判斷嗎？”

　　事實是，任何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政策面前都是渺小的。“我們只能一家家去談，看誰能夠拿到生產許可證，甚至很多合資企業都是當時國家輕工局指定的”，百事中國的一位人士稱。國務院37號明文規定，嚴格限制外國牌號的碳酸類飲料;直到2002年修訂的新的《外商投資產業指導目錄》，“外國牌號碳酸飲料生產”仍然未能解禁。

　　與百事相比，可口可樂選擇了更容易操作和控制的“中國路徑“。可口可樂選擇了在國際上的主要合作伙伴嘉里、太古，以及原外經貿部所屬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三方合作，共同建立了28個裝瓶廠，太古負責南方，嘉里和中糧負責北方市場，然后在當地找一個小的合作伙伴。以廣東太古可口可樂為例，太古負責灌裝廠的日常運營、渠道管理，可口可樂負責品牌，而中糧作為戰略股東，后兩者均不參與公司的具體運作。

　　“可口可樂完全是一個品牌管理公司”，北京可口的一位高層經理稱。在他看來，可口的優勢在于，三個合作伙伴曾經有國際合作的經驗，相互的信任程度很高；另外，可口不像百事面對的是一對一的談判，而是幾個戰略合作伙伴之間的強勢談判，地方小股東只能服從；其次，可口不會有很大的投資，而且可口可以從每個灌裝廠具體的事務中抽身，“我們甚至不用同地方合作伙伴直接分紅”，他說。

　　而對于百事，它需要放下跨國公司的架子，面對14個地方的合作伙伴一家家談判。

　　角色沖突

　　胡奉憲的辦公桌上至今仍然保存著三座獎杯。從1999年到2002年，四川百事連續三年奪得“產品質量金獎”，很多人都還記得那一幕，在2002年雙方“仲裁”之后的頒獎典禮上，朱華煦委托副總裁為胡奉憲頒獎，而朱則禮節性地面帶微笑鼓掌。

　　祖籍浙江、長于四川的胡有著江浙人的精明、四川人的干練，他曾經一度是百事的驕傲——百事在四川的市場占有率從零上升到57%。從1997年開始，四川百事開始贏利，此后，四川百事以每年超過10%的增長速度成長，2002年稅前利潤為4500萬。1996年年底，百事總裁馬曜暉曾經在董事會上強調胡對營運費用和原材料費用控制很好，馬評價胡是“一個成功的企業家”。同樣，上海百事的董事長兼總經理陳秀芳也曾作為“英雄”被百事全球CEO唐沛德擁抱過。原本是中方雇員的她，后來被邀請加入了百事(中國)。

　　然而，惺惺相惜、把酒言歡的局面沒有持續多久——百事可樂與中國合作伙伴有著根本的利益沖突。百事可樂既是品牌所有者、濃縮液獨家供應者又是灌瓶廠投資者。這意味著百事有兩個利潤來源：濃縮液和灌瓶廠的利潤分紅。

　　“百事全球基本上都不在灌瓶廠控股，只是發放特許經營權。中國的模式不同，是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找到那么多具有足夠財力和經營能力的合作伙伴”朱華煦解釋道。

　　而在國內14家灌瓶廠中，百事中國沒有取得控股權的恰恰就是四川、上海、武漢和南京。它們顯然更有動機爭取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百事中國的利益。

　　盡管百事一直聲稱濃縮液的成本占到整個生產成本的20%，但一些人認為百事夸大了一倍。根據四川百事的一個調查，百事中國從濃縮液中獲取的利潤是從灌瓶廠中分紅的3-4倍。在朱華煦看來，這種說法實在可笑。百事中國每年投入的市場費用在5-7億之間，而接近80%是由他們這邊負擔。

　　1996年和1999年，百事通過國家經貿委批準實現了兩次漲價，百事的濃縮液價格從每單位4000多元漲到了6400元。對于漲價雙方有著不同的理解。在百事看來，這是由于人民幣匯率變化而導致的漲價，濃縮液價格中包含有知識產權的價值，即使漲價后，百事的濃縮液價格仍然低于可口可樂10%；而在中方合作伙伴看來，合同最初的約定是濃縮液價格只有在市場批發價上漲時才能上漲，而具體的上漲幅度要同中方的合作伙伴商定，這被明確地寫入了上海、四川的合同中。

　　“漲價導致我們的成本增加了，利潤減少了”，胡奉憲說。按照他的說法是，到2001年為止，百事中國從濃縮液中獲得的收入已達31億人民幣，而1999年漲價的額外收入已達1億元人民幣，除此之外，百事還享受品牌升值、公司分紅共三種獲利渠道，而對于四川和上海百事而言，唯一的獲利渠道是銷售收入，濃縮液價格的上漲則意味著成本的上漲。

　　2000年以后，國家經貿委放開了對濃縮液價格的管制。胡奉憲認為濃縮液的價格完全控制于百事中國單方面。在協作會上，“14個灌瓶廠中大部分都被外方控制了或有求于外方，他們只會附和百事”。

　　朱華煦覺得。“2000年到現在我們從來就沒有提過要漲價，如果使用合同上給我的權力無邊際地提高價格，那是殺雞取卵，灌裝商最終要將價格轉移到消費者身上”。“我們要考慮市場的承受能力”，朱說，“我們更看重灌裝商的利益，讓他們來賺錢，我們分紅”。

　　矛盾的另一焦點是銷售區域劃分。

　　1996年，百事與14家灌裝廠成立了協作會，14家灌裝廠作為理事參加，成立的目的在于防止跨區銷售，維持百事在中國市場的銷售秩序。

　　矛頭直接針對的是上海和四川百事。這兩家占據了總產量的46%，貢獻的利潤超過了50%。它們的跨區擴張已經威脅到了一些小灌瓶廠的生存。甚至在最北邊的哈爾濱，也能發現四川百事的產品。

　　1996年7月，百事中國對中國所有裝瓶商傳達了新的臨時銷售區域劃分方案。按照這個最新的方案，四川百事只能在成都市人民南路以西的四川省區域進行銷售，而新疆、青海、西藏、甘肅、貴州和成都市人民南路以東的市場則被劃給百事嫡出的重慶百事。在胡看來，這顯然是一個不公平的銷售區域劃分方案。

　　胡的分析是，重慶百事是由百事中國控股，百事真正的目的在于做大重慶百事，擠垮四川百事。“銷售區域就像農民種莊稼的土地一樣，給土地多，收獲就大，他們甚至希望將四川百事做死以后用很低的價格來買我們”，胡奉憲顯得有點激動。

　　1997年之后，為了減少灌裝廠之間相互的競爭摩擦，百事又規定將灌裝廠所在的省份為第二銷售區域，但百事可以提前三個月通知取消，其它未建立灌裝廠的省份則屬于“白區”，所有灌裝廠可以隨便進入。2001年，四川百事、上海百事先后退出協作會。在仲裁之前，百事取消了胡在四川省的經營權。

　　獨立王國

　　“全世界都是一個道理，誰股權大誰的聲音就大，在地球上生活了100年的百事難道不懂這個道理”，胡奉憲說。

　　對于僅占27%股份的四川百事，百事的疑竇最初產生在1997年。百事懷疑，四川百事的副總裁通過設立自己的廣告公司與四川百事發生關聯交易，百事公司隨后對四川百事進行了第一次審計。“那個時候查了一個月，賬都翻爛了”，胡奉憲回憶說，那段時間他一直在四川的山溝中跑銷售。

　　那次審計并沒有影響四川百事與百事中國之間的合作。雖然百事全球總裁乘專機來到成都向胡奉憲致歉，但是，直到今天，參與那次查賬的相關人士回憶說，“那次查賬其實并不干凈徹底”。

　　百事很快發現自己對于四川百事已經完全失控。百事中國曾經派去了兩位高層管理者，一位財務總監，一位副總經理，而兩位經理呆的時間均不到半年。在百事看來，這顯然是胡的有意所為，“胡根本不讓他們參與具體的業務，把他們派到了四川省山區，誰能呆得住？”，而在胡奉憲看來，他們根本就不了解當地的情況，“總經理難道不能做工作安排嗎？”

　　更讓百事坐立不安的是四川百事的財務報表。按照規定，百事的灌裝廠每周都要向百事中國上報財務情況，而四川百事常常是半年、甚至一年才有一個財務報表，“根本就不按我們的要求，只是很簡單地列幾項”，百事稱，而在胡看來，自己每年都有會計師事務所審計的財務情況報告，全部按照規定上報百事，但百事通常不做任何回應。

　　1999年，百事抓住了胡在財務報表上露出的“馬腳”。在胡上報給百事的廣告費用中，當年第一季度，發票上寫有人民南路燈箱廣告40.05萬元，第二季度是兩個燈箱廣告，其中一個是南通路，另一個是其它路段，“兩張發票化整為零，同一發票號，一張發票用了兩次，一次是合在一起，第二次是分別用，三條不同的街名”，朱華煦說。

　　而百事對于胡的另一個指控是他濫用公司資金。胡用公司的錢為自己添置了一部奔馳和一部豐田巡洋艦。在兩年中出國了9次。其中三次是去探望定居在紐約的妻女，其它是去歐洲度假。在董事會未獲通過的情況下，讓公司為以他為主核心管理層提供了數十萬的房屋補貼。

　　但四川百事還嫌走得不夠遠。2001年底，百事突然接到四川百事的通知，以后不要再和廣電實業聯系了，直接和四川韻律實業開發公司聯系。“我們當時莫明其妙，四川廣電是我們的合作方啊！”，百事中國的人士說。當百事中國拿著這份通知書找到四川省廣電廳時，廣電廳的廳長拍著桌子說，“這怎么可能呢？”

　　此后的調查結果大大出乎百事中國和廣電廳意料之外。1999年，在四川省“政企脫鉤”的形式下，四川省廣電總局于2000年8月報請四川省財政廳批準，將廣電局持有的廣電實業股權移交給廣電局后勤服務中心。然而，在實際操作過程中，四川省“脫鉤辦”最后同意將四川百事的中方股權，移交給了后來成立的“四川省韻律實業開發公司”。而“脫鉤必須經過驗資和原主管單位同意，但四川韻律均未做到”，朱華煦說。

　　此后，廣電廳曾經多次上報要求認定四川百事的改制無效，但沒有結果。一位廣電廳的高層私下告訴百事中國，“我們這條路往上走已經走不通了，你們還是從外資的路線往上走吧！”。

　　“在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我們的合作伙伴就換了，我們甚至不知道在和誰合作”，百事中國區總經理李春佳對媒體表示。而在胡奉憲看來，這完全是中方企業內部的事情，這是順應國內改革的潮流，“商人重利，賺錢是最重要的，不要總計較小事情”，胡奉憲說。

　　而在朱華煦看來，這一切都是沒有依據的。“我們所有的合作合同，特許經營合同都是跟廣電簽的，合資合同、經貿委的合同，包括在四川當地的注冊也是廣電”。如果僅僅是更名，百事顯然不如此大動干戈。“四川百事有2個億沒有分紅，改制后錢還在不在合資公司中，改制后的股權結構如何，員工持股又是什么樣的情況”，一位百事內部的人士講，百事曾經就此事找到四川省工商局，然而有關四川韻律的資料一律不能查。當記者就此問題求證胡奉憲時，胡肯定地說，“我們是百分之百的國有企業，高層員工沒有持股”。

　　在對峙的局面下，董事會就成了擺設——從2001年開始，雙方就再也沒有開過董事會。在百事看來，中方的三名董事除胡奉憲之外，另外兩名董事中方副總經理屈之的，財務總監鄭小蘭都不是代表合作方四川省廣電廳的。在廣電廳為百事中國出具的證明中，后兩者一位是廣電廳的退休職工，一位是四川百事的外聘人員，“那兩人全部是胡的哥們，整個董事會被胡奉憲控制了”，百事中國的一位高層人士稱。

　　類似的事情也發生在上海百事。2002年初，百事中國稱其和中方股東均接到檢舉信，指控陳秋芳及“上海百事”管理層涉嫌從事嚴重的財務違規、違法行為。為此，百事聘請了普華永道進行初步核查，結論令人震驚，許多證據印證了所指控的行為。當百事中國在總部安排下組建的審查組試圖進駐上海百事時，遭到和成都一樣被拒絕的結果。

　　陰謀論

　　在胡奉憲的眼中，百事的變化始自1999年。那一年，朱華熙走馬上任百事中國區總裁，負責中國內陸、香港和臺灣的業務，常駐香港。在百事之前，朱曾經在上海惠而浦、亨氏任職。他在商界的業績“乏善可陳”，一位業內人士稱。

　　在強勢的朱華煦上任后，百事明顯加快了中國市場的步伐，現在中國市場已經是百事全球棋局中的一枚重要的棋子，百事近年來中國市場的增長率一直位居于全球增長前5位，2003年，百事在中國市場首度贏利，銷售收入達到8.5億元，贏得了百事年度最佳銷售地區獎。與此同時的是市場份額的上升，全國的市場占有率從1997年的14%到現在的22%左右，“7年前，競爭對手是市場的絕對統治者，而現在他必須把我們作為一個強有力的競爭對手來看待”，朱華煦說。

　　在合作伙伴眼中，百事變得霸氣十足。在臺灣的董事會上，胡曾對新的銷售區域劃分提出不滿，“劃區應該符合就近銷售的原則”，百事中國區負責人的答復是，“沒什么科學性，就這么定了！”。

　　百事在財務上采取了更為嚴格的審查措施。在四川的促銷活動中，百事每贈一個飲料就要消費者簽字。1999年濃縮液漲價后，百事改變了廣告費按照銷售量直接返還的方式，將廣告費的投入包含在濃縮液價格中，然后百事再將廣告費的60%返還給灌裝廠。“增加廣告費返還前的審核程序，改變過去以企業的審計報告作為返還依據，要企業提供原始憑證，明顯就是不信任我們”，胡奉憲說。

　　同樣聲稱有這種感覺的還有上海百事。“一副趾高氣揚的架式，動不動就是跨國公司，動不動就是國際慣例，甚至比國內企業還要官僚”，上海百事的內部人士稱。

　　在2003年“兩會”期間，陳秋芳提出了一份名為《關于加強外資企業運行中存在問題的管理與監督的提案》，指出“對有些外資企業日常運行中暴露出來的因確保外商單方面利益而造成的對于我國國家利益及其中方合作伙伴利益的侵犯，應保持警惕并應有及時的有針對性的法制措施及執行，以防范利用外資過程中某些消極因素的不正當蔓延。”

　　提案中列舉了外商投資者利用轉讓定價等手段轉移利潤，以及一些在對外開放之初進入中國的外資，借中國加入WTO之機否定歷史契約，企圖超越合同章程和國家有關政策的約束，謀取單方利益等問題。

　　他的論據是重慶和北京百事。據稱北京百事合資，百事成為大股東后，北京百事很快開始虧損。而同四川百事一塊起步的重慶百事，到2001年已經虧損了6000萬人民幣。“虧損越多，中方越要放棄股權”。

　　另一個罪名是打擊民族品牌。重慶百事曾經擁有知名的民族品牌“天府可樂”。但在合資后，這個品牌從此消亡。1998年，胡奉憲向百事提出發展四川百事的自有品牌的茶飲料，直到今日仍然沒有實現，而百事的說法是自有品牌的飲料需要百事國際批準。

　　在四川的獨有合同中，百事與四川在合同中約定，為四川發展自有牌號的飲料，“自有品牌的飲料顯然與百事的品牌展開競爭，百事怎么會同意呢？”，馬宇說。

　　在去年雙方爭論最厲害的時候，據說一個四川省領導發話，要槍口一致對外，不準廣電廳再吭聲，這是行政命令。

　　朱華煦的回答是重慶和北京百事過去兩年都已處于盈利之中。

　　解決

　　朱已經下定決心：一定要換掉這個合作伙伴。

　　他實在搞不清楚，和他面對面坐著談判的這個人究竟代表的是他自己的利益，還是中方的利益。

　　“審計被拒”最終讓百事鐵下心將四川百事告上法庭。2002年8月1日上午8點55分，一輛依維柯客車停在了四川百事公司的西門口，5男一女走下車來，走在前面的一位中年男子對保安說，“我叫江關安，國際百事公司人員，來查賬”，保安同時要求另外5人登記身份，但遭到拒絕，四川百事保安隨后以沒有履行公司必要的登記手續為由將6人拒之門外。

　　“我們甚至無法到自己的合資公司查賬？”百事傳播總監楊美虹說。8月1日前，百事曾經5次向四川百事發傳真要求查賬，收件人為“總經理”，然而，四川百事均以查無此人退回，據說胡奉憲自稱根本就沒有收到傳真，總經理難道沒名沒姓？而在此之前，百事中國總經理李春佳也收到了來自四川百事的傳真件，上寫有“寫上你的狗名”。

　　百事選擇了訴訟。一天后，百事中國一紙傳真通知發到四川百事，將四川百事告上了斯德哥爾摩，提出解散合作合同的仲裁要求，“就是現在這個合作伙伴已經沒有辦法合作下去，必須要換，仲裁是唯一的解決辦法”，朱華煦說。

　　“法律是一個最有效的手段”，朱說。百事中國剛剛拿到了斯德哥爾摩的一個獨立判決，可以進入四川百事查賬；但他并不認為四川百事會真的對此買帳。

　　與胡奉憲一樣，百事同樣對上海公司總經理陳秋芳交了底牌。百事不愿意看到上海、南京、武漢三家公司完全被陳秋芳控制，而百事無法插手，“上海甚至比四川對我們的挑戰還要大，華東市場三個公司啊！”，百事中國的一位高層人士稱。

　　2002年3月5日，陳秋芳接到了來自百事(中國)的解聘通知。一個月后，陳秋芳在上海申請勞動爭議仲裁。陳要求百事(中國)投資有限公司撤銷終止雙方聘用合同及終止調派協議、委派協議的決定并繼續履行合同、支付工資、賠償損失等。三個月后，上海市仲裁委作出裁決，百事繼續履行對陳秋芳的聘用合同。此后，百事提出上訴，上海市靜安區法院維持原判。

　　然而，通過換人實現對合資公司的“清洗”已經是百事非走不可的一步棋。朱華煦發誓要把官司打到底。“我相信中國的法律”。上海市中級人民法院已經接受對陳秋芳勞動仲裁的發回重審。

　　對于上海百事中方股權間的糾紛，“任何股權轉讓我們有優先權，我們關注股權轉讓優先權如何行使，另外中國合資法是不同意自然人作為合資伙伴的，陳秋芳及姐姐、姐夫是三個自然人，個人是不可以成為合資企業的合資者的”，朱華煦強調說。

　　在朱看來，停供濃縮液也是一個辦法，但現在仍然沒有到停濃縮液的那一步。

　　事實上，在政府的斡旋下，談判還在繼續。“我可以接受承包，可以進行股權的收購，但不能用仲裁來壓我們，不能因為我現在處于劣勢就便宜的賣出去”，胡奉憲稱。

　　“我們極度愿意解決問題，打官司對我們沒有好處，受害的是我們。但胡提出了只有.COM時代才會想出的天價，這是根本不可能的”，朱明確表示。

　　對手已經開始了反撲。2001年9月，可口可樂在四川下線了具有標志意義的第10億瓶可口可樂，發起了“紅色市場沖擊”行動。600名員工出動將嶄新的海報張貼出來，可口可樂的產品被擺在了柜臺最顯眼的位置上，形象代言人張柏芝也“亮相”成都。9月底，可口可樂在四川的市場占有率從先前的30.6%刷新至48%。

　　“陳秋芳和胡奉憲都是非常有本領的人，但是我希望他們能夠將本領用在百事系統以外”，朱華煦坦言。-

　　GE :在訴訟以外，四川的糾紛是否考慮過用其它的方式來解決？

　　朱華煦(以下簡稱朱):我們的目的是解決問題，目的不是法律訴訟，但是我們嘗試了很多年都不可能來解決，所以才會用法律的途徑。我們從2002年年底也一直在跟四川政府談，談了很久，現在仍然在談，但是很遺憾，還是沒有辦法解決。在沒有解決之前，我們還是不會放棄繼續仲裁，繼續談判。

　　我們2002年一開始時就說，我們并不是對四川或者成都的消費者或者市場沒有興趣，是我們對這個合作的伙伴這些年合作之后完全失去信心，絕對不能再合作了，要不另起爐灶，要不就換一個合作伙伴，如果換不了，唯一的辦法就是解散合作，唯一解散的辦法就是通過仲裁。

　　商業的辦法有很多，但主要的問題是看對方的誠意。對方提出回購股份或者承包，絕對可以這樣解決，但內容是什么呢？就是誠意了。比如關于價格的問題，取決于三個指標，第一現在的銷量，第二是現在的利潤，第三就是對將來發展的預估，

　　而對方提出的價格是無論如何也算不出來的價格，是以倍數來計，不是多了百分之幾十，而是多了幾倍。

　　GE :控股裝瓶廠是不是百事最終的目的？

　　朱:我們沒有控股方面的具體打算。我們這個行業，我們在全球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模式，就是不在裝瓶廠商控股，只是特許經營權，而在中國，我們其實稍微變了全球的模式，因為在中國我們沒有辦法找到一個好的合作伙伴。找這個合作伙伴其實很簡單，有三個方面的條件，首先要有財務方面的能力，愿意長線投資；第二要有經營能力；第三就是要將這個行業做為重點經營。

　　GE :陳秋芳曾經在兩會提案中指出，在控股后，百事會通過轉移定價的方式反而讓合資企業走向虧損，如何看這個問題？

　　朱:我們如何轉移價格呢？我們每一家灌裝廠都是同一個價格；另外就是做虧損公司也不會成立，

　　我們灌裝廠系統中除了規模小的，基本上全部都贏利，500萬標箱以下都達不到保本點，超過500萬，到1000萬的全部都贏利。我們行業很簡單，有規模就賺錢，沒有規模就不賺錢。

　　我們今年最賺錢的企業是深圳，這有兩個前提，第一是按每箱算，第二就是財務報表我能夠審計。但是上海百事我現在還沒有審核財務報表。深圳的中方已經合作了21年，那么多年中方也換了2、3次，大大小小矛盾也不少，但是總的還是能夠解決問題，關鍵是誠信。-

　　GE :在與百事的糾紛中，您認為最難突破或者關鍵的問題在哪里？

　　胡奉憲(以下簡稱胡):問題的解決核心就是有關合作企業的股權、管理權和控制權的問題。由于控制權的原因，就導致了股權和管理權的問題。股權大，控股，可以這么做；但你在這個企業只是個小股東，中方控股、中方管理，這在合同中是約定清楚了的，其它解決這種問題的途徑非常多，但有一個基本條件，就是必須符合商業規范，符合雙方利益保證的原則。

　　GE :與百事打這場不等量的官司，您有信心贏嗎？

　　胡:在很多人看來，我們目前與百事之間的沖突是一場不等量的較量，但事實上，在法律面前，我們雙方是平等的。如果這場官司繼續打下去，那么會有這么幾個方面的情況：一個就是由百事公司為他們提前終止合作賠償巨額損失，我們有法律和充分的理由就這個問題提出反請求；第二就是按照正常的商業規則和國際慣例買斷或者承包合作企業。

　　但是如果讓我來預見的話，我還是希望雙方消除誤會，溝通情況，向前看。

　　GE :百事在中國處理合作伙伴，有無需要檢討的地方？

　　胡:百事在中國處理合作伙伴經歷了五個階段，1借岸登陸，借助與當地企業的合作，搶在可口可樂之前取得進入四川市場大門的鑰匙：生產許可證；2借體發展，百事對當地市場發展前景仍然心存顧慮，因此采取了有限投資，只承擔有限風險的策略，利用中方的力量發展自己的品牌，并要企業暫不分紅，全力拓展市場占有率；3等到百事的品牌做大做強后，就利用企業體制上的障礙，通過“搞定一個人，就搞定一個企業”的手段，達到低成本控制企業，實現單方利益最大化；4如果這個人不能輕易收買或者恫嚇，就轉而打擊合作企業的成長和發展，從而謀取低價收購；5如果還是不能夠得逞，就不顧企業仍然有15年的發展時間，要提前終止合同，奪取合作企業多年打造的品牌價值和強大的銷售、網絡和渠道。

　　GE :對于雙方未來的合作，您認為還有基礎嗎？

　　胡:我仍然認為這種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從百事公司的方面來講，他們首先應該派真正懂得發展，持有全球眼光，承認歷史的人來了解目前存在問題的實質，用利益共享的原則來解決雙方的沖突，我們跟總部沒有聯系，我不愿評價百事公司的新的中國策略，因為我們也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不是10多年前的政策，我認為中間層在處理百事公司中國新戰略的方法上有問題，畢竟雙方的合作還有15年的道路沒有走完，我們在市場上的投入是為了未來15年，甚至更遠的發展，沒有道理要解除合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