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同樣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大國，如何造就一大批能與大型跨國公司一決高下的世界級企業

　　□呂離項文

　　…在17世紀80年代的印度，僅孟加拉的卡辛巴扎爾城就每年生產200萬磅生絲，僅西古 吉拉特邦一地的棉紡織工人每年就生產出口300萬匹布。相比之下，歐洲最主要的生絲產地墨西拿每年僅出口25萬磅生絲，而歐洲最大的紡織業，萊頓的“新布業”，每年僅生產不到10萬匹布。在整個近代早期，世界工業的中心是亞洲，而不是歐洲。亞洲也是最強大的國家的所在地。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君主不是路易十四或彼得大帝，而是滿清皇帝康熙和莫臥爾大帝奧朗則布。

　　貢德·弗蘭克，《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

　　這已經不是那個昔日的世界中心了。但是，它今日發生的變化，又令世人再次矚目。

　　時間始于1947年。在不列顛殖民者結束對印度次大陸98年的統治之后，在標榜“自力更生”的印度國大黨政府統治下，一股已經存在數百年的商業力量開始在印度重新崛起。

　　這是一批早已在印度家喻戶曉的名字——塔塔，貝拉，瑪法特拉斯，薩拉拜……這些以家族命脈延續著印度工商業傳統的古老家族，早在殖民者來到之前，就已經是傳統印度經濟中最活躍的力量。他們的血緣大都可以追溯到古代印度種姓制中的吠舍階層，他們主要從事著印度經濟中引以為傲的棉紡織業和金屬制造業。

　　1950年代以后，尼赫魯政府不遺余力地推行保護國內工業的政策使這些古老的企業家族重新恢復了活力。他們仍然集中在紡織和金屬行業。一度，他們掌控的企業占了印度經濟總量的15%，生產的產品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所有方面。企業照例由家族的族長掌管，當族長死去，家族王朝被子孫代代繼承下去。

　　借助強大的政治關系，一批印度版本的洛克菲勒帝國在他們中間迅速膨脹起來：安巴尼、貝拉和塔塔家族是其中最顯赫的名字。那些背景深邃的豪門或新貴家族獨攬政府頒布的各種生產許可證，并左右產業政策的制定，使競爭機制完全失效，它們生意興隆，而且甚至不必理會消費者的需求。這是一個從大君時代(Maharajahs)和種姓制度中走出來的國家，它的社會仍然習慣于對各種特權安排溫馴地低頭服從，盡管如今的特權階層已經不再是過去的婆羅門祭司。

　　進入1990年代，家族王朝創始人的后代幾乎在一夜之間發現自己面臨著一個突然出現的巨大挑戰：如何讓手中的生意脫胎換骨，在全球化的新世界中維持昔日的輝煌局面？經濟全球化的狂潮和印度鄰國的飛速發展讓印度感覺到了壓力，于是，接替式微的國大黨上臺執政的印度人民黨開始明確地向自由市場模式過渡。政府著手拆除保護性的稅收和制度限制。至少在名義上，家族生意將失去原來享受的保護傘；跨國資本持續不斷地涌入，侵蝕著過去屬于他們的領土，其強大的競爭力使原先習慣了閉門“自力更生”的印度企業毫無反抗能力；更加開放的市場還使外來資本向家族內部滲透，家族繼承人發現他們對企業的控制力已開始明顯削弱。

　　在過去10年中，由于不能及時轉型，有眾多的古老家族帝國已經沉沒或者正在沉沒。幸存者是那些反應迅速的家族，他們開始采取從前聞所未聞的行動。1991年，在阿南德·馬辛德拉繼承其父親傳下的全球第五大拖拉機制造企業Mahindra & Mahindra后僅6個月，由于不滿工人懶散的工作方式，他威脅說如果不提高效率，便扣發工人的獎金。被激怒的工人們沖入阿南德的辦公室，把他扣押了三個小時。經過艱難的交涉，這位哈佛商學院MBA出身的年輕企業家出乎意料地堅持告訴他的工人：在今天的印度，將不再有免費的午餐。工人們的反應同樣出乎意料：他們妥協了。從那以后，Mahindra & Mahindra的生產率提高了兩倍。

　　然而，如何評價幸存者的勝利是個存在爭議的問題。跨國公司指責說，眾多的印度企業仍然享受著政府的保護，而他們則成了犧牲品，慘痛的教訓至今記憶猶新：1990年代初，20多家跨國公司因為政府朝令夕改而卷入各種曠日持久的法律糾紛之中，大約有40億美元的工程中途夭折。而那些依靠政府背景起家的公司仍然如日中天，例如安巴尼家族的Reliance集團。

　　安巴尼家族自己拒絕如此理解。在它的新一代掌門人穆克什和阿尼爾兄弟看來，家族事業的新成就來自于其父輩的宏偉構想和他們卓有成效的執行。而如今，Reliance又在改革公司治理結構，大搞業務多元化，從舊經濟中抽身，以難以想象的高速向電信、生物技術、生命科學和服務業擴展(詳見《安巴尼帝國》)。

　　高科技制勝未來——這已經成為世人皆知的陳腔濫調。而印度似乎已經真正搭上了這班快車，它甚至有可能成為第一個以知識、而不是自然資源和簡單體力勞動實現增長的發展中國家。

　　印度在軟件業的成就早已不是新聞。廉價、有效率的程序員和軟件工程師在網絡泡沫之前就已為印度賺下了名聲。不過，如果我們對印度高科技產業的理解還停留在這一水平就太膚淺了。現在，數以百萬計講英語的工程、商科和醫科專業人才正迅速地進入全球的新經濟網絡，以難以察覺的方式進入和影響著西方世界的運作。

　　“印度一直都擁有聰明和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才，”未來研究所的技術分析師保羅·薩佛說，“現在，印度人已經率先向網絡空間殖民了。”在印度的技術中心班加羅爾，IT工程師的人數(15萬人)比硅谷(12萬人)還要多。信息系統公司(Infosys)、Wipro已經是全球知名的一流IT公司。

　　印度高技術人才的“看不見的手”在信息世界里已經幾乎無處不在：當華爾街進入夢鄉，地球另一側的印度分析師正開始忙碌地消化紐約證交所上市公司最新發布的財務信息，為下一個交易日緊張地準備報告；他們為像摩根大通、友邦保險和美國運通這樣的公司追蹤信用卡用戶的財務信息，分析借貸者和投保人的健康或財務狀況，以評價他們的業務風險；他們即時處理著雷曼兄弟和波音公司網站上的交互信息；他們甚至為美國郵政局和食品檢驗機構分析處理數據。

　　麥肯錫預測，印度的IT服務業在未來的5年中將增長5倍，成為一個年出口額570億美元、提供400萬人就業、為印度GDP貢獻7%的巨型產業。如果印度經濟在未來幾年中進入像中國那樣的高增長，它將在不久的將來把中國甩在后面。

　　這與哈佛大學商學院教授塔倫·凱納和麻省理工學院副教授黃亞聲在《外交雜志》中的觀點不謀而合。在《印度是否能夠取代中國？》的文章中，二人認為印度已成功地培育出一大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在“比中國強大得多的支持私營企業的基礎設施”的幫助下，在國內企業家成為民間英雄的社會環境中，在長期內最終可能推動印度的經濟超越中國。

　　不過，如果我們把目光從那些設在印度的、科幻世界般的跨國公司研發中心上移開，就會看到一個仍然非常“發展中”的印度: IT服務業提供的就業人數不足全部勞動力的1%。印度的人均收入還只有480美元，其中有3億人日均收入不足1美元。印度的10億人口中有三分之一文盲。商業中心孟買的擁擠街道上布滿了貧民窟和垃圾堆，隨處可見露宿街頭的城市新移民。印度的官僚機構效率低下在發展中國家里也是突出的，大多數官僚機構臃腫、腐敗、無法正常工作，一樁商業合同糾紛會耗上20年。印度企業外逃資金數額驚人，其中藏在瑞士銀行的估計便超過了1000億美元。

　　就是這樣一個充滿活力和矛盾、同時擁有幽深歷史和廣闊未來的國家，造就了一批“目前能夠與歐美最好的公司展開競爭”的“印度象”。本刊選擇了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家企業來進行介紹，他們是代表印度企業“現在”的Reliance集團；代表印度企業“過去”的歷史悠久的貝拉集團；代表印度企業“未來”的Wipro。他們的創富傳奇以及隨后的轉型努力，正是在一個逐漸市場化的環境中如何與外資勢力翩翩起舞的過程。對于那些在與跨國公司的同場競技中長大成人的中國企業來說，這些“印度象”的個案故事無疑具有鮮活的“標本”意義。

　　印度模式及其轉型

　　從1947年印度獨立至1980年代末，印度經歷了被稱為“尼赫魯混合經濟模式時期”的第一個經濟時期。在這一時期，由國大黨上臺的印度總理尼赫魯宣稱：“我們正在努力建設一種新型的社會主義——一種在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國家的正統實踐之間的中間道路。通過這種社會主義，我們把人民引向繁榮新天地。”政府推行一種以國有企業為主導的公私企業并存的混合經濟體制。公私營兩種經濟部門共存，有各自的經營范圍。國有經濟主要集中于投資較大、周轉期較長、對國民經濟有著統治和支配的作用的經濟部門，在其他經濟部門則積極扶植私人企業。

　　在1990年代前的絕大多數時間里，執政的印度國大黨都奉行一種“自力更生”的發展政策。政府規定，凡自己能夠生產的工業品均不準進口，在印度的外資私人企業必須與印度合營。這一戰略下的印度國內消費品市場，大部分產品都是本國制造，并能輸出紡織、制糖、鋼鐵、化纖等產品和設備。但是同時，由于關上了進口大門，國產商品在國內市場上處于無需競爭的地位，質量和效率都日益下降。這一時期，印度是發展中國家出口值在國內生產總值中唯一比例下降的國家。

　　進入1990年代，印度開始從尼赫魯時代的舊模式走出，向市場經濟模式過渡。出現這種轉型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國際環境方面，包括中國在內的東亞經濟的迅速發展，促使印度重新思考印度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與模式。蘇聯、東歐社會主義的解體，無疑也迫使印度重新思考原來的社會主義色彩的發展模式。從自身的經濟發展而言，印度在1970-1980年代出現所謂“五低”現象：“計劃經濟效率低、私營經濟總量低、人民生活水平低、經濟增長速度低、發展模式效益低。”不僅沒有出現期望中的經濟奇跡，反而陷入3.5%的低增長率困境。從政治力量變化來看，一直扮演印度政治舞臺主角的國大黨因政績差強人意已如強弩之末，印度人民黨利用印度宗教力量，效仿老甘地的謀略和手法掀起印度教民族主義，逐漸取代國大黨成為印度第一大黨。

　　印度的經濟改革始于總理拉奧執政時期的1991年。拉奧對經濟政策進行了被認為是“大刀闊斧”式的“實質性改革”，包括取消大部分工業許可證制度；修改壟斷法，縮小國營企業的經營范圍；并引進自由競爭機制；加大對外開放，將內向型經濟轉為外向型經濟；調整外貿政策，促進印度經濟的國際化，等等。經過改革，印度在諸多方面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經濟增長突破了傳統的老牛式的緩慢速度。根據印度官方統計，1992-1997年GDP年均增長率達到6.8%，2002年增長4.3%，2003年預計增長7%，大大超過了1951年至1980年期間3.5%的年均增長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