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說過這樣的話：如今書出得多，但能夠讓人一口氣讀下來的書不多，能夠讓人讀第二遍的書就更是屈指可數了。

　　魯思明、馬平合著的《百年大轉折———日本經濟發展紀實》一書，最近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我用了一個白天加半個夜晚狼吞虎咽地讀了第一遍，而后又用了一周的時間細嚼慢咽地讀了第二遍。

　　掩卷之后，我覺得后悔，為什么不早點讀這部書稿呢！書稿是李輝先生推薦我看的，因為忙別的“活兒”，看了一眼題目，隨手就放到了一邊，一耽擱近兩個月的時間。可是當我走進這個“后明治維新”的歷史，我忽然發現這是一部值得為它放棄所有的“活兒”的有價值的好書。當然，這部書的價值來源于這段歷史的價值。歷史的價值就在于歷史常常能夠為現實提供許多借鑒。

　　一

　　明治維新成功，日本即開始向外進行擴張，它通過甲午戰爭簽訂的《馬關條約》，從清王朝勒索賠款達2億兩白銀，為其快速踏上壟斷資本主義，進而邁向軍國主義道路奠定了基礎。

　　二戰之后，日本國內經濟幾乎崩潰。日本廣大民眾在極度恐慌和饑餓中掙扎。為了挽救經濟，1947年在大選中獲勝的社會黨宣布：“下屆政府必將完成將國家結構從資本主義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工作。”社會黨的片山哲內閣開始推行將肥料、煤炭、銀行等產業收歸國有，然后再將范圍擴大到其他私營企業的社會主義政策。要從廢墟中復興，最重要的是實行國有化。然而，僅僅一個《煤炭國家管理法》出臺之后，片山內閣就在一片反對聲中垮臺了（壽命不到9個月）。看來，國有化并不適合日本的國情。

　　民自黨吉田茂組閣之后，采取了穩定經濟的方針。這實際上是一個以治理通貨膨脹為主要內容的“要求全體國民勒緊褲帶”的緊縮政策：一方面停止發放資金，另一方面則要增加稅收，以使預算均衡。嚴峻的緊縮政策，使得市場一片蕭條，中小企業相繼倒閉。為了緊縮預算，政府首先從國鐵開刀，解雇了9．5萬名工人。最多時失業人數高達43萬，造成了社會的動蕩。

　　作者詳細地描述了這一段驚心動魄的歷史，而后用一種極平靜的語氣說：“控制通貨膨脹避免不了所謂的穩定危機。”控制通貨膨脹必然帶來失業。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有一箭雙雕的效果。

　　緊縮的效果是一點一點呈現出來的。戰敗之后，四年間日本的物價上升了150倍。到了1949年秋天，物價開始穩定了。作者真是高明，寫一個國家的物價穩定，他選取了一件極小的事情（當年刊登在一家報紙上的一篇特寫）：小偷入室，盜竊現金。小偷認準了鈔票而不偷東西，這說明通貨膨脹已經得到抑制，通貨的信用開始恢復。

　　作者是使用數字的高手。他是通過日本的一位著名經濟學家下村治的目光來審視這一串串數字的。當時，下村治正患病在床。作者真實地寫道：

　　一個即使因肺結核躺倒在病床上也不讓自己休息的人。他一邊盤算著如何用可以到手的一點點少得可憐的營養來恢復體力，一邊又在仔細地閱讀著大藏省送來的調查月報一類的材料，貪婪地搜集和整理著貨幣發行量、設備投資額和消費支出等各種數據。對于他的大腦來說，這就是營養。此時的日本經濟如同一個重病患者，那些數字就像這個重病患者的脈搏。也許是同病相憐吧，躺在病床上的下村治，滿懷著對“經濟增長”的期望，悄悄而又仔細地為日本經濟號脈。

　　一個躺在病床上的經濟學家，透過民間設備投資的數字，捕捉到了經濟騰飛的征兆。于是，作者所開列的那一串串枯燥的數字就變得生動了。

　　二

　　與下村治相反，社會上多數輿論對這種空前繁榮持批判態度，認為繁榮過度便物極必反，造成新的蕭條。對于因產業活動高漲而引起的原材料進口增加，國際收支持續惡化的狀況，他們更認為極端危險。表面情況也是如此。1956年14億美元的外匯儲備因進口而銳減，到1957年夏便減少了5億美元。

　　對此，當時的岸信介內閣也認為發展過頭了。經濟企劃廳發表的1956年度的《經濟白皮書》宣稱：經濟恢復階段的增長已告結束。“現在，作為恢復經濟的能力已消耗殆盡。”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銀行開始釜底抽薪。1957年下半年到1958年上半年出現的釜底抽薪措施，使經濟發展勢頭一落千丈。人為的遏制，導致了增長力的萎縮。

　　究竟應該緊縮，還是應該發展？作者又讓數字說話了：從1950年到1955年，聯邦德國的民間設備投資高達9％－12％，經濟增長到令人驚異的地步。民間設備投資率高，經濟增長率就高。日本的民間設備投資率與聯邦德國差不多，在聯邦德國發生的經濟增長同樣能夠在日本發生。

　　作者告訴我們，重要的是投資，是民間而不是政府的資本的投入。只要基于民間活力，放手進行設備投資和技術革新，供給力便會有所增加；而政府則必須創造出需求這種供給力的環境。也就是說，要使經濟增長和發展成為現實，還必須依靠政府妥當的財政金融政策，以對有效需求加以適當調整。

　　這個10年計劃，7年后，也就是1967年就超額完成了。國民生產總值超過原計劃目標的41％。個人工資自1961年以后都是逐年按10％的比率增加，到了上世紀60年代末，遞增率已超過了15％，實現了充分的就業。收入的增加掀起了規模空前的消費革命，人們在旅游、體育、娛樂方面的開支大幅度增加。在教育方面的開支更大，日本開始步入學歷社會。

　　三

　　讀到這里，不知為什么，忽然讓我想起了鄧小平的那句名言：發展是硬道理！

　　我不知道作者的專業是文學還是經濟學。他們那么嫻熟地使用數字，引用經濟學的理論、概念，可是也沒有忘記人物，他們把所有的人物都置于社會變革的大背景下，用新聞特寫的方式生動地描繪了一幅幅“后明治維新”時代的眾生相，有政治家、企業家、經濟學家，也有作家和工人、農民。于是，枯燥的經濟發展過程就變得有血有肉了。

　　比如，在寫池田作為戰敗國的大藏大臣訪美時，住在華盛頓一家很古老的下等旅館，一天的住宿費是7美元，它正好面對美國財政部。池田和宮澤同住一個雙人間。晚上，他們盤腿喝清酒，就著自帶的咸菜。筆墨雖然不多，卻展示了戰后日本的一個國家的蕭條。

　　再比如，在敘述“后明治維新”所創造的輝煌時，作者寫了一個過去用醬湯下飯的農民，“他們開始出門旅游，走出了這個小小的村落，先后到了在大阪、東京，聽說他們還想走得更遠些。”寥寥數筆，勝過成堆的經濟指數。

　　時間一晃而過，僅僅20年！日本的商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各個角落。隨著日本國內經濟的發展壯大，它的汽車銷到了汽車王國美國。到了80年代，更不得了，日本公司竟然到美國爭購偶像式建筑———洛克菲勒中心。此時此刻，高傲的山姆大叔倒吸了一口涼氣！1978年8月，曾任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所長的羅伯特·韋森教授寫道：“對于那些注意商業新聞的人來說，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日本的經濟制度是世界上最成功的。”隨之，一批批的美國經濟學家、企業家和新聞記者絡繹不絕到日本探訪“東洋奇跡”的奧秘。

　　當然，日本人靠的并不只是勤奮。眼光深入的觀察家們可以看到：日本人節儉，特別喜歡儲蓄，即使低利率也是如此；銀行里似乎有貸不完的錢，而這些錢往往在政府的鼓勵下貸給大企業集團和有特殊關系的人；這些靠國民儲蓄資金不斷發展起來的大財團拼命擴大生產力，占領海外市場，因為出口生意實在太興旺，似乎全世界都在消費日本商品，所謂“有路就有豐田車”便是實證……

　　四

　　正當日本人躊躇滿志，就像北京人所說的那樣找不著北的時候，日本這根神奇的鏈條突然在90年代中期一下子崩斷了。以出口為立國之策的日本，這時才發現國外市場并不是疆域可以無限擴大的樂土，一批強勁有力的對手在龍騰虎躍般地瓜分它的領地；銀行的信譽突然亮起了紅燈，投在房地產、股票以及其他項目上的巨額貸款，成了永遠也收不回來的壞賬、呆賬；接著，北海道拓殖銀行、最大的長期信用銀行、山一證券等幾家歷史悠久的大銀行、證券公司的相繼倒閉和崩潰。造成了金融危機，泡沫破裂給其國民帶來嚴重損失；以“終身雇傭”而自豪的公司，也不得不把一些人的飯碗砸了；擔心失業的雇員省下每一元錢積蓄起來，每個家庭能省就省下來，能不買就暫時不買，造成消費更加不振，市場一片蕭條，而蕭條的市場又把一大批企業推進停產、半停產的困境……

　　原來被認為是完美無缺的鏈條，現在似乎在每一個環節上都出現了問題。

　　如今日本正在反思中力圖苦苦掙脫困境。而此時，從太平洋的彼岸卻傳來了得意的笑聲。2000年10月，設在日內瓦的世界經濟論壇對各國的“增長競爭力”排隊，美國榮居榜首。獲此消息，一位美國記者喜不自禁地寫道：“想想吧，就在11年前，日本是埃茲拉·沃格爾寫的《日本成為第一：美國人學習經驗》一類書中的偶像；今天，這個書名可能該倒過來：《美國成為第一：世界學習的經驗》。”還有今年6月21日，美國權威的《福布斯》雜志公布了每年一次的世界巨富排名，共排列了538名富翁，他們的財富總額超過了1．73萬億元，高于法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在排名前10位的人中，美國占了8人，沒有1位是日本人；而在亞洲地區排名的前10位中，日本人占了4位，而中國香港也占了3位。

　　讀《百年大轉折———日本經濟發展紀實》，總讓人有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好像自己就是那個時代的人。游蕩著的偶然因素與沉穩的必然因素，難得的機遇和敏銳的目光，非經濟因素和經濟法則的對抗，社會的殘疾與康復，物欲的覺醒與靈魂的嬗變，變幻莫測的國際風云，作者把最重大的事件和最細小的情節交織、攙和在一起，奇妙地牽拽著你的情緒和思想，讓你為一個異國的已經成為歷史的經濟演變過程而擔憂、焦慮，而寬心、歡樂，就好像這個過程正在你自己身邊發生。

　　凱恩斯說過：“經濟的發展如同人類的呼吸，時而繁榮，時而蕭條，時而擴張，時而緊縮，誰都無法改變。”

　　經濟發展的規律是無法改變的，重要的是掌握規律，順應規律。

　　中日兩國是近鄰，日本戰后經濟發展的歷程，與中國開放后走過經濟改革道路有許多相似之處，也有不少可借鑒的地方。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相信，《百年大轉折———日本經濟發展紀實》的出版，能夠給正在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的人們帶來一定啟示。（9F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