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記者　歷志鋼　本報記者　徐可強　上海報道

　　“主要是農商行追求利益最大化與支持三農沖突。”2003年12月27日，在杭州舉行的浙江省深化農村信用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對于放棄農村商業銀行而選擇農村合作銀行的緣由，浙江省副省長、浙江農信社改革試點領導小組副組長陳加元如是解釋。

　　2003年12月30日，銀監會發布了國務院批準8省市農信社改革實施方案的消息。浙江正是其中之一。該省也是此次行動中，擬組建農村商業銀行或農村合作銀行最多的試點。雖然浙江不少農信社已經符合農村商業銀行的條件，但它們依然更多地選擇了農村合作銀行作為自己的發展模式。

　　浙江的選擇

　　“主要是農商行追求利益最大化與支持三農沖突。”2003年12月27日，在杭州舉行的浙江省深化農村信用改革試點工作會議上，對于放棄農村商業銀行而選擇農村合作銀行的緣由，浙江省副省長、浙江農信社改革試點領導小組副組長陳加元如是解釋。

　　另一方面，組建農村商業銀行不僅可能失去信用社的優惠政策支持，也可能脫離信用合作系統，使得全省難以形成完整的體系。“在一個省范圍內統一實行一種產權制度，有利于改革的整體推進，平穩實施。”《浙江省深化農村信用改革試點實施方案》（下稱《方案》）認為。

　　截止到2003年6月末，浙江農信社各項存款余額2235.47億元，貸款余額1628.75億元，與去年同期相比分別增長了21％和21.65％，實現利潤7.9億元，同期的不良資產率為12.65％。農信社在省內的經營規模僅次于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其存款規模接近浙江省內十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總額（2240億元）。

　　這個不折不扣的“巨無霸”的成長，受益于浙江鄉鎮企業的發達。《方案》統計，2002年年末，農信社農業貸款余額和鄉鎮企業貸款余額分別占該省金融機構該兩項貸款余額的92.26％和79.79％。

　　基于此，浙江省選擇自己的改革方案時，采用了農村合作銀行這一介于農村商業銀行和農信社之間的模式，即不實施純股份制的農村商業銀行，而是“只實施單一的股份合作制”。

　　根據方案，浙江省81家農信社將被分為3個層次進行改革：一是組建農村合作銀行，在經濟發達、城鄉一體化程度高、信用社資產規模較大的縣市，組建20家以上的農村合作銀行。

　　第二，實行縣級聯社統一法人。這個層次的農信社有40余家，主要在人口較稠密、信用社經營狀況較好、帳面資能抵債、符合條件的地區實行。其中20余家規模較大、效益較好的農信社，將積極創造條件在“適當時候再逐步改組為農村合作銀行”。

　　第三，暫且保留兩級法人體制。主要針對其他10余家資不抵債、嚴重虧損的信用社。對此，下一步的主要任務是進一步完善合作制，待條件成熟后，“爭取在2006年底前全部實行縣級聯社統一法人”。

　　在具體的操作上，農信社改組也將被分為3批來實施：

　　春節前，將選擇蕭山、義烏、樂清、瑞安、溫嶺和龍游6個縣（市、區）的農信社改組，其中3家為農村合作銀行，3家為縣級聯社統一法人。

　　2004年上半年，完成10家左右農村合作銀行和20家左右縣級統一法人聯社的組建工作；完成10余家暫時保留兩級法人體制的縣（市、區）信用聯社合作制規范工作。

　　到2004年底，基本完成其余30余家縣（市、區）的農村合作銀行（10家左右）和一級法人（20家左右）組建工作。

　　按照將信用社管理交由地方政府負責的改革要求，浙江將成立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以下簡稱省聯社）。省聯社將在此前的浙江省信用合作協會的基礎上，由縣（市、區）聯社、農村合作銀行入股籌建，根據《浙江省農村信用社聯合社組建方案》，其注冊資本金不低于1億元。

　　該方案顯示，根據浙江省信用社不同的組織形式和資產規模，入股出資也將分3個檔次：第一檔（農村合作銀行）為200萬元，第二檔為100萬元，第三檔為50萬元。社員不論出資額多少，其權利和義務平等。鑒于“省聯社不對公眾辦理存貸款等金融業務”，“其經費來源繼續按信用社年收入的5‰收取管理費”。

　　在具體管理上，由于國務院規定地（市）級不再設立聯社或其他形式的獨立管理機構，浙江將在省聯社成立以后，在所轄的11個市設立省聯社的派出機構。

　　不完全改革？

　　“這次改革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一位參與某省改革的人士說。“我國的金融監管體系、尤其是針對中小金融機構的監管體系還不夠完善。”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部研究員陳劍波認為，即便是農信社資產質量不錯的浙江省也會面臨這個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建立分散的監管框架，真正給予省政府一定的監管權。”同時他也提到了風險防范機制的完善。

　　在本次試點中，浙江通過建立省級信用社風險調節基金（重點化解困難信用社的歷史包袱，以及今后出現重大自然災害等所造成的信用社資源損失）和制定專向資金扶持政策（對信用社自身達不到發行和兌付專向票據條件的困難地區，通過安排專向資金或土地等資產，置換其不良貸款）來進行風險防范。但一位專家依然認為，“這并不能完全防范風險，如果真的出現風險，政府依然是最終的買單者。”

　　浙江銀行界的一位人士，從另一個角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以前的不良貸款主要來源于三個方面：政策風險、道德因素以及金融業管理水平低下。現在第一點有所改變，但是管理造成的風險還和以前一樣，遠遠沒有降低。”

　　他據此認為，目前中國的金融改革，往往落實到產權制度改革，而最重要的管理制度改革遠遠沒有跟上，“這個不是通過產權改革就可以解決的”。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副研究員馮興元指出，“中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這個）不是信用合作社的范疇。”他說，“信用合作社只在小的范圍有效，比如一個村落、一個鄉鎮，大家比較熟悉，可以通過互助的信用合作社來完成融資功能。”而這個功能實際上在中國的信用社中已經沒有明確的體現。隨著省聯社的成立，信用合作社的先天優勢可能不復再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