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紅茹

　　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12月8日透露說，“綠色GDP核算體系正在國家統計局與環保總局的聯合攻關之中，出臺后的綠色GDP核算體系將與現行的干部考核體系掛鉤”。以傳統的GDP計算方式來考核干部政績已經出現了很多問題，用“綠色GDP”來考核是否就能如我們所愿呢？

　　中國對官員業績的考核評估，從改革開放前的“又紅又專”，到如今的以GDP來考核，這兩大體系的轉變覆蓋了不同時代的價值觀。而不少地方的領導為了“政績”，眼中只盯著經濟指標，所謂“政績”就是“經濟增長”。正是這種政績觀，使得那些盲目、刻意追求政績的官員，將GDP放在了不適當的地位。

　　盲目追求GDP帶來的可怕后果已經導致了資源枯竭，而且帶來了巨大的生態災難。為官一任，誰不追求政績？斯德哥爾摩環境研究所與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共同編寫的《2002年中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環境問題使中國損失GDP的3.5%-8%。如果這個報告比較準確的話，那我們經濟增長所犧牲的生態成本是驚人的。

　　為了校正傳統GDP缺陷，世界銀行在1997年推出了“綠色GDP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用以衡量各國扣除了自然資產(包括環境)損失之后的真實國民財富。“綠色GDP”不是主張將一種東西計入GDP，而是主張將“另一種東西”從GDP中剔除。而這“另一種東西”就是“生態成本”。綠色GDP這個指標，實質上代表了國民經濟增長的凈正效應。綠色GDP占GDP的比重越高，表明國民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越高，負面效應越低，反過來也一樣。

　　隨著環境問題日益突出，中國也開始認識到“有增長不一定有發展”。黨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其中一項重要的經濟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到2020年力爭比2000年翻兩番。“綠色GDP”的深刻蘊涵，也就是要把握好“增長”與“發展”的關系。

　　如果用生態審計的標準來衡量地方領導為官一任的政績時，“綠色GDP”無疑是多了一把“生態尺子”，可以更加客觀、公正、全面地評價一個地方領導干部的政績。但“綠色GDP”在實際操作中是否能真正成為考核官員的政績標準卻值得商榷。

　　事實上，雖然國內外有許多學術機構在測算綠色GDP，中國也在制定綠色GDP核算體系，目前還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公布過綠色GDP。據說，綠色GDP核算有難以克服的技術困難，計算GDP的基礎是市場價格，市場價格只有在交易的時候才能產生，環境污染和資源損耗的價值量很難計算。所以，用“綠色GDP”來衡量官員的政績其實存在一定的難度和不客觀性。

　　綠色GDP標準對于大多數“小政府、大社會”的市場經濟國家也許普遍適用，但中國國情有些特殊。在中國，不僅是GDP中，任何政績標準都可能導致政府及官員追求政績的非理性思想。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政績不要和經濟增長掛鉤，要用一套綜合社會指標來考察干部：不僅要考核經濟指標，還要考核環境指標、資源指標、健康指標等；不僅要考核經濟的增長數量，還要考核經濟的增長質量；不僅要考核當代人擁有的財富，還要考核給子孫后代留下了什么。

　　我們打破了舊的自然秩序，如何建立新的平衡？從官到民，從制度到意識，應該換一種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