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時我真的獲得了和副總理對話的機會，我最希望做的究竟是我的采訪，還是我的傾訴？

　　本報記者鮑迪克

　　一個多月前，當我緊趕慢趕地寫下了1萬多字《直擊黃河水災》后，并沒有感到一吐為 快的輕松，相反，一種莫名的如梗在喉卻隨著公眾對這次水災逐漸淡忘而愈發地強烈起來。

　　2003年10月23日中午，我在河南蘭考完成了搶險堵口現場的采訪后，趕到了受災最重的山東東明。最初計劃找一家小餐館吃頓便餐后，打車去負責救災工作的民政局采訪。

　　計劃很快就發生了變化。因為餐館老板和出租車司機都向我“透露”：救災物資多數都發不到災民手中，至于救濟款，大多數災民更是一分錢都沒有領到。當聽說我是來調查救災真相的記者時，他們都免收了我的飯錢和車錢。我相信并不富裕的東明人是不會貼錢為東明抹黑的，我更相信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于是掉轉車頭，直接趕往受災的灘區。

　　路上搭車的當地人告訴我：災民一人只發了一袋方便面。

　　我問：一天一袋方便面怎么夠吃？

　　回答：不是一天一袋，是一人一共只領到一袋(此時災情已持續20多天)。

　　在黃河大堤的一處臨時渡口，遇到了許多正準備坐船回村的災民。“一人一袋方便面”的說法得到了證實。約1／3的被采訪者聲稱他們村子每人只發到了一袋方便面，不過也有的村莊每人還發了一袋面粉(除此以外，所有人都聲稱沒有拿到一分錢的救濟款或其他東西)——這證明了至少村一級的賑災工作存在問題。

　　次日在菏澤“抗洪辦”的一份簡報上，記者看到了一份關于救災物資發放情況的統計，記者發現這些官方數字比自己的現場估算至少多了一倍。更不平衡的情況居然是發生在官方數據之間，比如“救災辦”說“累計向災區投放資金147萬元”(其實就算全發下去了，攤到每個災民身上也不到10元)，而“捐贈辦”的資料卻顯示，10天前收到的捐贈現金就已經超過了2500萬元。

　　23日，結束了在大堤上的采訪后，為進一步了解被圍災民的生存狀況，記者搭上了一條開往大水中的農用小舟。岸上的人和駕船的農民都曾勸我去乘坐有關部門的沖鋒舟。但記者知道這樣將使自己的行動成為一次由地方政府安排的采訪，而且我知道，沖鋒舟同樣不是絕對保險。

　　因為僅僅一天前，記者在蘭考乘坐一艘沖鋒舟前往被洪水圍困的決口現場——35號壩時，便由于遭遇大風，大半個身子落入了波濤洶涌的洪流中。渾身泥濘和濕冷的我死里逃生到達壩上，一位正帶領幾位專家考察的河南防汛辦的副主任見狀頗為感動，便帶上了我隨他們考察。

　　于是記者因禍得福，不僅使原來準備的一些問題盡數得到解答，還從這些專家和權威們的私下交談中“偷聽”到了不少讓人匪夷所思的內幕，特別是“黃委會”與沿黃地方政府之間，對于黃河灘區和防洪工作中的博弈和微妙關系。

　　在船上和村子里接受記者采訪的村民，似乎同樣表現出了感動，他們說這是第一次看到沒有鄉干部或者是村干部陪同的記者。我也因此相信自己是第一個了解到他們真實情況的記者，但并沒有因此感到興奮，因為聽到的情況不允許我表現出任何的快意。

　　心中或許產生過一絲興奮的，是當我乘船回到渡口時，看到暮色蒼茫中竟然有近百名聞訊趕來、聚集在大堤上等待向記者傾訴困難和要求的灘民，甚至有人想留宿記者。早已習慣了錦衣美食的我只得推說次日再來。

　　次日中午，當記者再次來到渡口時，仍有數十人在等待。未及詳談，便沖過來十幾名拿著警棍的警察將他們轟走，說這是執行任務。

　　記者只得悵然而歸，但立刻就為自己的這一行為捶胸頓足，懊悔不已，因為我顯然高估了自己或者說是記者的威懾力——那天警察們的簡單粗暴并非是為了阻止我知道了什么真相，因為在我離開幾個小時后，回良玉副總理來到了大堤上視察災情。

　　后來不止一位同行對我說，如果我當時堅持呆在大堤上，將是惟一一名出現在視察現場的記者，想不采訪到回副總理都難。但我卻在想，如果當時我真的獲得了和副總理對話的機會，最希望做的究竟是我的采訪，還是我的傾訴？

　　于是我明白了自己至今如梗在喉的原因。

　　鮑迪克2003年主要作品：

　　《情深意重溫總理半年三引詩賦》《直擊黃河水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