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幣匯率問題還將在2004年繼續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構成潛在的壓力。而中國政府目前的金融改革是否能有效地減小這種升值壓力，將是明年的焦點

　　本報記者鈕鍵軍

　　持續了一年之久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并沒有隨著2003年即將結束而落下帷幕，在此次溫 家寶總理訪美的議程中，人民幣匯率問題依然是重要內容之一。

　　這場“人民幣匯率之爭”開始于去年11月。時任日本經濟大臣的鹽川正十郎在日本國會作證時，指人民幣匯率被嚴重低估，應盡快糾正這種做法，同時日本將在G7財長會議上把人民幣匯率問題作為主要議題提出。

　　鹽川這種論調和此前三四年日本政府提出的人民幣應該升值有著很大的區別。因為，鹽川提出要將人民幣問題提交到G7會議上解決，如果G7會議真的通過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決議，那么無疑人民幣將成為第二個日元，同時也將開始國際金融史上新的一頁——一個經濟集團公開干預一個主權國家的匯率制度。

　　因此，之后的幾個月里，世界媒體都將注意力聚焦在人民幣匯率制度上。但此后半年，人民幣仿佛被人們遺忘了。而G7財長會議也因為美國財長斯諾的不合作態度，并沒有通過像鹽川所預期的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決議。

　　但在6月末，美國的一個叫作“健全美元聯盟”的組織，突然提出了動用美國的“301條款”來迫使人民幣升值的動議，此舉瞬時使人民幣匯率承受了有史以來最大的升值壓力。因為一旦美國啟動“301條款”，那么中國對美出口將遭受沉重打擊，同時將引起國際骨牌效應，使中國整體出口面臨困境，繼而影響到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在此背景下，中國的各個經濟主管部門的負責人都紛紛站出來表示，人民幣并不存在升值壓力；中國政府也適時作出了擴大進口的決策，力圖通過縮減中國的外貿順差來緩和人民幣升值的國際壓力。而國家外匯管理局也試圖通過擴大中國對外匯的需求，從而化解由于外匯儲備的增加對人民幣匯率的壓力。

　　但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浪潮并沒有就此停歇下來，在9月，這一浪潮達到了最高峰，美國財長斯諾的亞洲之行被視為“匯率之行”，因為他此行的目的不僅是要求人民幣升值，同時要求中國采取浮動匯率制度。在他的議事日程上，明確提出要求亞洲國家都接受由市場決定的浮動匯率制度。

　　在這種背景下，斯諾和中國總理溫家寶進行了會晤，但得到的答復是中國將堅持目前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不變。

　　日本出于自身經濟的考慮，這次也不得不和中國站到了一起，反對美國推崇的浮動匯率制度。這就使得美國希望的要求亞洲國家統一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企圖落空。

　　而世界著名經濟學家羅奇和蒙代爾也紛紛指出，要求人民幣升值是一種錯誤的選擇。羅奇更稱，中國已成為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替罪羊。

　　斯諾訪華后，人民幣匯率問題逐漸淡出人們視野。一方面是美國財政部在美國國會作證時，聲明中國并沒有操縱人民幣匯率；另一方面，中國推出改革出口退稅制度政策，宣布從2004年起減少一些產品的出口退稅率。這一做法也有效地緩和了人民幣升值的壓力。

　　但之后中美貿易摩擦這個匯率背后問題開始浮出水面。10月底，美國商務部部長埃文斯訪華后，美國先后對中國的紡織品、彩電等產品實行新的貿易保護措施。而美國一位前商務高官則指出，美國這些措施根本目的還是迫使人民幣升值，因為美國國會里很多人士并沒有放棄要求人民幣升值。

　　因此，盡管很多專家認為，中國目前或者今后一段時期內不會改變人民幣匯率水平和匯率制度，但人民幣升值國際壓力還將存在很長一段時期。因為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政治背景并沒發生改變，美國政治團體為能夠在即將開始的美國總統大選中獲得選票，就必須抓住中國這個“替罪羊”不放。

　　而第一位向中國國內透露美國有意動用“301條款”迫使人民幣升值的高特兄弟律師事務所合伙人陶景洲則表示，為了獲得選票，布什總統很可能會在最后關頭，拋出“301條款”向人民幣施壓從而贏得大選的選票。

　　由此可見，人民幣匯率問題還將在2004年繼續對中國經濟的發展構成潛在的壓力。而中國政府目前的金融改革是否能有效地減小這種升值壓力，將是明年的焦點。

　　鈕鍵軍2003年主要作品：

　　《斯諾亞洲行頻頻“變臉”中國以硬對硬》、《迫人民幣升值劍拔弩張央行商務部緊急應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