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兩次思想大解放，媒體均發揮了急先鋒的作用

　　本報記者張立偉

　　提起“皇甫平”這個名字，人們或許并不陌生。12年前的1991年，從2月中旬開始，上海《解放日報》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系列評論文章，以極大的激情，鮮明地頌揚改革、 鼓動改革，犀利地破除了“新的思想僵滯”，沖破囿于市場經濟姓“社”姓“資”的詰難，吹響了新一輪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大潮的號角。

　　12年過后，2003年的歲尾，《財經時報》記者在上海的一家咖啡廳采訪了當年皇甫平系列評論的主要組織者和撰寫人、新聞界老前輩、上海《解放日報》原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人民日報》原副總編輯、中國社科院博士生導師周瑞金。

　　時值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25周年紀念日前夕，周瑞金認為，在經歷了三中全會、小平南巡兩次思想大解放之后，中國需要有第三次思想大解放。

　　第三次思想大解放在于黨的改革

　　周瑞金說，中國第一次思想解放是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前關于“真理標準的大討論”，把人們從個人崇拜、教條主義中解放出來，按照時代的發展，實事求是地解決自己存在的問題。

　　第二次思想解放就是1992年年初小平同志南巡前后，從體制上解決了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劃分，打碎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理論，提出社會主義首要目的是發展生產力，資本主義手段也可以利用，以三個“有利于”作為衡量判斷是非的標準。黨的十五大以及十六大，對于公有制和私有企業的明確，以及對私有財產的確立，都屬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范疇。

　　而第三次思想解放在于共產黨的改革，怎么改？“三個代表”思想宣布了一個題目——如何把革命黨轉變為現代意義上的執政黨，這需要新的思想解放。黨的領導方式、組織形式等是要推進的改革內容。

　　周瑞金說，黨的十六大報告要求改變黨的組織形式和領導方式，增強人民民主，這是政治改革的藍圖。一年來，胡錦濤總書記做出了努力，很多人把2003年稱為“胡溫新政”，積極穩妥地推進行政體制改革，提出了以人為本的執政理念，調整了只注重經濟發展的思維。新一屆領導人以行政改革推進政治改革，已有了一個很好的開局。

　　媒體應積極承擔思想解放重擔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發了全國范圍的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長期以來禁錮人們思想的僵化局面被沖破，也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

　　1991年農歷辛未羊年正月初一，皇甫平在《解放日報》頭版發表評論《做改革開放的“帶頭羊”》；3月2日，皇甫平又發表系列評論之二《改革開放要有新思路》；3月22日，第三篇文章又見諸報端，題目為《擴大開放的意識要更強些》；4月22日，皇甫平壓軸之作《改革開放需要大批德才兼備的干部》見報。不到一年，小平南巡講話，主題就是繼續深化改革。皇甫平的文章已洞察先機。

　　兩次思想解放，媒體均發揮了急先鋒的作用。記者問周瑞金：“現在回過頭看，自己如何評價當年以皇甫平為名發表的文章？”

　　對此，周瑞金表示，他只是在中國重要的歷史關頭，為推動改革不走回頭路起了一點輿論導向的作用。

　　他具體解釋說，20世紀90年代初期，針對1989年“六四風波”、蘇東劇變，國內很多人批評改革可能導致和平演變，提出中國國內的主要矛盾就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之間的矛盾。鄧小平看到了這種苗頭，找中央領導同志談話，表示應該推進改革，不要把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當作資本主義制度和社會主義制度來爭論。

　　1991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到基層參觀考察，宣傳他的這一思想。小平同志在上海考察時發表了一系列深化改革的談話，強調改革開放還要講，我們黨還要講幾十年，光他一個人講還不夠，我們黨要講話，要講幾十年。

　　“正是聽了小平同志的講話后，我就發表了那些文章，結果遭到一年多時間的批判。”周瑞金說，發表后受到的強烈批評是沒有想到的，甚至引起政治斗爭，當時中央舉辦反和平演變座談會，都不讓上海領導人參加。好在1992年，小平同志南巡，整個國家才從姓資姓社的爭論中擺脫出來。

　　總結那一段“挨整”的經驗教訓，周瑞金希望新聞管理者要有“三容”精神：“對人要寬容，要善待傳媒人，他們的思想壓力已經夠大的了；對思想要包容，鼓勵媒體創新；對工作要從容，特別是在出了一點差錯，挨了一點批評之后，對人與事的處理要從容一些，不要操之過急，匆忙做決定。”

　　媒體改革迎來第四階段

　　目前已不擔任領導職務的周瑞金坦言自己依然筆耕不輟，“比以前更辛辣”，他笑著告訴記者，他的理想是辦一份自己的報紙。他說：“如果允許民營資本進入媒體產業，法律允許民間辦報，我一定辦一份自己的報紙，這是我的理想。”

　　回顧中國媒體改革，周瑞金認為經歷了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撥亂反正階段，從十一屆三中全會到十二大，是回歸新聞本來意義的時期，“文革”期間，新聞成了徹底的政治工具，全是政治空話、套話，不允許報道社會新聞、災難新聞，不能刊登廣告。在這個撥亂反正的階段，周瑞金領導的《解放日報》，是中國第一個刊登事故報道、第一次出現商業廣告的報紙。

　　第二階段是從1982年開始的理論創新階段。改革開放引進了西方大眾傳播理論，引起理論創新，報刊從階級斗爭工具轉變為大眾傳播工具，媒體開始以向公眾提供信息為主，并增加了娛樂、服務功能。

　　這個時期，也是輿論監督最光彩的時期，渤海沉船事件的報道導致石油部長下臺，副總理受到批評；商業部、鐵道部、林業部等部部長都曾在輿論監督中下臺。

　　在此期間，周瑞金也曾三次受到批評，一次是《解放日報》刊載國家領導人漫畫；一次是老布什當選總統后，《解放日報》頭版頭條刊載，這也是中國第一次如此報道國際新聞；最后一次即“皇甫平”事件。

　　第三階段是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外延擴張階段。所謂外延擴張，就是1990年政府加強媒體報道管理后，一些黨報開始出版都市報、晨報、青年報等邊緣化媒體。這些報刊刊載大量實用性、娛樂服務性強的新聞，迎合讀者口味。這個時期出現了所謂主流黨報之外的很多大眾媒體。

　　這個階段里面還包含一個技術革命，90年代初的激光照排技術的出現，讓中國媒體告別鉛與火，從而讓中國媒體的發展速度有了一個飛躍。

　　而現在，媒體改革正迎來第四階段，媒體管理走向市場化、法制化。現在外資和民營資本開始進入中國報刊經營領域，香港泛華和《人民日報》的子公司成為第一個合資媒體發行公司；香港TOM公司參股北京三聯書店；南方報業集團被允許跨地域投資，與光明日報社出版《新京報》；上海文廣集團《第一財經日報》也將出版，這將是第一家報紙、電視、電臺規模化的多元媒體。

　　但周瑞金認為，盡管媒體經營逐步市場化，但真正的媒體改革還沒有開始，更不存在新聞改革。目前所做的是通過行政方面的改革，影響媒體產業發展的法制化，并逐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