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綜合

　　乞丐也“與世界接軌” 老外遭遇英語行乞

　　重慶，在從解放碑家樂福到羅漢寺不到100米的人行道上，兩個老外遭遇乞丐的騷擾。

　　一男一女兩老外拿著一張地圖在指指點點，用英語簡單的交流后，記者帶著這兩位從瑞典來渝游玩的客人向羅漢寺走去。剛到小十字路口，突聽這位瑞典女士驚呼起來：“WHATAREYOUDOING（你在干什么）？”記者一看，一長發披肩的小乞丐正抓住瑞典女士的手在叫喊：“MONEY，MONEY（錢，錢）！”兩老外掏了一張5元的人民幣，遞給這位不速之客。

　　同樣的現象在各地上演。在長沙，“職業乞丐”何剛入行已3年，“每天至少有50元的進賬，多的時候能夠達到100元，而且又不累。家里修了兩層樓房，供兩個小孩上高中，還買了手機呢。”何剛得意地告訴記者；在北京，乞丐收入高于“低保”；上海，有些乞丐日收200元，不亞于白領；福州，乞丐最高日入2000港幣，還將10元臺灣版硬幣送記者留念，每周到超市換400-600元零錢的不在少數。

　　千余乞丐深圳過“肥年” 個個賺得“盆滿缽滿”

　　經濟發達的深圳，更是幾乎所有乞丐們心目中的天堂勝境。

　　每年兩節，數百萬國內外游客齊聚深圳，拉動了深圳假日旅游經濟的繁榮。就在各商家笑逐顏開之際，深圳的乞丐們亦個個賺得“盆滿缽滿”，過了一個“肥年”。

　　知情者透露，深圳世界之窗、歡樂谷、民俗村及錦繡中華等客流量最大的旅游景區，早已被幾個“丐幫”瓜分。且為公平起見，各“地盤”實行“每日輪流換崗制”，以視公平。此外，野生動物園、海洋世界、青青世界、仙湖植物園等其他人流量大的旅游景區，都是乞丐的聚集地。

　　每年新年，仙湖弘法寺幾十萬香客云集，成為乞丐們的“風水寶地”。僅初一當日，仙湖植物園通往寺里的盤山公路上就有乞丐200之眾。斷腿腳者有之，侏儒有之，拖兒帶女者有之，年邁老者亦有之。十多里盤山路上，乞丐們“上躥下跳”，糾纏香客，最多一日竟能進帳數百元，港幣可占2成。

　　據知情者介紹，年三十至年初三，及元宵節那天被乞丐們譽為“黃金期”。因為中外游客最多，尤其粵港游客眾多。又遇過年喜慶日子，為圖好意頭大都不愿與這些乞丐糾纏，給幾塊到幾十塊就當發“利是”。

　　這些“獨具慧眼”的乞丐們來自全國各地，一到過年更是“拉幫結伙”籠絡家鄉同伴來深圳乞討。新年期間，深圳乞丐有千余眾，按省份來分門結派，多有組織依靠，需上繳“人頭稅”。

　　深圳乞丐配手機 讀英語速成班“充電”

　　據一位治安警察介紹，某次派出所打擊“三無”人員，抓了20多名行乞者，其中9人配有Ｃａｌｌ機，3人配有手機。看來現代乞丐也跟上時代步伐及時配備現代化通訊工具了。中國入世，各行各業都在講國際化全球化，丐幫亦不落伍。深圳這個地方香港人多，外國人也多，在這里行乞，光懂普通話不能適應“業務”發展，還要會講點粵語，說點英語。來自丐幫內幕消息說，有“上進”的乞丐，討夠了錢，也會去參加粵語英語培訓班“充電”。

　　乞丐“充電”是為了更便于乞討，這份“上進心”，讓人贊賞不是，同情不是，施舍不是，拒絕也不是。乞丐也要打假，其中確有一些人因生活極度貧困而靠乞討為生，但現在的“丐幫”絕對是被異化的群體，他們伸手露丑（蓄意暴露老弱病殘）不是為解困而是沖著“致富”來的，他們把人的同情心濫加利用。相當多的乞丐好逸惡勞，他們熱衷于街頭行乞，是因為乞討的錢來得太容易。有順口溜為證：“外出乞討轉三年，給個縣長都不干”。

　　城市乞丐出現職業化傾向

　　在畸型的物欲刺激下，乞丐也正在“集團化”，大乞丐控制病人、小孩、老人，人們的同情心在某種程度上是在助紂為虐。如今的“丐幫”絲毫不見金庸筆下丐幫的江湖情調和人格尊嚴，只有虛假的卑下和填不滿的欲望。懶加欲，很可怕的結合，他們成為寄生在社會里迅速擴散的病灶。一些乞丐不再是被憐憫者，而是追討者，他們死纏硬磨，追著人要錢。據悉，深圳某公司職員領客戶游覽深圳，被一名小乞丐攔住，職員給他一毛錢紙幣，他朝上面吐了一口唾沫，反手把它貼在汽車的玻璃窗上，理直氣壯地說，“你們當老板的給員工發工資也有個最低標準吧，我們當乞丐的也不能什么錢都要，我們的最低標準是五毛錢。”

　　20世紀90年代以來，成千上萬的青壯年農民工涌向經濟發達的城市，這也誘導了農村中的老弱病殘者。面對生活的困境，他們選擇到城市行乞，其中不少人把乞討當作“職業”。最繁華的商業地段，最惹眼的除了叫賣商品的小販，就數跪在破墊子上的乞丐了。來自河南省民權縣51歲的鄭寶生，已經在這一帶行乞多年，每月幾百元的乞討收入支撐著他一家六口人的生活，“我們不偷不搶，靠別人自愿給，沒什么丟人的。要說收入，我比村長還強，在家種地能掙多少錢？”靠行人5角1元的施舍，鄭寶生除了吃飽肚子，每月都能給家里寄上一筆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