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冬:制造業產能過剩暗藏貿易戰隱患
本報記者錢琪香港報道
一個人發燒了,所有人都明白他的狀態。
而經濟過熱了,明白的人都為此爭論不休,因為經濟分“局部”還是“全面”癥狀各異。經濟學家們也如會診的醫生,爭論此起彼伏。
瑞士銀行第一波士頓亞州首席經濟學家陶冬,較早開出“無通脹過熱”的方子,現在他提出將“無通脹”三個字去掉,而換以“經濟全面過熱”——這是一個激烈的觀點。
他解釋道:“中國的問題主要是投資過熱,帶來制造業產能全面過剩以及新一輪的不良貸款的產生!
制造業產能過剩
《21世紀》:看一個社會經濟體,判斷它是否全面過熱的標準是什么?
陶冬:可能是消費過度,投資過度或政府開支過度,而中國這次過熱表現在幾年后制造業產能的極度過剩。
中國制造業的擴張是全方位的。我剛剛在國內走了一圈,舉個例子,化工行業,以上海為中心包括浙江、江蘇等地,上下200-300公里范圍內,化工企業遍地開花。
最明顯的是鋼鐵產業,中國現在鋼鐵生產量是2億噸,中國對鋼鐵的需求現在是2.3億噸左右,2003年前10個月鋼鐵進口量為3100萬噸,F在擴張的鋼鐵企業都盯著這3000萬噸。
身處這個行業的人并不認為投資已經過熱,因為都賣的出去。但實際上,現在是在需求的頂峰和供給的相對谷底,需求最強勁的時候,今天能賣得出去,不代表3年以后還賣得出去,今天的價格也不代表3年以后的價格。
產能過剩的情況在很多行業都存在,估計產能短期會翻一番的行業包括鋼鐵、電解鋁、汽車、手機、聚乙烯、紡織、紡織機械、港口集裝箱等。其它產業產能不至于翻番,但不少也會漲20-50%。
《21世紀》:你認為中國經濟過剩會在什么時候出現?
陶冬:2-3年以后,以現在的擴張速度來講,中國大量產業會出現產能過剩。中國在今后10-20年期間,需求增長的非?,但產能增長的速度可能要遠快于需求的增長。如果沒有新的進一步的產能增長,供需在2010年也許會重新平衡,但在2005-2006年肯定會出現一次相當規模的產能過剩。一些經濟學家說中國的需求剛剛開始,今后還會相當強,我認為從長遠來講,沒有錯。但是經濟發展有周期性規律,經濟發展的周期性變動是一個規律,挑戰這個規律就象挑戰地心引力,跳得越高摔的越重。
《21世紀》:這聽起來有一些危機的意味。
陶冬:目前還談不上危機但有一點值得重視的是,目前中國制造業產能的擴張和90年代東南亞的擴張有很多相似之處,比如貨幣發行增長嚴重超過GDP加上通貨膨脹、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在25%以上、實施固定匯率、外資大量涌入、房地產泡沫此起彼落,這和當年的韓國也有很多相似之處,應該警惕,極度的信貸擴張必然會帶來極度的投資,如果這個投資不能夠產生合理的回報,那就是一個投資泡沫。
中國制造業這輪產能擴張與韓國、東南亞危機唯一不同的是,當年韓國、東南亞固定資產投資用的是外債——外國信貸,而我們這一輪的投資主要用的是內資,是國內信貸。即便是外資也以直接投資為主。如果用外國信貸,那外國銀行一抽銀根,就死定,就會出現一個急性爆發的“猝死”現象;而中國的信貸擴張歸根到底是國內信貸,相對來講政府在中間會有一個比較大的調控空間和干預能力。但是這并不能夠證明中國就不存在一個類似東南亞當年急速擴張所帶來的投資泡沫。
銀行面臨挑戰
《21世紀》:你認為經濟過熱背后的深層次原因是什么?
陶冬:我認為目前的投資增長速度是不可持續的,一定會有一段調整。投資增長過快反映出兩個比較大的問題:一個是信貸增長過快、貨幣發行過快(這涉及到人民幣匯率問題);另一個就是原材料價格上漲過快。
去年和對沖基金經理聊天,他說有兩個穩賺不賠的炒法:一個是美元兌日元,一個就是原材料價格。而世界原材料價格提升背后只有一個原因,就是中國在大量進口。
中國的很多投資都是2002年的第四季度到2003年的二、三季度上馬的,而且很多一開工就演變為騎虎難下的局面:不收縮,產品滯銷變不良貸款,收縮則變成不良資產的速度更快一點。
過熱投資如果不及時制止,長遠來講即有可能產生新一輪的不良貸款,對中國的金融體系以及今后2-3年內金融體制的改革攻堅戰都有非常深遠的影響。
《21世紀》:中國銀行體系將再次面臨挑戰?
陶冬:銀行是這一輪過度投資的主要支柱。從90年代后期到2002年4季度,銀行在信貸上實際很小心,但也相對帶來企業投資不足的現象,在這之后出現了一個爆發性的信貸擴張,2002年4季度已經開始。
當然外資投資也是產能投資的一部分,尤其汽車行業很明顯是外資炒起來的,石化行業外資也涌入不少。但外資充其量只占到總固定資產投資的10%,剩下的90%還是來自中國的銀行體系。
《21世紀》:投資降溫,看來要從銀行入手?
陶冬:信貸擴張有幾個原因,除資本價格扭曲和銀行自身問題。另外一個問題是人民幣政策造成的,大量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順差以及國際熱錢的流入,而匯率不變就導致貨幣發行失控。央行在債券市場上為此作了一定的對沖,但效果不是很好,債市規模有限,對沖能維持多久也不清楚。實際上如果人民幣政策不變,壓貨幣發行有一定的難度。而中國的投資對息口一向不太敏感,加息也未必管用,我認為在不影響金融穩定的前提下,人民幣應該加快向盯一攬子貨幣轉移,適當時候不妨適度升值。外匯政策是貨幣政策的一部分,處理不當不僅貿易受影響,國內經濟也受影響。
《21世紀》:中國目前是否存在通貨膨脹問題?
陶冬:中國的通貨膨脹率目前是3%,但這不需要擔心,中國作為一個以制造業為重心、服務業急速擴張的發展中國家,通脹在5%-7%以內都是可以接受的。但由于原材料價格的上漲,實際上現在已經到了瓶頸狀態,這個問題對今后中國經濟的走勢會帶來相當大的影響。
貿易戰暗中升溫
《21世紀》:中國的這一輪經濟過熱對國際貿易、國際政治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陶冬:短期中國需求呈急速擴張態勢,這體現在下到國際原材料市場中的大單子上。世界經濟在2002年增長率為2.7%,其中中國貢獻了1.1%美國貢獻為0.6%。如果沒有中國需求各國的日子肯定更難過。
但中期中國則是產能過剩。這一輪的過度投資和過去幾次的投資不太一樣。過去基本上是以房地產為主,象當年的深圳、海南島;而這一輪投資擴張中,房地產業只是一個分支,主旋律是制造業的產能擴張。
某種意義上講制造業是一個“可貿易”產業。產能過剩,至少比房地產多一條出路,就是外銷(外國說傾銷)。比如DVD產能過剩的最終體現是美國人只花29美元就能從沃爾馬搬一臺中國DVD。
這有兩層含義:一是一個產業如此擴張后肯定有人要垮掉。松下DVD20年前很紅,現在沒了,索尼DVD也不賺錢。
第二個可以預見的是3年以后的貿易戰要比現在大得多。全球鋼鐵產能在過去10年間的增長是零,而這期間中國鋼鐵產能增長了3倍。以目前的擴張速度來看,3-4年后美國鋼鐵業將全部被封殺,歐洲的鋼鐵業會全軍覆沒,日本和韓國的鋼鐵業能夠活下來,但利潤率會急速下滑。2010年中國將從一個汽車進口國變成一個汽車出口國。鋼鐵業、汽車業在美國國會里勢力非常大,當底特律、芝加哥感受到中國的威脅時,貿易問題就會進一步成為政治問題。
中國的投資熱和貿易熱是全球化趨勢的一部分,有中國成為世界制造業中心的影響,但之后所帶來的全球性就業機會的再分布則是政治性現象。從企業來講,為得到最大利潤,一定會選擇成本便宜的地方設廠,這也是過去10年來中國出口、外商直接投資企業(FDI)大增的原因。
從經濟上來講這是符合邏輯的,但經濟和政治并不在同一平臺上。在美國選舉中,摩托羅拉沒有選票,中國的襪子也沒有選票,而美國在制造業上丟掉工作的,以及在媒體上看到就業機會消失的上億美國選民有話事權,帶來經濟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兩者之間的對立。
2004年中國經濟軟著陸
《21世紀》:我們再回到中國自身的問題上,中國經濟發展瓶頸主要體現在哪些地方?
陶冬:中國經濟發展所需要的部分原材料可以通過進口解決,但有些東西卻未必能進口,比如說電力、交通。中國是煤炭第一大生產國,而現在煤炭都供不應求,原材料、能源、電力、食品、交通等這些因素都會對明年的經濟產生制約,出口利潤大幅度被原材料價格的上漲所侵蝕,出口商們花在找船位上的時間比他搶訂單的時間還要多,這就是瓶頸。也就是說新一輪經濟擴張尤其是固定資產的投資擴張已經到了和出口、消費等國民經濟命脈爭養分的地步。
《21世紀》:你認為政府應該如何幫助中國經濟突破瓶頸現象?
陶冬:估計政策的主旋律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積極財政政策、穩定的貨幣政策、擴大內需等。短期之內,政府收緊銀根的可能性不大。但估計信貸在2003年第4季度因年中檢查下滑后,在2004年上半年會出現新一輪擴張。但瓶頸現象的出現將使得經濟無以為繼,出口面臨大幅滑坡,2004年中經濟政策上出現調整的可能性我認為是相當大的。2004年軟著陸是政策上一個比較好的選擇,過度投資現象還沒有達到一發不可收拾的地步,政府目前還有比較大的話事權。同時全球經濟是處于一個上升的周期,不論是對中國還是世界來講,中國經濟開始降溫還不至于帶來極其嚴重的后果,F在收一收,距離2008年的奧運會、2010的世博會還有足夠的時間,經濟可以進入新一輪周期。
《21世紀》:軟著陸將在中國帶來什么樣的經濟表像?
陶冬:軟著陸并不是要把一切都降到零,而是拉回到一個可持續發展的軌道上,比如說最近信貸的增長稍微出現了一個下滑趨勢,從21%降到20%。但這還不夠,信貸增長應該控制在15%以下,貨幣發行應該控制在16%-17%,這是讓人感到比較安心的數字。在這個情況下電力、交通等基本上可以和經濟的擴張同步增長。
《21世紀》:作為經濟學家,請為我們描述一下未來2年的中國經濟狀況?
陶冬:投資的硬著陸,GDP的軟著陸,消費的不著陸,這是今后2-3年內最可能出現的現象。
中國經濟未來三道門檻
《21世紀》:高盛發表報告,預期2039年中國經濟將趕超美國,這聽起來很鼓舞人心?
陶冬:中國經濟的前景非常樂觀,這點沒有人懷疑。但我不贊成直線式的預測,因為中國經濟今后還有三個比較大的門檻:第一個是金融改革,做得好不好,結果完全不一樣,今后2-3年這個檻已到了非邁不可的地步;第二個是從出口到內需的一個轉型,這個檻日本沒有邁好,如果在1980年按照線性預測,預測日本經濟,現在日本經濟應該已經超過美國了。我個人認為,中國的轉型可能比日本要容易一些,但這仍然是個檻;第三個是2020年前后中國人口老齡化問題,以目前的中國人口結構和產業結構,2020年就會出現勞動力捉襟見肘的現象,社會負擔以幾何級數上升,需要提高社會生產率和轉變經濟結構來進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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