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鄭子軒北京報道

　　10年來的實踐經驗表明，完善的轉移支付制度須以明確界定各級政府間事權財權為前提，建立在徹底的分稅制財政基礎之上。

　　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指出，要“進一步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加大對中西部地區和民族 地區的財政支持”。

　　此外，胎動已久的《財政轉移支付法》也透露出一個明確的信號：未來幾年，我國將通過科學劃分中央與地方的事權，逐步建立一套規范化的轉移支付制度。

　　要確定支付標準

　　中央財經大學教授、著名財稅專家王雍君認為，經過近十年的發展，雖然財政轉移支付的數額不斷擴大，但卻未能建立起一套設計科學、操作規范的政府間轉移支付制度。

　　由于財政轉移支付的基準是與增值稅和消費稅相掛鉤，分稅制中仍然保留了相當大比重的體制補助。一般轉移支付中為保持地方既得利益的稅收返還和補助的數額偏大，而真正用于縮小地區經濟發展差距的數額又偏小。

　　受中央可支配財力的限制，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的撥付和使用有時運作不夠規范，某些使用環節缺乏有效的監督，于是便導致不同地區貧富差距的拉開，“富者越富，窮者越窮”。

　　專家認為，國家對各個地方的稅收來源、財政支出、公共物品需求量等因素作出合理的界定和測量，并在此基礎上，根據國際上通用的轉移支付的定義，計算出某地區所需要的轉移支付額(即為該地區的標準化財政支出與財政收入能力之間的差額)，作為支付標準，使補助的透明度和轉移支付資金的利用效率得以提高。

　　“這就需要按照公共物品的層次性來規范各級政府間的事權范圍。”國務院研究室宏觀經濟研究司副司長叢明說。

　　轉移支付過程中政府間事權劃分不清、財權與事權不統一、職能交叉和職能滯后的矛盾似乎“與生俱來”。

　　據了解，從80年代初開始實行中央、地方“分灶吃飯”的財政體制以來，上級政府出政策，下級政府出錢，以及在某些支出項目的安排上，上下級政府互相推諉的矛盾長期存在，反映出各級政府間的職責權限不夠明確。這種狀況直接造成了轉移支出資金的無效利用。

　　叢明認為，建立有效的立體化轉移支付模式是解決上述矛盾的重要途徑。

　　欠發達地區的擔憂

　　事實上，橫向轉移支付同樣會面臨到現實的難題：現有國稅與地稅分離的狀態，無法調動經濟發達的地區對欠發達地區平行轉移的積極性。

　　王雍君教授告訴記者，一些經濟發達地區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難免帶有不平等的色彩，欠發達地區在得到發達地區的援助時，所付出的有形成本和無形成本都是巨大”。

　　采訪過程中記者了解到，不少欠發達地方對政策性轉移支付(即建設資金的轉移支付)頗有擔憂。按規定，享受財政轉移支付的建設項目需要符合一定的規模標準。一些地方官員表示，在欠發達地區，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的往往是一批中小項目，它既達不到國家級項目建設標準，也達不到省級項目建設標準，轉移支付幾乎為零。

　　地方對于財政轉移支付的另一個擔憂，是項目建設資金要逐級配套的政策制度。一些地方官員們對此的看法是，財稅改革把大量的財政資金都集中到上面去了，地方要搞建設的資金就會越來越少，配套起來很困難。

　　正因為如此，有些地方即使爭取到了項目建設資金的轉移支付，但又急于配套而出現挪用資金的情況，造成公務員和教師工資欠發。在對邊遠貧困地區，財政不能正常運轉的情況都有可能出現。

　　云南省的探索

　　據了解，針對財政轉移支付中存在的問題，云南做了一些具體探索。云南省財政廳廳長趙鈺介紹說，結合省情地貌，省里正在考慮把一些項目捆綁成一個大項目往上報，比如水利項目、基礎設施項目等。

　　他表示，云南的省級財政轉移支付大都不看項目大小，主要看工作的性質和方向。例如文教衛生，就不一定是大項目。

　　紅河州委書記楊光成與西雙版納州委書記黃建國認為，財政轉移支付不能拿一個框框硬套，邊疆民族地方與內地不能一刀切。他們說，民族地區多以山地為主，不太可能有很大的項目。國家應研究一套專門針對民族自治地方的政策，讓其自收自支，休養生息，滾動發展。或者，項目不管大小，只要是符合產業政策、有市場前景的，就應該可以享受轉移支付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