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莫菲上海報道

　　12月24日，證監會發布年報信息披露準則的修訂稿。

　　依照修訂稿要求，上市公司年報必須披露前十大流通股股東全稱、持股種類和數量及關聯關系；增加披露注冊會計師對公司關聯方占用資金情況的專項說明；以及披露公司違規 擔保總額、占公司凈資產的比例等。市場評論認為，市場操縱與上市公司暗箱運作的空間由此將被大大壓縮。

　　此舉也為2003年一系列的監管制度建設劃上了句號。

　　敏感的市場人士早已發現，過去一年，股市上少了“暴風驟雨式”的事后查處，多了監管新制度、新規定的出臺，就在這種“和風細雨”中，中國證券市場的“防火墻”正在悄然成型。休養生息與放權

　　大部分市場人士把股市連續三年的下跌，歸咎于過往“監管風暴過于猛烈，監管政策脫離國情”。

　　2003年初，在全國證券期貨監管工作會議上，履新的中國證監會主席尚福林坦承證監會以往監管工作存在“拍腦袋”的隨意性失誤，并強調“監管必須三統一”，即“堅持改革的力度、發展的速度要與市場的承受程度的統一；堅持監管職能和監管方式要適應市場發展的要求。”

　　這一表態意味著證監會將由過去“暴風驟雨式”集中性監管，過渡到平和，且致力于制度建設的監管方式，使市場得以休養生息。

　　“證監會主要工作就是監管，問題在于不能僅僅依靠行政手段監管，必須依法監管、依靠制度監管在先。”申銀萬國研究所副所長楊成長認為：“監管三統一的思路在今年證券市場監管中得以充分體現，成為證券市場發展的主基調。”

　　一系列新規章制度在2003年下半年應運而生：

　　此外，在2003年9月召開的證監會派出機構工作座談會上，尚福林首次提出“整合監管資源、構建綜合監管體系，增強監管合力”的監管思路。

　　在市場人士眼中，以往證監會把所有監管職能攬于一身，權力幾乎涉及到任何與證券活動有關的事情。但這種大包大攬的行政監管方式十分不利于證監會的有效監管。

　　“證監會掌控部分本不屬于它的權利，實在是因為當初國內市場機制、中介機構不發達，缺少必要的市場監管手段。”楊成長認為，“證監會已充分認識到此點”，并開始逐步“放權”。這也是2003年以來，證監會、證券業協會、交易所等監管部門職能開始重大轉變的原由。

　　在這一前提下，證券業協會的職能也正在逐步向真正的行業自律組織轉變：“建立100多家券商與200多家投資咨詢公司的公信力披露平臺；對從業人員資格加強監管；開展業界培訓；為會員單位做好承上啟下的溝通與協調”。而交易所的監管工作是針對會員的交易行為，對交易帳號、席位實時監管；于此同時，證監會開始“釋放”那些由市場主體之間相互約束可以達到有效監管的權利，例如，新發審制度及即將出臺的保薦人制度。“角色”難題

　　“保護投資者利益；保證市場公正、效率和透明；降低系統性風險”是國際證監會組織定義的證券市場監管三大目標。

　　時隔一年多，在廣夏、東方電子、ST紅光、大慶聯宜等上市公司虛假陳述引發的民事訴訟潮中，仍沒有一件案子通過法庭正式判決而結案。投資者能夠保護自身的法律武器似乎依舊薄弱。

　　更令市場困惑的是，一方面，證券市場的稽查隊伍正在不斷壯大，另一方面，稽查和嚴管的效果卻差強人意，往往在公布監管部門進駐上市公司調查的消息之后，就音訊全無，即使少數公布調查結果，也實在不能與監管部門投入的大量精力、人力成正比。

　　上交所研究中心主任胡汝銀認為：“證監會的監管難題是與生俱來的，關鍵在于證監會天生角色‘錯位’，它更多地具有政府色彩，事實上已經成為政府的一個具有政治級別的部門，而不是一個專司證券監管職能，獨立于政府序列的監管機構。”

　　雖然，在1992年10月中國證監會成立之初，其形式被界定為一家不納入政府系列的事業單位，但在實際運作中，證監會已成為國務院下屬的“正部級”政府機構。

　　這與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的監管地位是完全不同的。SEC的五名委員直接向美國的立法機構，即國會負責，它獨立于政府，也獨立于證券業界，與紐約證券交易所、證券業協會等組織沒有任何行政隸書關系，超脫于黨派利益與政府利益。SEC的唯一任務是保證法律實施與證券市場健康運行，處罰每一違規行為。

　　胡汝銀認為，“證監會在誕生之初，就注定了要在其監管有效性問題上重重打上問號，作為政府機構，證監會的業績考核并不完全依照市場標準，由此造成的影響是，監管者會基于政治激勵監管，而非專業激勵監管。”

　　胡汝銀認為，監管者受市場各方制約，其監管性是復雜的人際關系與政治機構力量平衡的結果。業內對此有非常形象的比喻，“證監會是監管權利既大又小的矛盾體”，證監會作為中國證券市場的主管部門，權利非常大，大到以監管代替市場行為，越俎代庖；而當證監會要對某些“來頭大”的違規公司進行嚴罰時，卻又因遇到種種阻力而難以施行。

　　為了保持證券市場穩定這一頭等目標，或滿足特定需求的政府任務，證監會可能無法對某些違規行為進行調查或作出處罰，這是業內不言而喻的“秘密”。

　　如此一來，即使擁有一套健全的監管制度，還是發揮不了正常作用。監管者應有的“尖牙利齒”被完全包裹起來。

　　此外，交易所、證券公司等高層管理人員的任命均由證監會直接或間接任命或推薦，監管者滲透到被監管者中，這樣，當監管者面對被監管者違規時，變得相當難以處理。

　　這在稽查立案與處罰輕重的隨意性、法律實施的不透明中表現得一覽無余。重構設想

　　“要監管者做到真正有效監管，必須重新構造與調整目前的證券監管體系。”胡汝銀認為，“包括調整政府、監管機構與市場參與者之間的關系。”

　　“現代上市公司結構治理、券商結構治理固然重要，但目前最要緊的是做好監管機構的結構治理。”

　　這需要在更高的層面——國家治理層面上恰當地重新確定證券市場監管機構的地位，準確界定監管機構的責任，最終使市場監管機構獨立于政府序列。

　　業內人士的共識是，重構證券市場監管體系是目標，是長遠方向，但這股推動監管體系改革的動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