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國外相比，中國專業人才的缺口很大，不僅是國際化的律師、會計師等缺乏，更重要的是具有專業基礎的管理人才奇缺。而專業素質方面，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差距更甚。職業操守方面，國外專業人士很受尊敬，他們敬業，具有很高的職業操守。社會形成了很強的約束機制來規范他們的職業行為。

　　對于他們來說，不專業、違規付出的代價很大。安然事件就是典型例子。在專業素養 方面中國的專業人士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也有很大差距。專業素養分成兩大類，一類是硬件，是從事某種職業的基本素質，如會計會做賬是最基本的。國外對于從業資格要求很嚴，如醫學博士要見習5年才能具備醫生資格，因為這是人命關天的大事；另一類是軟件，包含溝通能力、戰略眼光和團隊工作能力等。在西方的認識中，大部分職業，都要與客戶溝通，客戶是上帝。專業人士需要耐心了解客戶需求，而國內專業人士常常欠缺這種能力。項目管理能力方面，在美國硅谷，最好的IT人才不是程序員，而是系統架構師，前者通常大多數是中國人和印度人擔任，而后者大多數來自美國本土。

　　此外，中國的專業人士往往缺乏團隊合作能力，單打獨斗，協作起來就不行了。中華職業精英網總裁汪維綱認為中國在培養專業人士方面還有很大差距，其中主要有：從文化上來說，中國文化講究塌實。國外小孩從小就參加很多課余活動。從小小孩子唱圣歌，表演，沒有人限制他們，而且不崇尚“雞頭文化”。在美國，企業被收購不是丟臉的事情，關鍵在于效益。而中國缺乏這種精神，提倡要拿100分，一定要分出輸贏，要勝出別人。在教育方面，美國教育大多比較獨立，培養人才是市場導向，學生找不到工作，就沒有人給學校捐款。大學以素質教育為主，研究生再學專業技術。

　　中國是分數教育，單一教育，很多人發展不平衡。而且，美國國內政策比較寬松，辦教育的門檻不高，備案就可以做，僅MBA就有500多個項目。而且學校教育模式比較科學。學生可以挑戰教授，教授也可以說自己對某個問題一點都不知道，學術氣氛非常寬松。汪維綱認為，中國的專業人士還沒有形成規模，沒有得到重視，也容易在社會大眾中被同化而迷失自己，失去職業操守。與國外相比，中國專業人士不是社會主要群體，他們的呼聲還沒有成為主體，聲音猶如隔靴搔癢。不像美國已經形成一大批中產階級，在社會上受到尊重。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組織與人力資源研究所所長吳春波為華為做了7年多咨詢服務。在他看來，我國專業人士存在數量不足和質量不高兩大問題。

　　從絕對數來看，現有的專業人士數量過少，在政府認定的人才口徑中，我們的人才數量也只有區區的6000多萬，而其中具有業務專長或經過專業資格認定的專業人士數量很少，遠遠不能滿足現實的需要，而且這些領域有些增長速度很快，進入門檻較高，供需矛盾突出，而且今后會更加突出，會形成發展瓶頸。從相對數來看，在我國的勞動力人口中，專業人才所占比重很低，遠遠低于發達國家，甚至低于一些發展中國家。此外，專業人才的培養機制和培養體系及資格認證方面存在問題，使得專業人才不專，基礎不實，綜合素質欠缺。職業素養、職業道德、職業精神、職業規范都不職業。

　　他認為，各種專業認證對于專業人才的形成具有四大作用：牽引作用——牽引更多的人通過努力，成為專業人才；衡量作用——規范地對專業人才的評價認定；通行證作用——為專業人才的就職提供公眾認可的標志；限制作用——為非專業人才的就職提供進入限制。在一個專業人才的形成過程中，吳教授特別看重學歷教育。他認為，在本專業領域通行的，為大家認可的最低的學歷或學位教育，是進入專業人士通道的捷徑，也是專業人士的主要生成機制。此外，職業培訓、專業考證、崗位實踐也是可選擇的道路。自學也可以成才，獲取專業知識的途徑有多條，但專業知識是專業人才的必備，所以學校的系統教育更直接、更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