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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國：被推遲的開庭
12月17日一大早，不少安國市淤村的村民來到法院門口準備旁聽一起涉及本村的案件開庭。可是法院臨時通知，暫不開庭。
曹立明和楊國柱是檢察院起訴的主角，他們分別是淤村村委副主任和村委委員，二人
在經過十天的看守所生活后現已被取保候審。公安局和檢察院逮捕及公訴的主要理由是二人在未辦理樹木砍伐證的情況下，以改造低壓電為由，將村集體的樹木砍伐賣掉。
記者得到的安國電力局2002年11月13日開具的“危急安全通知單”指出，淤村北515、10KV線路南側路北楊樹距10KV線路達不到安全距離，依據《電力設施保護條例》，應盡快砍伐。該文簽收人即為曹立明和楊國柱。
“我們是在2002年12月12日召開干部、黨員及村民大會的，大家討論后通過砍伐意見。而且2800元賣樹款都繳給了村里。”曹立明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
讓曹立明和楊國柱不解的是為什么時隔半年多后的2003年9月26日，公安機關要將自己逮捕。“《電力法》第53條規定在一發規劃電力設施保護區前種植的植物防礙電力設施安全的，應當修剪或砍伐。這是村支部和群眾代表決定的，就是責任人也應該是村主任或黨支書啊，怎么也輪不到我們兩個通知簽收人。”楊國柱這樣說。
購得這78棵楊樹的安國市北流羅村安學軍證實，78棵樹中58棵是枯樹和被燒毀的樹木，存活的楊樹只有20棵，共出木材四方。
安國電力局淤村所強調這樣樹木的存在可能造成大面積停電，“故我所依法通知村委進行砍伐”。河北省電力公司安檢部一位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對高壓線下違規建筑和植物國家法律都是禁止的，但對具體處理電力部門和林業綠化部門有些不同看法。
“這個村子里有兩個派系，矛盾是比較多。但法律畢竟是法律，我認為司法部門不會無故抓人的。”藥市辦事處副書記兼政法委書記王紅巖對記者說。
王紅巖書記所說的“派系”矛盾在曹立明和楊國柱看來就是因為2003年8月31日淤村村委會換屆選舉日早四點，淤村支部書記曹火英和另外幾十村民圍住藥市辦事處，“破壞選舉正常進行”。
據一位當時在場的官員講，當天圍住辦事處的村民大約有60人，后來在辦事處的會議室內對話。曹火英和這些村民的理由是村民代表產生不合規，存在賄選問題。“選舉太混亂了，很多選民證沒發下去，有的卻一個人拿著幾十張。”曹火英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說。
王紅巖書記的桌子上放著張塑料板，上面寫著“誰把百姓掛心上，百姓把誰記心中。”他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淤村的事情市委9月30日已派了審計、財政、紀委、法院等部門聯合調查組調查，在列出的28個問題中，目前已有21個基本查清，核心是帳務問題。市委給調查組定的最后期限是2004年1月底。
記者在采訪中還了解到，當地北河村、姬村、淤村在今年4月6日的市人大代表選舉日內，未發選民證、未開會，也沒有廣播通知和公開唱票。平山：小城之夜
石家莊西北的平山縣有座“縣標”，上面寫著：新中國從這里走來。背后的方向就可以到達1949年毛澤東說“進京趕考”時的所在地——西柏坡。
12月17日夜，在這個“縣標”下，一位62歲的老人悠閑地散步。“以前全縣最高的樓就是新華書店的二層樓，現在變化很大了。”
這位老人1988年退休前在不遠的一個軍工廠工作，那時的軍工廠還是很多人羨慕的地方。不過現在不行了。他半開玩笑地說，“我還拿著毛澤東時代的老八級工資呢，改革開放的工資沒拿幾天啊！”他現在一個月500元退休金，生活剛剛好。
有當地人給這個小縣城取了外號叫“小深圳”。“北京的香油13元一斤，我們這要15元；你們那豆腐9毛一斤，平山1.2塊啊。”一個小商販告訴記者，“我們這遠，運費貴啊。”
老人將記者引到縣城的中心——中山廣場。冬夜的廣場除了五六個打著桌球的年輕人，就是一兩個賣麻辣燙的小攤。球桌和小攤上幾個燈泡搖曳著發出暗淡的光。
一個面貌清秀的中年攤販告訴記者，他是原縣城食品公司的下崗工人，1990年部隊復員后進入公司。去年10月，食品公司破產賣給了私人，他們這樣的工人得到一次性離崗補償費5000元，以后看病什么都得自理，他成了沒單位的人。“我賣麻辣燙好的時候一天掙上30塊左右，象今天這樣的冷天氣，我也就賺十七八塊。”他有兩個孩子，一個上初一，一個三年級。
“現在我們做的主要事情就是國退民進。目前縣里民營經濟納稅額約占全部稅收的1／3，另外的部分是旅游收入。國有性質的工業企業現在已經基本不存在了。”平山縣經濟貿易局局長王蘭向記者介紹說。
就在同一個夜晚，中山廣場的一角，一個拱形大門內蹦出來五六個十七八歲大的孩子。這是當地比較紅火的一個迪廳。昏暗的大廳兩邊坐滿了大約200人。音樂漸高漸急。他們中的大半跳上大廳中央的地臺，快活地舞動起來。地臺背后是個更高的舞臺，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孩投入地領舞。
“沒什么地方去啊！也就來來這了。”一位二十三歲的短發女孩對記者說。她是平山現在效益最好的西柏坡電力公司的職工，一月1500元的工資讓她比縣城通常400元工資高了幾倍。“還是不夠花！這個月花2000多換了個手機，要借錢了！”她一邊隨音樂左右搖動著頭發，一邊對記者說。
據迪廳一位服務員說，來此玩的一多半是二十多的年輕人，另一些是在校學生。記者和三個結隊而來的十幾歲樣子的女孩聊起來，他們都是初三學生。幾個人是約好“偷跑”出家放松一下的。
地臺上燈光變換，大家的叫聲和身體一樣此起彼伏。記者身邊一個身著西服的高大男人揮舞著右拳舞蹈，象在宣誓。服務員告訴記者他們是迪廳雇來的保安，因為年輕人時常在這里發生“磨擦”。西柏坡：“城市”與“郊區”
通向西柏坡村的大道現在很平坦。
道路穿過蘇家莊時兩邊立滿了人。迎著冬日清冷的陽光，他們多是裹緊棉襖倚在高高的白楊樹腳下，守候著地上一兩堆編織袋包起的山藥粉。在不足百米的路邊，這樣的山藥粉攤密密排起了近百家。
“解放前這里都是解放軍，他們不敢住我們村子里，就在山上住。村里小伙都跟上他們去了。”一位七十歲的老奶奶臉龐通紅，她每天托人將自家產的山藥粉送到這里，粉條是冬日百姓主要的下飯菜。“一斤兩塊五，你摸摸看，全是干干的，很好的。”
臨近西柏坡紀念館的路邊有個空場，豎立著一塊大型宣傳牌，上面是姚明高大的形象。
從毛澤東1949年前后在西柏坡的故居后面，步行十幾分鐘就到了閻朝書家。她是西柏坡村支書劉力偉的母親，老黨員。2002年12月6日，胡錦濤總書記來西柏坡學習考察召開座談會時，閻朝書就坐在他的右手邊。那時十六大剛剛閉幕半個多月。“我和村里說自己年紀大了，背不動了。村里就選了幾個年輕人，光背匯報材料就背了三天三夜。”
閻朝書印象深刻的還有1994年溫家寶來她家做客后出門時的問話——“你說你養魚一年能收入一兩萬，是真的嗎？不要說假話，我來是要聽實話的。”閻朝書向溫家寶細細算了魚的價錢，并說自己從不說假話。
這個170多人，60余戶的小山村因為歷史的原因而比周邊村莊紅火不少。據村會計閻對虎介紹，村里一多半人家都開了飯館或是外出打工，人均年平均收入大約在3000元左右。
“不過我們這里的差距也不小，離西柏坡紀念館和大路近的人家開飯館很多，一年收入多的有十幾萬，而象我們這樣在村子里頭的家庭有的也就剛過千元。大家開玩笑說靠公路那邊是西柏坡的‘市里’，而我們這邊是‘郊區’。”一位村民這樣對記者說。
據記者了解，村里一直想讓西柏坡紀念館的門票收入留一點扶助困難村民。西柏坡紀念館一位工作人員向記者證實，到目前為止，門票收入沒有給過村里。
村會計閻對虎告訴記者村里的債務負擔在40萬左右。大部分是村里公路、工程等建設借款，村里因接待費積攢的債務現在也有三四萬元。他說這個數字在周圍的村是算高的了。
有黨史專家認為在西柏坡的十個月是歷史上黨內生活極其民主和具有活力的時期之一。毛澤東在此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以詩人的氣質提出了“萬里長征的第一步”和“兩個務必”。半個多世紀后，胡錦濤在這里強調“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
這幾天村支書劉力偉去石家莊談兩個項目，其中一個是計劃給每戶安裝太陽能發電裝置的。長治：呂日周之后
呂日周已經成了長治的象征。而從他2003年初調往省政協工作后，這里似有延續，又似有所變。
市政府的大門依然向所有人敞開，院中的鴿子在自由地飛。那些幾乎每個單位門口都有的刻著諸如“公開”、“放開”等字的大石頭依然如初。那是呂日周所說的石頭文化——落實、說實話、辦實事。
“老呂對我們干部作風的影響是巨大的，深入第一線調查已經成了現在干部工作的主要方法。”一位市政府官員對記者說。
陽光總是防腐劑——記者依稀記得在兩月前北京的一次研討會上，呂日周帶著濃重山西口音的話。2002年初呂日周的一次講話被認為是他的施政報告，其中他強調“在長治建設‘一方凈土’，‘凈土’就不允許跑官橫行、貪污橫行。”
另一個市政府官員則用“時過境遷”來回答記者關于呂日周走后有無不同的問題。
八一廣場是以前呂日周自己或政府機關和群眾對話的地方，那是媒體廣泛宣傳的長治變革的主要體現。12月19日中午，幾個在廣場閑逛的人向記者表示，對話會很久都沒有了。“能解決一些小問題，但大問題很難在這解決。”一名中年男子對記者說。
在城南，記者看到呂日周主抓的計劃占地520畝，成為山西最大廣場的開元廣場已經停工多時，長治市城建局一位官員則表示不知道何時再能開工。
贊賞和質疑的聲音其實從呂日周來到長治那天就沒停止過。在肯定呂日周工作成效的同時，一些人士也提出呂日周不少事情不按正常程序辦，容易走極端。“我們是一人頭上一把汗啊！一把手負責制壓在身上，出了一點事你都得盯半天，都在單位憋著，哪去跑什么項目啊！”市政府某局一位干部有些抱怨。
“如果說老呂帶給長治的是嚴格的干部作風，這是基礎。現在我們不僅依靠完善制度保障這些好傳統，更強調經濟基礎的發展，這也許是個靜悄悄的轉型。”一位官員向記者分析道。
新任市委書記張兵生提出的戰略是“百強調產”，即抓好10個年產值或年銷售收入在10億元以上、上繳稅金在億元以上的大型企業或企業集團。2003年2月19日，張兵生召開了全市實施百強工程加速新一輪經濟結構調整動員大會。“經過一年多的調查研究和具體運作，我感到，長治要想在短時間內培育出一批特大規模的企業，難度還比較大，可行性也比較小。但是我們完全有能力培育一批產值億元左右、稅金千萬元左右的企業，形成一種小巨人群體優勢。”
讓長治官員和百姓高興的是一組數字：截至10月24日，市財政總收入達到29.4億元，比上年增長36%。全市新建、擴產、技改項目達到166個，累計完成投資65.6億元。
不過，對于以這樣的速度大上項目，當地也有人士提出質疑，“經濟規律的體現是有過程的，希望不要出現又一個躍進。”
“中原的干部結構歷來和浙江等沿海經濟發達地區不同。那里的官企業出身的多，跑項目、跑資金、跑國家計委是他們的主要工作。而由于種種原因，中原的官員從學校、軍隊出來的不少，官本位思想多些，政治氣氛比較濃。”山西社科院一位研究員這樣分析說。
目前長治市一些縣級領導正在廣東掛職學習。不知道這些官場上的政治精英對沿海地區的什么經驗最感興趣。沁源：“干活與干凈”
“一要干活，二要干凈”——這是長治市沁源縣委書記王玉圣的為官之道。
幾年前，沁源縣流傳著這樣一首歌謠：礦產資源隨意采，人死多年工資在，娃娃上學工資帶，扶貧資金裝口袋。2000年底，當王玉圣來到這時，危機似乎到了爆發的階段。
據縣財政局提供的數字，作為年產200萬噸的山西省三大焦煤基地之一，2000年全縣的財政收入僅3000萬元。而另外一個數字是全縣300多個礦井中，黑礦就達247個。
縣里有官員曾算了一筆帳，以每車15噸黑煤計算，每流出一噸黑煤也就流失了500元稅費。500元當時相當于一個科級干部一月的工資。
“有時必須用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王玉圣掀起的那場打擊黑礦，特別是黑礦主與一些政府職能部門“貓鼠一家”的行動，讓很多人沒有想到。統一合同、統一繳款、統一買票、統一納稅的“五統一”建立起統一市場。于是2001年比2000年在黑煤數量從300萬噸下降到180萬噸的情況下，稅收卻從3000萬元增至6000萬元。
“要說以前我們怕淘汰自己的小煤礦，但現在不怕了。我們有完全合乎國家產業規劃和環保要求的大焦廠。”沁源縣副書記兼紀委書記魏慶武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針對扶貧專項資金腐敗問題嚴重的局面，我們縣建國以來光是扶貧款就有十幾個億了，攤開這些人民幣應該能把地球全部覆蓋住，但為什么就富不起來個沁源縣？！”
沁源縣隨后對扶貧資金進行了全面清理，共立案280余件，涉及金額600萬元。涉及副科以上干部62人，一般干部82人，農村黨員干部136人。
顧了跑官就顧不上干事——王玉圣書記說自己更愿意到一線去。而他的另一個官道就是“開會時我是干部，出去就是個普通公民”。
群眾上訪是考驗官員水平的另一個尺碼。2000年初，當最多一次200多村民圍住長治市郊區區政府后，區委書記王忠義派300多名干部背著行李下鄉，而后才有了“800條意見震動900村官”一事。
“我不認為解決群眾上訪的事就那么復雜，其實群眾上訪80%是反映我們的村干部的，解決起來并不難。抓住干部就有了基礎。”12月20日，王忠義對記者這樣說。
王玉圣和王忠義都看重抓項目。“因為在山西這樣的地方，要發展首先是經濟基礎的發展，只抓政治是不行的。”交口：從稅官到小老板
12月19日晚，山西交口縣小老板王劍住了一宿“有史以來”最高級的賓館——山西大酒店。
那是他第一次參加一個手機廠商的年末答謝會，他將這一宿看成自己穩坐交口縣手機經銷頭把交椅的標志性事件。
“我這一身肉，原來啥也干不成。”身材有些發福的王劍戴著眼鏡，一臉憨厚。這個31歲的漢子高中畢業后就去青海看望當時在那工作的父親，也就開始了賣衣服、賣副食的日子。
1993年對于王劍是很重要的一年。那年他成為了交口縣財稅所一位臨時稅收征管員，一干就是六年。他說自己那些年的最大想法就是熬個正式編制，自己安穩，老婆孩子也衣食可保。
臨時稅收征管員的職責就是分包幾個村子的農業稅和農業特產稅的征收——正式稅官沒有那么多，而有時靠村干部征收也未必效果好。1994年全國稅制改革后，財稅所分成財政所和地稅所，王劍隨后者，工作未變。
農村征稅的日子白天快活晚上辛苦。王劍白天喜歡上山打野兔，而晚上趁農民在家則每每從晚上7點到夜里2點敲打農民房舍的窗玻璃。“我們那時講‘不交稅，不要睡’。當然我不用什么暴力，就是不停地小聲敲窗戶。你能忍得住就忍，忍不住你出來交了稅我就走。”
王劍說他那時真也是沒法子，你不征上來，就得從自己工資中扣。有次自己那一月168元的固定工資抵了稅后只余下28元。而另外一回自己去敲了12次人家的窗戶，才收上12元應繳農業稅。
無奈的是1999年機構精簡，他和縣里其余共50多臨時征管員全部辭退了。他說自己倒還平衡，因為有個干了十八年臨時工夢想轉正的征管員也被辭退了。
“水貨、行貨，我現在是什么好賣賣什么。水貨利潤大些，一臺有100元，而行貨一般五六十元。”王劍現在隔幾天就要去太原或石家莊維修機子看看行情。
1998年，他結婚了。第二年得了個女孩，開始大家都挺高興，后來他怎么覺得還是想有個小子。但結果用他的話講是“自然災害”——他得了一對龍鳳胎。“奶粉一月就得500塊，‘三鹿’外邊賣15，我經常買的14.5。你不知道現在雇個保姆比娶個老婆還貴！我算了算一個孩子從出生到大學畢業按現在水平至少要花20萬。”
交口縣工商局一位官員告訴記者，該縣大約有60%的人做買賣。大約分三類：一是賣服裝，約占60%；二是買食品，占30%；其余是做修理摩托、汽車；還有個別有資本的做鐵礦、煤礦生意。這位官員說，這里大買賣不多，有個門臉賣點小商品的小生產者是大多數。
王劍給記者講了個故事：一個年輕時在交口的男子去了山西霍縣十年，回來后帶著十萬元投入挖鐵礦。十萬元用完了也沒見礦石，他于是走了。過了段時間他拉來一卡車面粉，拿這抵了工人的工資和伙食，繼續挖。面吃光了，工人不好意思就說給他白干三天。結果在第三天一個炮眼響過后，鐵礦石露了出來。“那可是黃金萬兩啊！”王劍說著眼睛閃了一下。
雖然對財富的向往很是強烈，但王劍說他最近幾年還想把手頭的手機生意做好。“不過，如果現在有機會能成為稅務部門正式公務員我還是會回去，那樣老婆孩子就有個安定的未來了。現在那的工資比較高，還可以做點別的。”石樓：債務重壓下的鄉村
沿著呂梁地區離石市到石樓縣走，還有十公里到縣城的公路邊，有個歷史景點——1936年紅軍東征毛澤東舊居。
在距離舊居一個小山包的地方，便是靈泉鎮西衛村劉潤栓老漢和老伴一直居住的窯洞。窯洞外的小院里有個離地一米多由樹棍搭起的架子，上面是金燦燦的玉米棒子。這便是老兩口今年的所有收入來源——1000斤玉米，約合400多元。
“去年我一共交了120元，今年說是費改稅了，我只交了12塊。少多了！”劉潤栓坐在炕上對記者說。他對面的墻上掛著一張他爺爺和奶奶結婚時的照片，還有大躍進時發下來的一只電喇叭。老漢為了老五孩子上大學和娶媳婦向村里借了三萬多元，而他的收獲都來自那3畝地。
今年本來是石樓最主要的經濟作物紅棗的豐收年，可誰想到棗樹掛了果后幾場大雨讓果實都爛在了枝頭。西衛村村長賈應珍告訴記者，這個714人的村子今年人平均收入也就是400塊。“我們村的凈債務有3萬多，這個數字對我們不小了。”
西衛村所在的靈泉鎮的凈債務則接近300萬，向銀行和信用社借款占到一半。靈泉鎮財政所所長鄭精干告訴記者，由于今年實行費改稅，上面的政策是對原有債權債務都做掛帳處理，不知道什么時候有政策下來解決。
石樓縣最偏的和合鄉到目前為止的凈債務是723100元。主要形成來源一是機修梯田支出，二是扶貧貸款，三是向銀行信用社的貸款，四是干部借款支付‘三提五統’，五是為辦企業的舉債。
記者獲得的一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內部報告披露了全國債務的情況，全國鄉村債務總計在三四千億元，鄉鎮平均400萬元以上，村級平均20萬元以上。
“現在農民的負擔是輕多了，而且中央的轉移支付又可直接用在農民身上。但沒有了原來的‘三提五統’，鄉鎮一級日子更難了。”和合鄉財政所所長張旭生說。全鄉今年的收入大約是27萬，而支出就達近50萬，其中人員工資40多萬。
“退耕還林前我們村有50群羊，一群50只。那時一年人均收入1500塊。不過退耕還林禁牧后，羊幾乎都賣了，又成了靠天吃飯。”和合鄉新社村黨支書劉張保對記者說。
作為國家級貧困縣，石樓今年的可用財力為606萬，而支出則高達1.48億。中央補助為8569萬元。石樓縣財政局郭福光副局長告訴記者，由于費改稅，原來大約200多萬以紅棗為主的農業特產稅不征了，這筆收入占可用財力的1／3多。
“鄉鎮財源增長乏力、支出壓力大、赤字擴大和債務沉重等問題其實只是表面現象，其內在的中心癥結涉及到各級利益集團的利益分配，而在農村，目前鄉鎮財政是與國家和農民利益分配的主要調節者，所以矛盾往往體現在這里。不解決這里的問題，鄉村債務也許能一時少些，但難免‘按下葫蘆浮起瓢’，難以長久。”社科院研究員陸學藝曾在接受本報采訪時這樣分析。
和合鄉新社村黨支書劉張保現在希望的就是退耕還林的林子趕快長起來，五、六年后可以再養起羊來，走以林養牧的路子。延安：陜北“新馬幫”
“你若是我的哥哥呦，你招一招手。
你不是我那個哥哥呦，走你那個路。”陜北的老人們對這樣的馬幫(馱運)小曲不會陌生，而這些馬幫的頭兒可以說是當地民營經濟的初始者。
延安市地方志辦公室王延平就記得，小時候外爺爺馬光增總和她講馬幫用土特產換來鹽、棉布、毛毯等的故事。1942年2月，邊區政府發布了《發展私人交通運輸企業投資暫行辦法》。馬光增將原來自己經營的馬幫加入到王震率領的三五九旅運輸隊中。
建國后，馬光增在集體企業延安搬運社工作，不多久，搬運社改為國有的第二運輸公司。據記者了解，前不久，這個公司實行了股份制改造。
2003年12月23日下午，在延安市政府經濟研究中心的會議室內，兩個研究室官員、三個當地較有影響的民營企業家，還有本報記者坐在了一起。
延安亞圣工貿公司董事長杜成仕告訴記者，他曾在一次市領導參加的座談會上公開提了意見。他提出的是由于非典影響，國家對5月初至9月底服務行業免稅，而延安是對6月1日至9月底服務行業減半征稅。“而就在中央12月初延長免稅政策至年底時，延安市則全額征稅！”
杜成仕的意見引起眾多民營企業家的共鳴，而記者從當地稅務機關證實，延安市的政策已有調整，現在已對一些企業開始退稅。“民營企業習慣于怕、繞、躲、閃、逃，而不懂得運用法律手段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人們都說中國民營企業平均只有七年壽命，短壽的原因除了外部環境更多的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延安培植文化有限公司董事長曹伯植表示，民辦教育的好與壞缺乏與地方官員政績的直接掛鉤，好就好了，倒就倒了，沒有依靠的感覺。
延安市截至2002年底的個體工商戶總數為25381戶，注冊資金2.9億元。私營企業總數為1810戶，注冊資金為15.9億元。據市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封向陽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介紹，2002年延安市民營經濟上繳的財政收入占全市總財政收入的8.5%，而如果不考慮占延安地區70%以上的油礦貢獻，民營經濟的稅收更為可觀。
“現在靠油礦起家的幾千萬資產的大戶不是極個別，但據我知道，他們中很多人打算去西安甚至沿海地區投資，我們能不能更多地吸引住他們呢？”延安常泰藥業公司董事長常學軍這樣說。
杜成仕、曹伯植和常學軍這三位老總有個共同之處，他們都是吃官飯的出身。杜曾是政府研究室主任，曹曾是市文化局官員，而常以前是市經貿委紀檢組副組長。
杜成仕用“上過學、扛過槍、從過政、經了商”來概括自己的經歷。而常學軍則用“我現在已不用官員來管了，我可以和領導平起平坐”來表達自己心態的轉變。尾聲
嗩吶老漢王光榮此行的目的是回家過年。
他通常在外邊周游五、六個月才回趟家。老伴總罵他，而他也總是重復著“我流竄慣了”之類的話搪塞。就是“文革”那會兒縣縣要政府“批條條”(通行證)的時候，他也在路上。
“地太薄，我多跑幾趟，也能給幾個孫子點學費用。”王光榮在顛簸的汽車里說。
今年四、五月份非典時期，王光榮在延安被“封”了四十多天出不了城。沒有飯館、沒有旅店，他只好住在一個山腰上的農民家里。那些日子，沒有人請他吹嗩吶了，他就每天傍晚自己在山上吹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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