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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曉力
伊拉克
年關歲末，薩達姆的被捕又把國人的眼光吸引到了伊拉克。電視上我們驚訝地發(fā)現(xiàn)，薩達姆被捕時并沒有英勇地自殺或者反抗，他穴居的那個小洞，也僅僅是個躲藏的所在。而
在年初電視直播伊拉克戰(zhàn)爭的時候，我們也驚訝過：伊拉克并沒有發(fā)生我們想像的人民戰(zhàn)爭。
有論者已經精辟地指出，中東伊斯蘭國家都有一個致命問題，那就是“國家”從來就不是認同的對象，認同的對象或者是低于國家的部落，或者是高于國家的宗教，除非建立宗教神權國家，否則就難以建立真正的國家認同。而伊拉克恰恰是中東最世俗化的國家，那里的人民并不是國家的人民，那里的領袖也并不是國家的領袖。我們對伊拉克的驚訝，實際上是一個已經生活在發(fā)達的民族國家中的有國之民，對無國之民的驚訝。中國近代以來的歷史經歷，已經牢牢地把國家民族的意識，烙印在最廣大人民的腦海和心靈中。以至于我們在看待別國的時候，已經無法理解一個無國之民的思想和行為。
SARS
當然，僅僅國家認同是不夠的。在SARS危機的爆發(fā)和揭發(fā)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對國家來說基礎性的公共衛(wèi)生系統(tǒng)和同樣基礎性的公開信息系統(tǒng)，都存在著令人觸目驚心的漏洞。
抗擊SARS的過程，也是建設衛(wèi)生系統(tǒng)的公共性和信息系統(tǒng)的公開性的過程。冠狀病毒并不區(qū)分窮人和富人，農村人和城里人，只要我們同呼吸，我們就只能共命運。而傳統(tǒng)上官員所習慣的在危機面前外松內緊的信息傳導模式，只是假定了危機信息的公開會加重公眾的心理危機，卻完全忽視了，其實人民神經的強度根本不需要你這樣的呵護。
實際上，一個成熟的民族，她的人民必須在日常直接面對危機的練習中養(yǎng)成責任共擔的習慣，這樣才可能在那些涉及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上做出負責任的決斷。所以，公共信息的公開，并不僅僅意味著滿足老百姓的知情權；老百姓對知情權的渴望后面是什么？無非是一個個有國之民承擔責任的渴望！所謂天下興亡，匹夫不能辭其責。
從這個意義上講，多一份負責任的報紙，就多一群負責任的公民。而一個負責任的媒體的淪落或者失蹤，就意味著不知多少負責任公民的流失。而所謂的國家建設，除了制度和設施，更重要的是公民的養(yǎng)成。中國的國家建設，就是把中國建設在每個公民的身上。
孫志剛
也許對于那些在最初的慌亂中匆忙涌到機場或者火車站的大學生和民工，不能進行過多的指責。前者，太年輕，又多是獨生子女、被呵護長大的驕子。后者，本來就是城市的“賤民”，招之即來，當然也可以揮之即去。
但是《南方都市報》2003年4月25日“一大學畢業(yè)生因無暫住證被收容并遭毒打致死”的報道，卻清楚地表明，在維護城市的治安、衛(wèi)生、體面、就業(yè)率和好心情的專業(yè)非專業(yè)的有償收容遣送措施面前，一個民工，和一個已經通過高考擺脫了民工命運的大學畢業(yè)生的最終命運，并沒有什么不同；一個“讀了書、認死理”的大學生，在蠻橫的專業(yè)或非專業(yè)收容工作人員面前犟嘴，只怕挨揍的可能性還要更高些。
就像病毒不區(qū)分窮人和富人，收容遣送制度其實也不區(qū)分城里人和農民。考慮到這一點，俞江、騰彪、許志永這三位北大法學院畢業(yè)的博士生愿母校為他們驕傲，在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他們關于對《城市流浪乞討人員收容遣送辦法》進行違憲審查的建議書的時候，署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
這部旨在維護城市的“社會秩序和安定團結”的國務院法規(guī)21年前頒布的時候，城市或許還有以衣帽、面容、口音簡便區(qū)分本地人和外地人、定居者與暫住者的辦法；但是，在人口大流動的今天，本地人和定居者漸漸發(fā)現(xiàn)，只以衣帽、面容、口音等特征，向有盈利沖動的收容者證明自己有在這個城市合法走動、徘徊、閑坐的權利，已經越來越難了。一部以排斥暫時居留者來保證定居者的秩序的法律，今天也終于威脅到城市定居者的人身安全。這在人類歷史上再一次證明，法律對平等的人們所做的沒有道理的區(qū)分，它的惡果總有一天會落到所有人的頭上。
如果一部法律已經以所有公民為敵，那么以公民的名義對它提出置疑就是適宜的。
在國人對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期待之中，國務院頒布了新的《城市生活無著的流浪乞討人員救助管理辦法》。雖然這部新法規(guī)仍然帶著“城市”的潛意識，但畢竟，救助代替了收容，管理代替了遣送。也許在以后的法律史上，這部法規(guī)不僅是新桃換舊符，它還將成為一個懺悔的象征。而懺悔，是和解的開始。如何有可能，那么就讓讓懺悔和和解，代替傲慢和怨恨，來治療因為城鄉(xiāng)分治而給民族的肌體和心靈造成的巨大裂痕。
基層選舉
無論如何，國人仍然從收容遣送制度的迅疾廢除中，看見了與新一屆政府直接溝通的希望。要求對肝炎歧視、對巧取豪奪的拆遷、對違反全國立法的地方立法進行違憲審查的請求，紛紛飛向這個國家的最高權力機關。而從上海、北京以及全國的各個角落到政治中心的遭受不公和冤屈的上訪者的浪潮，也上漲到一個新的高度。
這是挑戰(zhàn)，也是契機。如何建立中央權力和普羅大眾之間直接的政治紐帶，讓國家取得每一個公民的授權，把中國建立在每一個中國人的身上，讓國家和社會互強，將成為我們下一步不得不面對的國家建設的巨大課題。
但仍然不能忽略，那些在微觀上成就和造就公民的實踐。縣級人大代表選舉，是唯一全國人民不分城鄉(xiāng)都參加的直接選舉(雖然農村公民的選舉權只是城市公民選舉權的四分之一)。2002-2003年，是這個國家自1953年以來所進行的第15次縣級人大選舉，或者從1979年以來所進行的第7次縣級人大直接選舉中，深圳和北京，出現(xiàn)了一批久違的自薦候選人。他們中有業(yè)主、律師、高校師生和自由職業(yè)者，在選區(qū)這塊土地上，有他們看得見的擁有70年產權的住房，也有看不見的愿望和夢想。但和其他候選人沒有機會或者羞于表達自己的代表愿望不同的是，這些自薦候選人都有著強烈的代表愿望——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他們都有足夠的代表能力。
也許日后回顧這一年，會發(fā)現(xiàn)這是中國民主進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
(作者系北京大學法學博士，現(xiàn)任教于北大法學院。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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