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傅航 山西報道

　　“如果再來一場SARS，我們肯定能抵擋得住，雖然目前我們并不知道如何治療，但畢竟知道如何防御它。”山西省突發公共衛生緊急指揮中心醫療救治組李主任說。

　　在山西省疾病控制中心，通過防治SARS示意圖，記者看到在層層報告制度中，位居最 上層的箭頭指向農村鄉鎮衛生院。鄉鎮衛生院現狀

　　榆社縣屬于山西省晉中地區的貧困縣，距離太原市100多公里，中間有茫茫大山阻隔。

　　榆社縣共有9個鄉鎮衛生院，其中只有3個中心衛生院，云竹鎮中心衛生院就是其中之一。

　　“所謂發熱門診，在我們這里都是形同虛設。”云竹鎮中心衛生院鹿院長說。

　　該中心衛生院大門旁另設有一個小門，門口掛著“發熱門診”和箭頭指向，但走進小門，發現與衛生院并沒有任何隔離。在衛生院住院部隔壁的兩間平房里，其中一間擺著一張病床和一張桌子，墻上貼著該鎮流動人員統計表，下面是醫務人員的請戰書，隔離服緊鎖在柜子里。兩間平房，屋門緊鎖，鎖上落滿灰塵。

　　“這些都是按照上面要求做，都是走形式。”鹿院長說。

　　旁邊一間平房是發熱病人的隔離室，“鄉鎮衛生院條件差，沒有更多的隔離病房。”鹿院長說。

　　云竹鎮中心衛生院年營業收入為15萬元，工作人員有20人，以人均年工資6000元計算，僅人員成本該衛生院就要花費12萬元。

　　“這還不包括日常水電等辦公經費，一年下來，能不賠本就不錯了。”鹿院長說。

　　據鹿院長介紹，鄉鎮衛生院屬于差額撥款單位，縣財政只負責一半工資，另一半需要衛生院自己創收，而私人門診數量則逐漸增多，SARS后，僅鎮街道上的私人診所從零增加到5家，而整個鄉鎮至少也在40家。據鹿院長介紹，40家私人診所絕大多數是沒有行醫執照的黑診所。

　　“私人診所都是以盈利為目的，像今年SARS最嚴重的時候，所有私人診所都關門大吉，我們依靠的只有村衛生室的鄉村醫生。”鹿院長說。他擔心，一旦SARS重來，后果不堪設想。

　　SARS期間，云竹鎮中心衛生院破天荒地得到縣財政1萬元的補助，而普通衛生院補助只有5000元。“1萬元基本上彌補了我們的經濟損失。”張永安解釋，SARS期間正值醫院門診率低的時候，所以對衛生院的收入沖擊本身不太大。

　　該鎮下轄33個村，有40名鄉村醫生，他們擔負著鎮里最前線的抗SARS重任。離鎮不遠的云竹村衛生室郝醫生，經營村衛生室已經20多年了，同時還擔負著防保、免疫和計劃生育工作。

　　“防保工作是無償的。”郝醫生說。

　　雖然名義上是村衛生室，實際上衛生室的一切資產和營業收入全部屬于郝醫生本人，而掛村衛生室的好處在于稅收全免，不過今年村上另開了兩家私人診所，對他的衛生室沖擊很大，所以現在他又開了一家打字店。

　　“以前每年大約2萬元收入，現在只有1萬元，但打字店的收入可以彌補一些。”郝醫生說。

　　SARS期間，郝醫生依然忙著配合村里，為鄉親搞流調，打疫苗，衛生室的收入幾乎為零。

　　“損失大概在6000元，衛生院只補貼了100多元的話費。”郝醫生說。

　　“SARS剛過，衛生院連電話費也不給了，但我還要每天向衛生院報告。”郝醫生說，甚至鎮政府發給他的隔離服也收回去了，郝醫生表示理解，畢竟這些都是鎮政府花錢自己定做的。“政府其實沒有把公共衛生支出當作人力資源投資，而只是把它視為一種福利性消費。”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朱玲說。朱玲認為，國內公共衛生支出增加的幅度至少不應低于財政總支出的增長速度。

　　然而根據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提供的數據，中國衛生事業費占財政總支出份額的明顯下降：1980年為2.49%，2000年降到1.71%。朱玲認為，在現行體制下，公共資源的配置主要由政府行政官員決策，政府的政績和官員的努力程度主要用定量指標來表現。這種評價系統激勵官員更重視物質資本而非人力資本投資，相對關注教育而不是衛生發展，因此，政府試圖借助市場的作用解決衛生籌資和醫療成本控制問題。

　　“在財政分權改革中，上級政府把衛生籌資的責任轉給下級政府，下級政府在財力拮據、且缺少有效措施消除衛生機構冗員的情況下，把籌資的主要任務又推給了衛生機構，實質上是把難題交給了原本就失靈的市場。”朱玲說。費用難題

　　山西省人民醫院是承擔SARS前期防治的第一家醫院，同時肩負抗SARS重任的還有山西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和第二附屬醫院。在SARS中后期，山西省將省結核病醫院作為救治SARS的專科醫院。

　　在SARS最嚴重的時候，山西省人民醫院院長曾痛心疾首地對媒體說，“我們怎么會知道有這種病呢？”為此，該院急診科主任梁師魁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半年后，記者走入原來利用該院科研樓改成的SARS病區。

　　記者從SARS病區大樓走入，大廳里并無一人看守，直接上二樓的SARS病房，拉開隔離門，就是當時SARS病人居住的病房。隔離門外的衣柜里，仍然擺放著消毒隔離服，上面依然醒目地寫著“進入隔離間，請穿防護服”。

　　山西省人民醫院也有自己的委屈。據該院辦公室透露，山西省人民醫院為防治非典直接花費1400萬元，上級撥款到位900萬元，至今仍有490萬元的缺口。而1400萬元并不包括為非典所花費的計算機、傳真機等間接費用。

　　“490萬元是財政廳認可的數字，但至今沒有明確的說法。”該工作人員說，省醫院收支基本平衡，沒有更多的錢用于額外支出，如果再來一場SARS，醫院不能又出力又出錢了。

　　對于山西省人民醫院490萬元的缺口，山西省財政廳的答復是“有關數據正在核實中”。

　　同樣的難題出現在晉中市榆次區中醫醫院，當時榆次區共有31名SARS患者，在沒有傳染病醫院的情況下，政府臨時征用榆次區中醫醫院的新建大樓，作為晉中市的“小湯山”。

　　“對于征用他們大樓的補償費用，政府沒有提及。”晉中市財政局社保科科長李天昌說。

　　而榆次區中醫醫院工作人員正忙碌著搬桌椅，刷地板，據該院辦公室介紹，SARS期間，臨時占用中醫醫院的大樓，現在樓歸原主，原來的儀器設備都被各家醫院拿走了。

　　“我們總要營業收入，非典期間給我們造成的損失，現在不能再占用了。”該工作人員說。“面對痛苦我們應該有所長進”

　　于某，太原人，是華北第一位SARS患者，為治療SARS，她輾轉于北京與太原之間，為此，陪同她的父母也因SARS而雙亡。為防治SARS，許敏捐獻自己血清，同時捐獻已亡父母的尸體，供醫學尸檢、研究。

　　“現在我和她都有骨壞死的癥狀，這些我們都能理解，畢竟當時的醫療條件只有大量注射激素才能保命。”于某的丈夫說。但他最不能理解的是當初為救治許敏，有關醫院強行令其出院，以及其他行政和醫療機構所遭遇的互相推委，讓他至今寒心。“如果再來一場SARS，人浮于事的體制不改，仍難防住。”她的丈夫說。

　　在于某病愈后，給媒體的信中，如此寫道：

　　“疾病對每個人和國家來說，都是無法抗拒的痛苦，面對痛苦我們確實應該有所長進，在新痛來時，不會舊痛復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