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天問·經濟學家12版

　　胡鞍鋼

　　中國發展的首要問題始終是農民問題

　　我們需要公平性增長

　　見習記者孫雷

　　北京報道

　　胡鞍鋼最耿耿于懷的是一些新青年學人對他的懷疑：你是經濟學家還是社會學家？

　　這位執著于中國國情研究的專家，用了近十年的時間穿越了中國上百個自然村，對每個村落的公共衛生、水資源以及基礎教育的考察，細如過蓖。他毫不掩飾一個不失偏激的觀點：只有讓絕大多數人口受益的改革才能稱得上是真正的改革。此言一出，其學術上的“破壞力”使得一些以理論模型的宏大而著稱的新經濟學人極力對抗。

　　當然，胡鞍鋼的底氣來源于他曾在黑龍江北大荒農場插隊和地質隊務工的生活經歷，還有他在耶魯、麻省理工、香港中文大學的治學研究背景。胡鞍鋼的標志性建樹是《中國國情分析研究報告》。其中1993年5月與王紹光合著的《中國國家能力報告》被認為為中央與地方分稅制的試行提供了部分數據支持；1998年6月與趙濤等人提出“持續穩定協調”發展的六字方針成為中央十三屆五中會議的依據之一。2003年9月16日，他在國務院辦公廳做了《21世紀新發展觀與協調發展戰略》的報告。

　　在清華園，胡鞍鋼直言不諱的批評風格、隨時引用的翔實數據以及被宏觀決策層面青睞的獨特身份，已成為青年學子爭議的話題。12月22日晚，在清華大學五教5204教室，記者就中國新發展觀政策大調整問題對胡鞍鋼教授做了專訪。

　　《21世紀》：我們知道，在十六屆三中全會上通過的《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定》，對農村政策做了重大調整。在你看來，本屆政府對農村政策的調整與以往相比，有何特點、新意？

　　胡鞍鋼：《決定》更加明確地或者說首次提出要逐步打破城鄉二元結構，這在黨的文件中是第一次提出。原來形成的二元結構，實際上來講是和我們的公共政策有關系的。《決定》用了“逐步”當然不是一下子，就是說從現在開始實際上是在調轉船頭，從原來的紅燈變成綠燈，開始真正鼓勵農民的發展，這本身也會有效地促進中國的經濟增長。對中國協調發展的意義就在于，第一次給了農民公平的待遇，公平的機會，從而使城鄉可以真正實現“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

　　《21世紀》：怎樣看待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呢？

　　胡鞍鋼：我曾提出，中國的基本國情特點之一是“一國兩制”。它不是指大陸與香港和澳門兩種不同的政治制度，而是指大陸內部城市與鄉村的兩種體制安排。現代中國社會的基本矛盾是城鄉居民之間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矛盾，城鄉差距已經成為中國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也是進一步發展生產力和促進社會進步的最大的體制性障礙。從經濟上看，農業是各類產業中低效益、高風險(市場風險和自然災害風險)的弱質產業，隨著工業化發展，農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不斷下降，2002年農業占GDP比重降至14.5%。從政治上或政治影響力上看，盡管農民是最大的人口群，但卻是最大的弱勢群體，缺乏平等的政治參與權、利益表達權，例如農民與非農民人口選舉全國人大代表的比例是四比一，每96萬農村人口是一名全國人大代表，每24萬城鎮人口是一名全國人大代表。從社會上看，農村人口是最大的被歧視人群，突出表現為社會不公平，機會不均等，待遇不公正，社會地位低下。我國城鄉二元結構在世界上是尤為突出的，這種“一國兩制”基本特征主要表現為兩種不同身份制度，教育制度，教育制度，公共服務制度，公共投資制度和公共財政轉移支付制度。這種不同制度的安排具有巨大的制度成本，也是造成我國城鄉差距的制度基礎，不僅僅體現在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城鄉居民消費支出差距，而且還體現在城鄉居民公共服務差距和城鄉勞動生產率的差距。

　　《21世紀》：城鄉差距既然已經構成了中國發展面臨的一大挑戰，成為最大的體制性障礙，該如何克服這一障礙，使中國能夠邁上城鄉協調發展的良性成長軌道呢？

　　胡鞍鋼：在我看來，要實現城鄉的協調發展，就要消除“一國兩制”的體制性障礙，加速城鎮化進程，解放農民、投資農民、服務農民、轉移農民、減少農民、富裕農民。

　　加速城鎮化是中國未來經濟高增長的主要動力之一。大規模的農業勞動力轉移會進一步提高TFP，從而促進經濟高增長。

　　中國需要一場制度革命，從根本上解決長期以來城鄉隔絕、對立、分離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局面。這種長期實行不公平、不公正的制度本身就嚴重地限制農民人身自由、妨礙對農民的人力資本投資、阻礙農民勞動力流動和轉移，這是農民人均收入相對水平和公共服務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

　　中國發展的首要問題始終是農民問題。農村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2／3，農村與農民政策是最大的公共政策。最根本性的措施是消除城鄉居民兩種身份制度，使農民擁有與城市人口平等的發展機會和享受同等的公共服務水平，這包括自由遷徙和自由居住的權利、平等接受基礎教育的權利、職業培訓的機會；平等就業競爭的機會和享有勞動保護的權利；享有居住或者工作所在地的社區同等民主選舉和被選舉的權利；以及充分享有憲法所賦予每一個公民的權利與機會。

　　國家應在農村建立規范的財政轉移制度，為農村人口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務。如基礎教育，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根治流行病與地方病，提供清潔水源，提供計劃生育服務，提供農業科技知識服務和技能培訓。國家應投資于農村基礎設施，改善農村生產、生活的基礎設施，為農民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例如農田基本建設，國土整治，植樹造林，建設鄉村道路、鄉村自來水網(根據全國農業第一次普查，目前農村具有自來水網的僅占17%，大部分飲用井水)、鄉村電網、鄉村廣播電視網、鄉村公共電話網、鄉村公共因特網以及公用通訊設施。

　　《21世紀》：我們無法回避的一個問題是，無論是城鄉差距還是區域差距，非常值得重視的一點是人們之間貧富的差距在不斷加大。你是如何看待中國現時貧富差距問題的呢？

　　胡鞍鋼：貧富懸殊一直是困擾人類發展的共同難題。無論哪一個國家或地區，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一個國家處在經濟繁榮或經濟衰退過程中，如果貧富差距過分懸殊都將為他們經濟得進一步發展埋下隱患，并為此付出沉重得代價和巨大得成本。

　　政府追求先富論還是共富論？追求效益優先原則，還是追求公平優先？是追求經濟增長優先，還是創造就業優先？這是我們沒有搞清理論與實踐的問題。存在嚴重理論混亂，也混淆了政府與市場的不同目標，不同行為和不同做法。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教授認為，個人和企業追求自身利益，政府則理應以社會公眾富裕為目標。

　　共同富裕論既是人類未來發展的共同選擇，也是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理論目標。從社會公正、社會平等、社會正義角度看，不是人為地規定那些人、那些地區、那些部門、那些集團先富起來，而應該為所有的人、所有地區、部門、集團提供平等發展、公平發展、協調發展的制度平臺，這有助于實現共同富裕。共同富裕并不是一個遙遙無期的長遠發展目標，而是一個經過努力可以實現的目標。相比之下，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都實現公平性增長，表現為基尼系數沒有擴大或有所下降，經濟增長不一定要以犧牲公平為代價，一部分人的富裕不應以另一部分人的貧困為代價。我們從自己的經驗得出，改革最初得最大受益人恰恰是以農民為主得低收入階層。

　　從1978-1985年我國農村貧困人口從2.5億人減少到1.25億人，農村貧困發生率從30.7%減少到14.8%，不僅促進經濟增長，也極大地促進社會公平，這是因為黨的改革政策首先使中國最貧窮的人先富起來，我們的經驗在后來沒有堅持下來，不僅是個遺憾，也不助于解決日益尖銳的社會沖突矛盾，貧富差距及引起的矛盾。

　　森教授講得好，人類社會象一個生態系統，窮人和富人稱作兩大種群，他們是共生得關系，必須和諧發展。貧富差距過分懸殊會破壞生態平衡，要知道一個種群得消失，則意味著另一個種群也將消失，從這個意義上講，幫助窮人就等于幫助富人自己。

　　總之，要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發展目標，要實現各方面協調發展，需要堅持“以人為本，富民為本，共同發展，共同分享，共同富裕”的原則。

　　·相關· 美國蘭德公司(RAND)在《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因素》(2003年)中，主要集中討論可能會嚴重阻礙中國經濟發展的問題，即那些可能使得中國在上個世紀80年代保持十年之久的兩位數經濟增長率、以及90年代和本世紀初期保持了十多年的高經濟增長率減慢或者變緩的因素。

　　失業、貧困和社會不穩定中國的顯性失業和隱性失業繼續惡化的話，將導致勞動生產率低、儲蓄率低和資本結構下降，使未來十年中國經濟年增長率下降0.3-0.8個百分點。

　　腐敗的經濟影響如果中國的腐敗程度有所增加，中國經濟增長的各個指標將下降。這一發展瓶頸的變化對中國經濟年增長率的影響是0.5個百分點。

　　艾滋病和其它流行性疾病依據聯合國衛生和其它國際組織的估計，在21世紀20年代中國每年死于艾滋病的人將達到170萬到270萬，在2020年將會有2000萬艾滋病患者。這些因素將使得中國GDP的年增長率在2002-2015年間下降1.8-2.2個百分點。

　　水資源和污染在最壞的情形下，水資源的問題將在未來十年中對中國GDP年經濟增長率的影響達到1.5-1.9個百分點。

　　能源消費和價格在未來的十年(2005-2015年)中，在全球石油供給縮減25%的樂觀估計基礎上，以選適中的變化情況作為該瓶頸因素的影響底線，這一因素將帶來1.2-1.4個百分點的影響。

　　不完善的金融體系和國有企業金融危機和信用擠兌將使全要素生產率下降0.3個百分點，同時伴隨著資本和勞動力年增長率的下降，最終導致GDP的年增長率下降0.5-1.0個百分點。

　　外商直接投資的可能縮減如果流入中國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年減少100億美元，中國的年均GDP增長率將相應地減少0.6-1.6個百分點。

　　臺灣問題和其它的政治沖突據保守估計，大陸和臺灣之間摩擦將使得中國的年經濟增長率下降1.0-1.3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