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建幸--我從不懷疑中國的必然崛起

　　本報記者符定偉

　　江蘇泰州報道

　　在眾多的家電企業的老總里，陶建幸是比較低調的人，這位春蘭集團董事局主席兼CEO的言行有些“另類”。

　　當別人大張旗鼓上家電的時候，他提出家電業會很快成為“雞肋”，轉而進軍汽車業。當他在卡車領域收獲了一輪又一輪之后，更多的家電企業才如夢方醒，跟著他跑進汽車業。

　　2002年，陶建幸宣布春蘭不只是家電企業，這成為該年度春蘭最大的新聞。他說：“不管是主觀還是客觀上，現在的春蘭都不能完全叫作一個家電企業，春蘭的家電公司是家電企業，但春蘭集團不是。”他的底氣緣自此時的春蘭已基本完成多元化戰略的構建：卡車的產銷量已入全國三甲，電動自行車也在2000年底投產，新能源產業亦初具規模。在他的名言“農民能生產的東西，我們不干”的背后，是他的投資理念：技術和投資門檻。

　　整個2003年里，作為中共十五和十六屆中央候補委員，陶建幸基本沒有接受媒體的訪問，就在今年快結束的12月23日，陶接受了本報的采訪。

　　春蘭的“西瓜效應”

　　《21世紀》：今年以來，一些家電企業開始轉向汽車業，而春蘭早到上世紀90年代中期就進入汽車行業，當時你是如何有這個“先知先覺”的？陶建幸：家電業興盛的時候，大家都賺了錢。如果別人賺了一桶金的話，春蘭就是賺了10桶，而且是連續賺了6年，但是金子不是永遠挖不完的。1993年，當家電業還方興未艾時，我們開始討論出路問題，因為我們當時意識到，要不了幾年，家電業就會成“雞肋”。按照國外家電市場的發展情況，彩電價格會下降，接著會是洗衣機、冰箱，現在空調的價格也在大幅下降。

　　目前，春蘭的財務已經多元化，其他產業的利潤已經大大多于家電，這樣我們就有精力反撲家電。明年12月，我們準備再上一個300萬臺新的空調工廠。這是我們所說的“西瓜效應”，也就是說，今年西瓜好賣，大家都種，明年就過剩，而等到大家都不種西瓜的時候，西瓜價格就上來了。

　　這里面有三個問題。第一，衰落下去的產業，你不要指望它成為公司的增長點，這是前提；第二，利潤很少的行業要靠規模；第三，我們現在可以騰出手來，花很少的精力，但收益尚可。我們的原則是，收回投資，略有利潤。我們的低端產品，保留著，但限制它的量，主要的戰略不變。這實際上有點模仿歐美目前的作法。

　　《21世紀》：當時春蘭進入汽車業，為何不上轎車而是選中了不時髦的卡車？

　　陶建幸：首先，當時汽車業的格局是“三大三小”，春蘭要上轎車的話必須曲線救國，投資量要上百億，付出的代價太大，目錄不容易上，這是國家政策限制；第二，大家都想干的事我就不想干，這是我長期股市操作的經驗。現在看來，如果說當年的彩電、冰箱企業撈到第一桶金的話，現在投資轎車的國內資本，除了國家保護的三大汽車集團，都沒有撈到錢。轎車的價格還在急劇下降，進入轎車的國內資本，還沒形成規模，便淪為外國品牌的加工者。而投資卡車，一方面是這個領域競爭不激烈，投資強度不大，只有轎車的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外國品牌基本沒介入。這是天賜良機，為何不干？于是我們避實就虛，一上卡車第一年就賺錢了。當一汽二汽意識到卡車市場想回頭時，他們已被轎車拖住了。

　　中國必然崛起

　　《21世紀》：你覺得中國各行業發生了哪些變化，哪些競爭是想像中的，哪些變化是沒想到的？

　　陶建幸：加入WTO前，我參加了一個高層論壇，當時大家比較擔心的是農業問題，我認為恰恰相反，中國歷史上最強大的是農業，農民中蘊藏著巨大的力量。中國的農業采用傳統的技術，但是農民的學習和模仿能力很強，一旦農民走向世界，他們的能量不可忽視。現在，市場上有很多高檔水果，我以前認為是進口的，實際上不是，是中國農民生產的，只不過是打著進口的牌子。

　　《21世紀》：中國制造業目前對出口越來越倚重。零售巨頭的吃貨能力很大，但它們的砍價能力也很強，它們往往擠掉制造商的利潤，中國的制造企業應如何應對？

　　陶建幸：工廠與下端的銷售商有三種方式：第一種如沃爾瑪、蘇寧等，將來會成為主流渠道；第二種是一些大的公司，帶技術和品牌指定生產；第三種是直銷。

　　銷售商壓價始終有一個前提，如果這個貨誰都能生產，它就有資格壓價，但如果這個貨別人不能生產，只你一家，它就沒法壓價。我的觀點是，凡是農民能做的我們最好不要做，我們要做一般人不能做的，這是大企業應該考慮的問題。

　　這是我們常說的兩個門檻：技術和投資門檻。比如彩電，我們不做，因為技術和投資門檻比較低。在市場饑渴的時候，這類技術要求不高的產品可以生產，但當市場達到平衡的時候，不能再生產。

　　《21世紀》：日本人最近提出要振興制造業，他們的策略是把工廠往中國和東南亞遷移的同時，保留品牌尤其是核心技術，他們認為這樣肯定能打敗中國制造業，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

　　陶建幸：不能這么說。在低端產品上，中國人還是有市場。日本制造總要往高端走，因為他們的成本更高。市場總會形成高、中、低不同的層次。

　　但是，如果中國制造的技術始終停留在低端，你會發現成本受不了。制造業的發展基本上走的是從美國到歐洲到日本再到中國的過程。中國的家電業早幾年喊要突圍，實際上是核心技術沒有，目前，很多企業開始行動了，比如，中國對通訊技術的支持。再如顯像管，一些企業通過合作引進顯像管技術。

　　《21世紀》：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產權改革時，有16字方針(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你能否談談對此的理解？

　　陶建幸：這個問題，我與很多國外的企業家交流過。GE的前總裁杰克·韋爾奇在企業的股份趨向于零，他基本沒有GE的股份，這與我們大張旗鼓說企業領導人要持股恰恰相反，而一些家族持大股的企業如洛克菲洛，現在情況并不好過。

　　問題是，杰克韋爾奇沒有企業股份，為何還會拚命干活？因為他解決了分配問題。韋爾奇在GE的收入每年約4000萬到5000萬美元之間，這解決了積極性問題，這不一定要控制股權。我一直認為大企業與小企業是不同的，小企業的經營者要控股，這才能解決船小好掉頭的問題。大企業要解決的是分配問題。在這個問題上，中央是堅定不移的，而且堅持調控二次分配，而不是一次分配。

　　我認為，股權不是主要問題，國有企業的改革關鍵是人才的選拔，要有詳細的標準，而且要解決好分配問題。

　　《21世紀》：“搞錢”的觀點涉及到一個問題是國家的金融安全。現在爭論比較大的是，中國的金融市場要不要放開，放開的話存在風險，但是不放開靠我們自身的力量很難把中國的金融做強，對此，你是如何看的？

　　陶建幸：一定要開放。現在對經濟全球化有質疑，主要是擴大了貧富差距，但是經濟一體化帶來了發展，就像中國的改革開放一樣，造成了一定的貧富差距，但中國得到了大規模的發展。

　　《21世紀》：您怎么看外界的一個觀點是，21世紀將是中國的世紀？陶建幸：21世紀的世界格局中，中國一定會起很重要的作用，但能不能成為中國世紀，我不敢說，這有幾個指標：

　　一個是GDP，我們GDP的總量現在是世界第五，但人均遠遠落后。要記住不能用我們的將來與美國的現在比。中國能不能達到這個水平，要有一個漫長的過程。

　　第二是中國人的整體人文水平，包括教育水平、道德水準等。這要有一個綜合的系數，比如我們受大學教育的人口比率。

　　第三是科技競爭力。我們技術的基本水平要達到一定的程度。

　　這些數據算出來后，我們才能說是不是中國世紀。但是中國作為大國的崛起，我一點不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