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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彼埃爾·阿斯基法國
from北京
沒有比這更鮮明的對比了。
12月的一個星期五，我坐在一間寒冷的小學教室里，這是寧夏回族自治區同心縣預望鄉張家樹的一個小山村。校長在向我解釋，因為今年中國西北的嚴重干旱，村民們沒有收成，父母給孩子交學費有很大的困難。學校費盡努力將學費減為36元人民幣，但是這對身無分文的村民來說仍是一筆大數目。學校債務累累，不知該怎么辦。
這是我兩年來第八次去往張家樹，我已經深悉它所面臨的困難。此次我是以一家法國基金會的創建成員的身份重返該地，此前我在我的報紙上發表了一篇報道(后來擴展成書)，講述一個當地小學女生的生活故事。這篇題為“馬燕日記”的報道廣受矚目，它為那些家境貧困無錢就學的女孩子呼吁支持。我心里迅速計算了一下，覺得我們可以為張家樹所有學齡兒童(男女加在一起大約200人)提供免費的小學教育。我們的基金會，Enfants Du Ningxia(寧夏兒童基金會)很快與學校管理者簽訂了一份簡單的合同，儀式結束時我們在寒冷的陽光中照了一張相，以示慶祝。聽到這個消息，村民們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他們希望免除學費重擔的夢想忽然成真。實現這個夢想，只需給每個孩子花費36元人民幣，即使按照今日中國的標準也只是個小數目。
第二天，回到舒適的北京，我被邀請到一家高科技商界人士的私人俱樂部參加一個晚會。這是個以60年代為主題的化妝晚會，不分東西。我決定扮成一個紅衛兵，對我來說這是最有異國風情的裝束了。對許多其他客人來說也是如此，這里面包括所有30來歲的中國人，成功的股票證券公司、互聯網公司和影視行業的CEO和經理們。
我們發現自己被幾十個紅衛兵包圍了，我們在帽子上佩戴毛主席像章或紅五角星，高唱文化大革命的懷舊歌曲，開那個毫無生趣的年代的玩笑。晚會非常輕松，沒人拿這些東西當真。但是我無法不去回想張家樹的那些困難情景，并且對中國新富們的這種自我慶祝深感不適——這是首都最昂貴的、極度奢華的新公寓之一。最后，我很驚訝地接受了當晚最佳著裝獎，也許這是對一個讓自己“裝得很像”的老外的認可。我其實根本不用強裝：作為一個60年代的巴黎學生，我經常戴著毛主席像章以示反叛，并且那時我天真地相信一場被稱為“文化”的革命！
在中國，一個外國記者的生活經常是一場在極端狀況之間的旅程。前一天還與張家樹最貧窮的農民在一起，下一天就是中關村的新富……過去一年中我一直在穿越兩面甚至更多面中國之鏡，它們共生共存，而且很多時候彼此無視。
9月，我訪問了深圳的華為公司總部。那是一次讓我印象最為深刻的經歷。建筑設計是最好的，勤奮而輕松的氣氛就像美國大學校園，powerpoint的演示非常到位。我是自去年夏天開始關注華為的，當時華為擊敗了法國巨頭阿爾卡特，獲得一場私營電信公司的5700公里光纜網絡項目標的。這個消息讓人驚訝：中國人怎能從他們遙遠的總部做成這個項目？這是傾銷嗎？……我的首次華為之旅提供了答案：這個公司有某些競爭優勢(歐洲同行比一個中國工程師的薪水高六到八倍)，但同樣重要的是，它是一家真正的科技公司，已經擁有與該領域內現有巨頭相競爭的資本。
我本可以選擇TCL，這個公司今年也在法國新聞報道中占據顯要位置，因為它與法國的Tompson達成了一項堪載史冊的合作，從而以其遍布世界的工廠和商業網絡成為世界最大的電視制造商。“TCL？沒聽說過。”……這大概會是普通法國人在該項合作達成之前的傲慢反應。雖然在自滿的歐洲沒有什么人真正關注過這個現實，但是充滿力量的中國正在將自己建立成一個超越“世界工廠”(這是個最常用的陳詞濫調)的國家，成為一個擁有世界競爭力企業的國家。這個過程需要假以時日，而且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會成功，但是誰能在訪問華為總部之后對這一趨勢還保持懷疑？……我們的報紙發表了一篇題為“中國公司”的頭版文章，并以住在海南的藝術家王奮(音譯)及其妻女的照片作為中國中產階級家庭的樣板。
在鏡子的另一面。幾周之后，我回到南部中國，這次是在離西部約一百公里的廣西壯族自治區。這一次，故事是關于一場對廣西東部販賣女嬰團伙的審判，這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以來最大的一起此類案件。該團伙從醫院和掮客那里購買女嬰，再販賣到安徽和河南的農民家庭。有些嬰兒途中夭折。共有52人因此受審，團伙頭領謝德明是一個50來歲的婦女，她被判死刑。
我去到那里，準備寫一篇關于市場經濟下的中國的犯罪團伙的報道。毫無疑問，謝德明在我心目中是一個罪有應得的罪犯(雖然不該判死刑，我個人在哲學和實際層面上都反對死刑)。因此，當我在該團伙活動的廣西東部福綿鎮與一個在佛寺燒香的老婦人交談時，我大吃了一驚。“謝德明是個善人。”她用甜美的聲音說，“她不該死。”她怎么能這么說一個冷酷地買賣嬰兒的女人？要知道，有些嬰兒在這個過程中死去。
后來，寺廟中的女人的解釋得到了小鎮上所有人的認同。她說，幾年前，你會在地方政府和醫院的門口看到裝在盒子里的女嬰。有時，她們就死在陽光下。謝德明的活動讓她們至少有一個生存下去的機會！但是為什么人們要拋棄他們的女兒？回答依舊簡單而直接：因為如果你沒有個男孩，在沒有養老系統的中國農村，就不會有人照顧你。在廣西有句話：“嫁出去的女兒潑出去的水，”水是會消失的。
地方上的生活也是如此。計劃生育宣傳貼滿全鎮，前提條件是，如果農民家庭中的頭胎是女兒，可以生二胎。但是如果第二個還是女兒呢？結果就是，第二個女孩被秘密處理掉，以便保留一個生男孩的機會。一個當地企業家自認為很幸運地有了一個兒子，但是當我問到他，如果他生了兩個女兒該怎么辦時，他很是尷尬：“你不該問我這個問題。”開始的時候，他開玩笑道。但是隨后他就降低聲音說：“我會離婚，再娶個老婆。”只要中國仍然不為幾千萬農民家庭提供養老系統，女嬰的命運就會交由天定，而像謝德明這樣的人就會被視為“善人”。
在過去一年中，上一次能夠在我居住的平安大道上步行，而長時間不為車擾的時候，就是非典時期。惟一的風險就是遇上一只橫飛出軌的羽毛球……毫無疑問，對一個在中國的外國觀察者而言，非典是最令人著迷的時候。在我的職業生涯中，我經歷了非洲的戰爭和兵變、東歐的革命，但是從未經歷過一場這樣的恐慌，并且是在北京這樣一個1400萬人口的大都市里。從法國公眾在沒有經歷一場病例的情況下的慌張反應來看，我不認為任何一個巴黎人會比北京人在相似情況下表現得更好。而且，我必須承認，有一天晚上在我家附近的胡同里，當我與一輛由身著防護服的司機駕駛的“120”救護車(它正在尋找一個疑似病人的住處)迎面而過時，我確實大為驚惶。
我還注意到一件有趣的事，在大陸和香港的報紙上都有評論人士提到一部由40歲的諾貝爾獎得主、法國作家阿爾伯特·加繆寫的一部小說。他的著作《鼠疫》講的是在阿爾及利亞城鎮奧蘭發生的一場流行病，當時該地還是法國領土。小說細致地描述了人們如何對付一個看不見并且不了解的敵人。對加繆來說，病毒存在于每個人的心里，每個人都必須對付它。他寫道：“每個人都攜帶瘟疫，因為這個世上無人能免。……病毒是自然的；其余的，健康、正直、純潔，都是意愿的產物，而這一意愿永遠不該止息。”我在北京非典肆虐的日子里再次讀到這些充滿力量的字句……
我至少認識一個因為非典而決定改變生活的人。這個年輕女士有一份成功的商界職業，并且多年未曾停止過瘋狂的工作，直到非典爆發，迫使她躲在家里休息數周，閱讀，聽音樂，或和其他人一樣看電視。她意識到應該給自己的生活增添意義，于是決定重拾學業，然后找一份更讓她獲得滿足感的工作。我欽佩她質疑自己生活的能力，而且，如加繆所言，擱置成功的職業生涯以便滿足生命中更重要的需求，這是一種罕見的能力。
現在還不清楚中國從非典中學到了什么，無論是醫藥、社會還是從一開始就至關重要的透明度。人們似乎主要急于彌補失去的時間和機會，并且試圖忘卻夢魘。但它必定影響了很多城市居民對許多重要問題的看法，這些重要問題以前從未被全神貫注地考慮過。一年之后，我與一個中國熟人就中國的健康支出問題激烈地爭論：我為中國農村可憐的保健體系所震驚，而另一方面是一個不同速度的雙軌體系，有錢的人可以去最好的醫院就醫，而大多數人只能有一點錢勉強對付。我認為這對中國來說是危險的，我的朋友則覺得我表現得像個被過度保護的歐洲人，總希望從富有的福利國家得到一切。他回應道，中國無法支付所有人的醫藥支出。
在非典之后，我的觀點成了中國官方報紙的標準評論題材，每個人都意識到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里忽視健康支出，導致它難以應對像非典這樣的傳染病。傳染病的傳播不分貧富，而且如果不能及時遏制，就會很快成為經濟和人類的災難。中國非常幸運，因為非典沒有傳播到鄉村。很快就出現了關于艾滋病的相同爭論，面對其他的死亡病毒，中國似乎終于覺醒了。
直到最近，我才在官方報紙上讀到“中國用只占全世界2%的醫療資源支持著占全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該評論說，“因為染上各種疾病，常常會有農民變成赤貧”，這證明了我的“越鏡之旅”所得出的結論。你不需走很遠就可以得出這個結論，只要踏出高速公路就行……現在，有些關注點已經出現在中國的新領導層的講話中，雖然現在看他們如何處理這些問題還為時尚早。
試圖向一個在巴黎的朋友解釋中國，確實是個巨大的挑戰。如果你描述北京天際拔地而起的高樓、上海的磁懸浮列車，或者楊利偉壯觀的太空之旅，他會認為整個中國都活在后現代的21世紀文明之中……如果你聚焦于無法就學的寧夏農村孩子的命運，或者山西可憐的保健體系，他會想象北京仍然存在于旅游商店的黑白明信片之中……但是它們存在于同一個國家：今日中國之鏡的兩面一樣真實。顯然，最好的建議就是來此親眼目睹，而且，最重要的是，盡可能地多次穿越鏡子，看看這個變化的國家的各個面孔。它會是迷人的旅程，思想的糧食。
作者：Pierre Haski，法國《解放日報》北京分社社長，《馬燕日記》作者。覃里雯／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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