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燃from江蘇宜興
“當初差一點沒有娶到老婆！”蔣錫培笑談往事，“那時有句民謠，說是‘有女不嫁范道郎’，我就是一個地道的范道農民。”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十六屆全國代表大會僅有的兩位民營企業家代表之一，蔣錫培自然
有驕傲的資本。但在遠東集團的成長史中，卻可以看到民營企業一種普遍的艱辛。蔣錫培是江蘇遠東集團董事長，公司總產值達30億元。
2003年12月22日，中共中央關于修改憲法部分內容的建議提交全國人大討論，該建議重要的一條修改是，將憲法中“國家保護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儲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財產的所有權”、“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的繼承權”等兩條修改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和“國家依照法律規定保護公民的私有財產權和繼承權”。
蔣錫培認為這是水到渠成的事。敬畏權力
出于一個中國人的本能，蔣錫培對權力有一種天生的敬畏感。
但蔣錫培也不排斥榮譽。2002年11月8日，在中國共產黨第十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亮相成為蔣錫培最為自豪的一種成功：“我喜歡錢，越多越好，但也喜歡名譽和地位的提高。”
在江蘇省內，當時選舉十六大代表時，身為遠東集團總裁的蔣錫培很擔心自己“選不上”。當他確認自己的名字在最終名單上時，頓時興奮地從會場的座位上站了起來，神情激動。
而蔣錫培最喜歡的照片是今年7月25日他與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胡錦濤握手的照片。這張照片成為遠東集團后續發展的精神支柱。
蔣錫培如今得到了各方的肯定：在遠東集團的辦公室，大大小小的獎狀和獎杯裝滿了兩柜子。但蔣錫培把江蘇宜興市范道鎮政府給他的一個獎杯放在這些榮譽的最前面。也許，在他看來，家鄉給予的名譽才最值得珍惜。
范道就是他夢想開始的地方。
十年前，全國各地鄉鎮企業蓬勃興起，而地處江、浙、皖三省交界的范道鎮還在為生計發愁：“沒有企業，沒有就業，這個家怎么當？”
政府在發愁，有了點小錢的小老板蔣錫培也在發愁——自己起早摸黑掙了點小錢，難道一直這么摸下去？當時，蔣錫培已經在大哥蔣根培的提醒下，借錢搞起了長途販運電纜的生意，并且已有了180萬元的存款。
蔣錫培選擇了生產電纜。1990年，以180萬元創業的遠東集團，十多年來一直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增長，2003年的產值達到史無前例的30億元，每年上繳的利稅占范道鎮的80%以上。
“錢多了不知道怎么花。”這是一個下屬對蔣的評價。蔣錫培的節儉在公司內也是有名的。但對于遠方來的朋友，蔣錫培的細心周到絲毫不亞于笑容可掬的五星級賓館的大堂經理。
“朋友多了路好走”，今年12月在北京舉行的一次頒獎典禮上，蔣錫培的演講以此為題。
同其他民營企業家的坎坷道路相比，蔣錫培也許走過的彎路最少，遠東集團一直平穩地攀升。這一切，恐怕不能用運氣好壞來做簡單的解釋。
但蔣錫培否認自己在建立與政府良好關系的過程中存在某種交易的傾向，他認為：“政府和民營企業不是對立的，良好的合作是國家發展的基礎。”
成為十六大代表讓蔣錫培對政府心存感激：“我們從夾縫中生存到披衣戴帽，到走到政治舞臺前面，我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政府給了我環境，我給政府更多回報。”遠東改制
從1990年到2001年，遠東進行了被譽為“遠東經驗”的四次改制。從私營企業到集體企業，從集體企業到與國企合作，再到最后的股份制改造，遠東的這幾次改制每次都面臨極大的風險。
“每次改制都涉及到產權的歸屬，一不小心這個廠子就是別人的了。”事隔多年，蔣錫培的一位老部下說起這幾次改制仍然心有余悸。
所幸的是，蔣錫培沒有被壓垮，他用異乎常人的方式闖了過來。
蔣錫培說，遠東的發展從來就不是“鉆政府的空子”，而是通過對整個時代脈搏的把握來尋求自身發展的最大空間。“當每個機遇擦身而過時，都得把握住。因為我的起點低，哪一班車都誤不得。”
1992年，遠東第一次改制，私企戴上“紅帽子”。當時，民營企業貸款是個“老大難”問題，蔣錫培清楚地記得，當時自己帶著一大堆甲魚、鮭魚等特產去拜訪一位銀行行長，“我告訴行長自己有多得不得了的定單，銀行資金投入一定可以得到豐厚的回報，但行長也很無奈，‘小蔣啊，不是我不支持你，國家的政策我也不能違背啊’。”
那時江蘇及沿海地帶“戴紅帽子”現象盛行，一頂“紅帽子”，意味著從銀行貸款、職工福利、稅收，都可以得到政策支持。
1992年的一天，當時的范道鄉黨委書記、現任宜興市委副書記張伯宏對蔣錫培說，你把自己的企業變成鎮辦集體企業，我們幫你落實優惠政策，廠子還讓你干。
結果廠子拱手送給地方政府，蔣錫培失去了500萬元資產的支配權。
集體企業牌子掛出來后，他被當地政府任命為鄉長助理，而企業立刻擺脫了此前困擾許久的稅收、銀行貸款問題。到1994年底，銷售收入超過了1.5億元，企業總資產增長到5000萬元。
蔣不認為自己在和政府做交易，從而取得某種“政治庇護”。他說，從表面上來看，個人失去了財富，但從長遠看，個人在這個過程中得到了最大的發展空間。
1995年，蔣錫培與宜興市領導一同到國外考察。在回國途中，市領導提出，希望遠東能由集體企業進一步向股份制企業改革，蔣由此開始了對企業的第二次手術。
蔣錫培第二次改制，在經濟上保持利益獨立；在政治上，及時避免了民營企業和地方政府可能的糾葛。從“蘇南模式”進化到股份制企業，遠東改制給宜興市政府的政績帶來了高分。
在這一年，蔣錫培被宜興市委任命為范道鄉黨委副書記。
經濟實力與政治平臺的正比例發展，使蔣錫培開始醞釀更大的動作。從1997年到2000年，蔣錫培開始向擁有權力和市場話語的電力壟斷部門靠攏。
1997年4月，電力行業的國資巨頭——中國華能集團公司、中國華電電站裝備工程(集團)總公司、中國電網建設有限公司、江蘇省電力公司等四大國企與遠東集團正式簽約，成立江蘇新遠東電纜有限公司。
遠東將原有員工股中68%的股權讓渡給四大國有企業，華能集團的一位司局級干部成了新遠東的董事長。這意味著蔣錫培在自己34歲那年，再一次失去企業的控制權。
結果在意料之中：新遠東的銷售創下了歷史新高，華能等四家公司每年從新遠東獲得了110%的回報。而從1997年到2001年，蔣錫培獲得了更多的資本：政策支持和市場的絕對優勢；與國家壟斷集團的合作為他的社交創造了更為有利的空間。
可以說，蔣錫培在1990年代的三步，是中國民營企業發展的艱難履痕，同時也是蔣所代表的那個階層努力尋求社會認同與政治認同的歷史見證。
蔣錫培沒有等待太久。2000年4月，他被評為“全國勞動模范”；隨后，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在南京召開黨建工作座談會，蔣錫培應邀出席，并向總書記匯報了遠東的黨建工作情況。
2001年，蔣錫培走出了他的第四步。他拿出1億多元向華能回購遠東的股權，結束了雙方長達5年的合作。在蔣看來，“民營企業給國家發展做出了很多的貢獻，有足夠的實力獨自為自己和國家利益運作”。
1990年代初期創辦的蔣氏企業，終于在10年之后回歸到了自己期待已久的本位。最近中央政府準備把保護合法私有財產不受侵犯寫入憲法。敏感的億萬富翁蔣錫培捕捉到了這一信號，但他的反應波瀾不驚，“這是水到渠成的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