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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傳志站在落地玻璃窗前，極目遠眺，表情堅毅。《財富》在2003年末精心選擇了十幾位全球最有代表性的商業領袖，作為其系列廣告的代言人。一個學生，印有柳傳志照片的廣告這樣描述這位中國最有影響力的商業領導人。他在1984年創辦的聯想公司，先是以IBM、惠普作為學習榜樣，然后在中國本土PC市場上令老師們黯然失色。

　　7個月后，46歲的李東生在2003年行將結束時完成了一筆令人震驚的兼并，他領導的TCL公司與世界最大電子消費產品供應商之一的法國湯姆遜公司結成了全球最大的彩電制造聯盟。性格靦腆的李東生描繪了這家坐落在廣東惠州的企業的未來前景，它要在2010年進入全球500強的行列。

　　柳傳志與李東生所代表的角色的轉變，是正在變化的中國商業世界的縮影——締造全球性公司與品牌的信心到了2003年真正覺醒甚至膨脹起來。這些昨天還在勤奮閱讀《杰克·韋爾奇自傳》的虔誠學生們如今要與老師同臺競爭，準備由跟隨者轉向規則制定者。“沒有人的競爭力是天生的。”楊元慶為對外界的懷疑做出如此的辯護。重新發現中國

　　2003年很可能被未來的歷史學家定義成中國意識覺醒的關鍵年份。這種發現既包括中國對于自身力量的發現，也包括世界對于中國的重新估量。我們不用提及美洲的發現與美國的出現如何洗刷了世界的思維，在剛剛過去的20世紀，至少有四個國家已經激發起類似的想像力。在上世紀20—50年代，蘇聯引發了世界性的討論，它不僅擁有計劃經濟這種更好的生產制度，它還代表了一種令人振奮的社會實驗與新思維；緊接著，德國、日本造就了經濟奇跡，日式資本主義、萊茵河資本主義被視作英美模式的競爭者，它們遵循著不同的經濟思想，卻都獲得了成功；在1980年代，世界沉浸在“日本第一”的情緒之中；到了1990年代，這種驚喜重返美國，硅谷與華爾街為世界營造出了一塊“看不見的新大陸”，所有國家、公司與個人都為“新經濟”而激動萬分。

　　中國正在成為這個序列中一個新的環節。看看過去兩年中，世界都發生了哪些變化？所有昔日的經濟奇跡都暗淡了，世界陷入了一場恐怖主義的戰爭，中國卻保持了令人驚嘆的增長，它看起來正在吞噬世界的制造業的工作機會，在全球FDI的柱狀數據圖上，它比亞洲所有地區的總和還要長。“讓中國沉睡吧，因為她一旦醒來，就將震撼世界。”《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在11月13日的專欄中引用了拿破侖這句200年前的名言，緊接著他寫道：“不久前，世界還是輕輕松松，不在意拿破侖的上述警告。但現在，中國正在震撼世界。”

　　這些令人飄飄然的判斷值得相信嗎？全球觀察家，尤其是那些活躍在媒體上的全球觀察家們，擁有著令人沮喪的履歷：贊美墨西哥、阿根廷的自由化改革的是他們、鼓吹儒家資本主義的是他們、日本第一的制造者也是他們……他們真正杰出的特質不是看清未來的洞察力，而是對于時代普遍情緒的迎合。

　　中國是2003年全球最重要的情緒。外來者似乎比大多數國人對此更為敏感，它不僅在經濟上保持著令世界其他角落黯然失色的增長，在國際政治舞臺上也呈現出新面貌。它是朝核危機中有力的調停者，在六方會談中，是北京而非華盛頓的聲音更值得傾聽；它在8月第一次以觀察員的身份參加了長期被視作富國俱樂部的G8會談；在10月份曼谷舉辦的APEC首腦會議上，中國越來越被當作亞洲最重要的穩定力量與經濟增長源頭；緊接著，胡錦濤成為了第一位在澳大利亞國會演講的亞洲領導人，他明顯比布什更受歡迎……2003年最后一期《外交事務》上寫道：“中國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已逐漸將自己的國家視作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它擁有廣泛的利益與責任，而不是一個受害的發展中國家。”

　　中國看來正在重復一個個大國曾經走過的道路：先是獲得了財富，然后尋求政治上的權力，最后可能塑造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中國有幾副面孔？

　　但是，令大多數中國人困惑的是，外界所描述的燦爛的中國圖景，與他們在中國真實的生活到底存在著多大的關聯。在歐洲的左派與右派知識分子爭論蘇聯的未來時，他們幾乎都對蘇聯所知甚少，吸引他們的是這個新國家的綱領與口號；美國人在1970年代生出“日本恐懼癥”時，其實并不關心日本的成功之道……同樣地，不管是“世界工廠”、“崛起中的大國”，還是“世界最大的市場”，這些動聽的名詞，都無法傳達這個擁有13億人口的國家的真實情緒與生活。我們甚至不能找出一個統一的中國概念，通過不同的鏡頭，你看到不同面孔的中國：它可能是民生仍舊艱難的農村，也可能是上海的金融中心與華麗的太平洋百貨；它可能是在過時的體制中感到壓抑的中年人，也可能是奔放的街頭紅發少年……

　　自1840年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就被卷入了一條動蕩不安的現代化洪流之中，昔日相對統一的社會結構從此被打破。在整個20世紀，中國成為一個各種觀念與意識形態的實驗場，但采取不同實驗方法的人最終的目的卻驚人一致：如何使中國重新獲得其在1820年前的支配性地位。孫中山試圖通過共和思想、蔣介石試圖將沿海的資產階級力量與軍事上的強人政治結合在一起……最終由鄧小平在1978年之后展開了過去150年中最具希望的現代化之旅……

　　所有近代國家幾乎都是18世紀雙元革命的產物。其一，工業革命奠定了工業化的經濟體制，它塑造了一種崇尚效率與數量的文化；其二就是法國大革命所塑造出的現代民主制。周恩來在1975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遵循的正是這兩種思想，它們也是從孫中山到鄧小平以來中國所有變革的本質。但在中國的實踐中，這兩項革命的平衡點明顯趨于前者，這種取向在1978年之后更加明顯，過去25年的中國是世界歷史上罕見的純粹的經濟的歷史。其他領域，不管是政治還是社會心理、文化變革都是經濟變革的副產品，經濟指標成為惟一的衡量標準，對于物質的渴望與焦灼充塞了這個民族的想象空間。而外部世界對于中國的關注，也基本集中在經濟層面。在很大程度上，與日本截然不同的中國正在上演另一個“日本故事”，或許有一天，我們也會被稱作“經濟動物”。

　　2003年，這種情緒仍在延續。在2002年年底召開的“十六大”，甚至清除了經濟改革中最后的意識形態障礙。昔日的爭論與革命性的思想，如今都變成了常識。整個社會的情緒頗似肯尼迪在1962年所描述的美國社會，他說：“現在，我們國內的主要問題已經變得越來越細微和復雜。這些問題無關乎哲學和意識形態的基本沖突，卻關系到去實現共同目標的途徑和手段……在我們今天的經濟決策中所面臨的危險，不是來自將激情掃蕩整個國家的那些相互競爭的意識形態重大論戰，而是來自對現代經濟的實際管理……各種政治標簽和意識形態的途徑都與解決這些實際難題無關。”

　　在全球化、技術革命與市場改革的催化下，中國社會呈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1978年閱讀劉心武《班主任》的一代人，如今已被2003年在網上閱讀木子美日記的一代人所取代。是的，你總是可以捕捉到種種社會變革，并得出你想要的結論：中國擁有超過1億的網民與超過2億的手機用戶，這是否說明中國已經進入數字時代；在各個中小城市為數不少的失業工人，是否又能說明這個社會將處于動蕩之中；能源緊張、環境污染與公共衛生令人憂慮，它們可能隨時使我們陷入困境……社會從不是各個部分的機械組合，而是一個動態的生命體。

　　2003年4月爆發的SARS危機，讓生活在2003年的中國人顯然有些迷惘，我們很難在這個社會里尋找到統一的情緒。在一個仍擁有9億農民、充滿傳統社會因素的國家里，包圍著我們的是一種后現代感——飄在眼前是種種碎片，我們不知道它們彼此間是否存在關聯。

　　這一切迷惘展示了中國社會的強烈渴望：在一個舊傳統日漸衰微的時刻，如何創造一種嶄新的意識形態來描述與解釋已經變化的社會、經濟生活結構。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之一，它在國際舞臺上的姿態也已經改變；它在物質上日漸充盈，卻在文化上少有建樹；它在由農業國家向工業國家轉型的過程之中，卻缺乏相應的行政力量與法律規范……2003，一個新的開端？

　　種種不連續的證據表明，2003年的確有可能成為一個新時代的開始。這不僅因為在這一年的中國政壇上出現了新一代領導人，也不僅因為中國經濟日益融入全球競爭，更重要的是，一種更為迫切的需求已在社會內部醞釀，它需要一種新的思維方式與原動力來支持它的繼續發展。

　　可以預言，經濟生活仍會在未來20年的中國扮演支配性的角色，但中國的高速增長能夠持續另一個20年嗎？一些隱憂是如此明顯，它包括壞賬比例居高難下的銀行體系、不可預料的國際環境、能源危機……但一些更為鼓舞人心的類比也一樣存在，中國奇跡絕非絕無僅有：日本的經濟奇跡持續了40年、韓國持續了35年……為這些國家提供推動力的是人民創造物質的熱情、國家政策的精明制定與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但一個更為艱巨的挑戰是，在這些國家與地區經濟高速成長的年代，創新在經濟增長中扮演的角色還不足夠重要，模仿仍發揮了重要作用。在今日世界，知識與創造性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主要動力，中國經濟面臨的結構性調整的壓力將更為強大。正如彼得·德魯克所言，未來10年的中國是“管理的10年”，對資源更有效的利用程度將決定中國經濟的健康程度。在西方對于中國經濟的預測中，很少有人會專心地研究一個不良的教育體制將會產生多大的負面的影響，而2003年備受爭議的北大教育改革就充分暴露了中國教育面臨的巨大困境，在為一個高速變化的時代提供所需要的人才方面，在為一個知識經濟時代提供智力儲備方面，在為一個多元價值觀的社會提供坐標方面，高等學校顯得力不從心。

　　“2003年的中國在有些地方相似于1980年的日本。”高盛亞洲董事總經理、中國經濟問題杰出的觀察者胡祖六說。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在1979年出版的《日本，世界第一》讓全世界在整個80年代談論日本，今天的胡祖六卻發現，不管是嚴肅的經濟學家，還是意大利一個小鄉村的主婦，人們都愿意和他談論中國問題。但誰都清楚，2003年的中國與1980年的日本，雖然都吸引了全球的注意力，但它們之間的差距卻如此遙遠：中國今天的人均GDP仍僅僅相當于日本1958年的水準。在玫瑰色的中國概念之外的一種聲音也值得傾聽，政治學家本杰明·巴伯說：“中國——僅僅是潛在的。它的地緣政治、人口統計與經濟潛力都令人生畏。但是它們已經令人生畏了100年，它們或許將令人生畏另一個100年，而不兌現。”

　　那些普通中國人的真實個體感受，才是對今日中國的最好描述，它比那些抽象的統計數字與夸張的媒體更能真實地反映這個國家與社會。盡管杰出的歷史學家常常蔑視那些尋找特定的年份的記錄者，因為只有淺薄的人才熱衷于相信，在某一時刻一切都已改變。舊事物的消亡與新事物的出現從來不是緊緊相連的，它們可能彼此重合，也可能相距遙遠的時段。

　　但我們仍愿意將2003年為視作一個轉折年份，因為我們需要將自己的迷惘明確化，我們需要一種新的社會哲學與價值觀，需要看待自己與世界的新角度，需要新的觀念革命。這些渴望在過去25年中逐漸積累，我們卻從未真正尋找到解決方案。如今，我們必須開始建立這種新的意識形態，否則，我們仍將處于世界對于自己的誤讀與自身真實生活間的巨大的落差與迷惘之中，否則我們只能仍舊按照過往的慣性而前進，無法把握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