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覺醒了嗎？2004年的中國將呈現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經過25年的改革之后，中國是否又處于另一個十字路口？阻礙中國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礙是什么？我們該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國提供的機遇遠遠大于挑戰(zhàn)？

　　作為中國領先的商業(yè)媒體，《經濟觀察報》的觀察家年會，將邀請中國最頂尖的商業(yè)、學術領袖與高級政府官員，共同探討2004年中國的經濟走向，并作出某種或許過分大膽的 預測。我們期待，這種討論能夠增進世界乃至中國人自己對于中國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新浪財經全程圖文專題直播本次會議。

　　以下是(專題論壇七：青年領袖論壇)主筆許知遠先生發(fā)表演講：

　　許如遠：談話里面，很深刻的印象是你們這一代人很大本質上是美國塑造的人，包括美國的影響非常深刻的人，你們回憶起來對美國的看法是什么樣的？

　　汪潮涌：我人生的黃金時代是在美國渡過的，24歲到28歲，學習和工作。可以說我專業(yè)的知識，是在美國念MBA那段時間學到的，因為我在國內的時候沒有機會學到這些東西。金融行業(yè)的基本概念和后來的系統(tǒng)理論知識是在美國學的，第一個工作也是在華爾街，六年的時間打下一個比較好的基礎。這個烙印還是非常深的。我離開美國已經快10年了，上周去曼哈頓，幾乎所有的餐廳，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地方，我還是如數家珍，好象回到自己的家一樣，唯一不同的地方是世界貿易中心那個地方，原來在那里上過三年的班，現在變成了一個大坑，這是一個讓人比較痛心的事情。

　　美國這個國家，你很難去評價它。我在那個地方，花了八年的時間學習、工作和生活，肯定是形成了一些對它的看法。首先從學習先進知識上面，美國的大學，美國的MBA，美國的PHD的學習，這當中尤其是MBA和PHD對學科的設置，對學生的嚴格的要求，不亞于國內，甚至比國內更嚴格。

　　許如遠：包括現在所有的職業(yè)經理人也好，商業(yè)人也好，他們的知識都是來自哈佛MBA的教材，管理觀念都是從那邊過來的，包括印度人，包括巴基斯坦人和非洲人，都是美國化的一代，所以全球化就是美國化的一代。

　　汪潮涌：純粹講教材上的東西，課堂上的東西，我的印象并不是很深，我印象更深的地方是工作中學到的東西。我當時進的大同銀行，第一天開始，你作為一個新兵被招到一個軍營里面，開始握刺刀、跑步，一些最基本的技能的培訓反而比課本上的東西更重要。在工作中形成的這種烙印，尤其是年輕的時候，當你從事第一份工作的時候，一個是你要敬業(yè)，第二你要有誠信，第三你要有足夠的耐性。拿這三條來對比今天我們公司年輕的員工，或者我周圍看到的現象的話，我們中國的年輕人就沒有好好地上這堂課或者愿意上這堂課。與一些西方的觀點，比如說跳槽、獵頭過早引入到中國來，一年換幾個工作好象變成了一種時尚。對年輕人來講，第一個工作至少要干三年，不然你不可能成為某個行業(yè)的專家，而且要鍛煉你的耐性，打基礎。互聯網的時代當然打破了這個規(guī)則，大學沒有畢業(yè)的或者沒有工作過的都獲得成功，但是那是萬分之一或者十萬分之一的機會，更多的年輕人還是要考慮打好自己職業(yè)的基礎，因為第一個工作可以說對你一輩子的職業(yè)都是非常重要的環(huán)節(jié)。

　　趙民：談兩個觀點，第一點從大面上看，第二點從個人情況看。大面上看，還是要看得更長遠一些，世界很寬廣，同樣回到200年前我們看一看，我們汪總說了，GDP我們占了40%。我們就講幾個事實，第一，中國周圍的亞洲國家都是進貢國或者是附庸國，很多亞洲國家領導人的祖先都是中國的移民，最典型的就是菲律賓的總統(tǒng)阿羅耶，他的祖先就是中國的移民。中國由于戰(zhàn)亂之后開始往海外移民的，這個土地養(yǎng)活不了這么多的中國人。看看美國，美國的領先和發(fā)達，已經用一種完全新的模式在統(tǒng)治世界，歷史上就是占領領土，因為農業(yè)社會，GDP和領土的產值有關系的，領土越廣，農業(yè)、林業(yè)、牧業(yè)越多，GDP越多，但是西班牙、葡萄牙，國土面積那么小，成了日不落帝國。現在美國的模式，就是互聯網時代，由于是工業(yè)化時代了，他已經明白和領土大小沒有關系了，他三用大組織，聯合國、IMF和世界銀行來控制。1950年的時候，可以揪集聯合國去朝鮮打仗。50年以后，他依然可以在聯合國通過打南斯拉夫，都是聯合國授權的。50年，這個國家依然是如此強大，背后是怎么？為什么有那么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領導人都在美國著名的大學留學，肯尼迪學院培養(yǎng)了多少國家的總統(tǒng)和議會的議長？規(guī)律是一樣的，表現的形式不同而已。根本來講，生產力誰領先，我們就要向誰學習，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自然規(guī)律。不要認為美國強大了，就要向美國學習。如果我們是一個現實主義者，就必須認識人類社會的基本規(guī)律。大家簡單想一想一個事實，我們很多領導干部，很多大學著名的教授子女在哪里？他們有沒有去非洲留學？有沒有去其他亞洲國家留學？為什么都跑到歐洲和美國留學？因為歐洲和美國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一個國家50年可以打兩場戰(zhàn)爭，朝鮮戰(zhàn)爭和南斯拉夫戰(zhàn)爭，也代表著一種先進的生產關系。我們要不要學，也是不用懷疑的。當然，學了以后對中國代表著什么，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做法。有的人長期在美國工作和生活的，汪總為什么不是黨員，他20歲就出國了，有的人根本就不能適應那種生存環(huán)境和文化。大家注意一下，留學生里面有一撥人，最少的就是學金融的，華爾街，絕大部分都回到新加坡和香港，回到國內的就是兩種人，一種是胡祖六這樣的人，跨國公司中國區(qū)的老總，還有一種是汪總這樣自己創(chuàng)業(yè)的。我們看看中國這么多的金融機構里，有多少人是真正在華爾街里面讀了本科，讀了碩士工作過以后回來的，而不是我們國家派出去學習一年半年以后回來的。這說明，我們國家最最高端的，生產力的最高層次的金融體系，依然沒有國際化，或者依然是中國特色。大家想一想，從黨的一大開始到十六大，只有十六大有兩個非常特別的代表團，一個是企業(yè)家代表團，一個是金融工委代表團，以前十五大都是沒有的，這說明黨已經認識到企業(yè)家隊伍和金融家隊伍是管理這個國家和管理人民最最重要的兩支力量，所以有了獨立的代表團參加黨代會。但是，再看看我們國家金融體制改革的進程和人才的結構，就知道我們國家下一個階段的主要挑戰(zhàn)和矛盾在哪里了。所以我們說，出國學習金融的人很不幸，但又很幸運。不幸的是，過去幾年的社會不是為這些留學金融的人準備的，是給留學的工科、理科和商科的人準備的。但是，未來更多的空間就是兩種人準備的，一個是風險投資互聯網，一個是學金融的。只要中國的資本市場，股市，像美國一樣也是開放的，股市跌了的時候也可以賺錢的模式和機制的話，這時候留在美國華爾街做股票的人才會回來，就是中國核心生產力最高層次的體系，保持領先的那一天的到來。

　　袁岳：最近我和外國大使館的人寫了一本書，寫了80個主題，從大的選舉國家領導人，小到家里怎么生孩子、養(yǎng)孩子，搞邪教什么的，選了80個主題，看美國人怎么看這個東西，中國人怎么看這個東西，就可以比較出來看問題的一個差別。

　　我基本上的判斷，60年代的，包括70年代出生的人，在基本的價值觀方面，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美國的，受一點點傳統(tǒng)的影響，受一點點美國的影響，受一點點雜七雜八的影響，從從來就沒有強有力的價值觀的教育，這是跟美國人不一樣的地方。在行為模式的某些方面，比如說消費時尚，你發(fā)現跟美國人有共同點。另外還有一些方面，比如說精神生活方面差異比較大，比如說宗教生活，別看離婚，中國人離婚方式和美國人離婚方式差距很大的，美國人離婚都是一半一半，我們離婚都是女人提出來的，離婚理由也不一樣，具體的、比較私秘的，精神生活領域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受美國影響的可能性不大，沒有哪一代人真正受美國影響的，因為我們留學生留學的方法和讀書的方法根本不可能受美國的影響，我們最多受美國一些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美國的意識形態(tài)有三種方式，第一點，美國的一些書被我們翻譯過來了，比如說科特勒被當成營銷大師，像營銷圣經一樣，美國的營銷大師很多呢，我們最早炒作了，因為就是這個，知道了就以為知道了圣經了。其實知識層面上，翻譯過來幾本書，很多書也翻譯得不太好，錯的就當它是這樣了。

　　在某些領域，我們大量留學生過去了，主要是理工科，他們知道的是實驗室，不知道美國的農民，不知道美國的工人，主流社會是什么樣的都不知道，他回來了，在實驗室那個部分中間受美國影響了，但是關于價值觀部分，農民孩子還是農民的孩子，關于愛吃中國菜才是那個標準。所以在他生活的主要層面中間沒有受到很多的影響，看其他東西都看不慣美國人的呢，覺得中國的還是好。所以這都是在某一個領域中間，一個實驗室，某一個工作區(qū)位的影響。

　　第三種是傳聞，這個傳聞特別有蠱惑力，很多都說外國是什么樣的，當然這個外國是指的歐美，最后都算成是美國的，把好的都歸到美國的，中國的看得不順眼的就說你看國內就這樣做。所以在這個意義上，管他是六十年代出生，還是七八十年代出生的，價值觀自覺地接受美國影響的很少很少。但是在表象層面中的影響力，對三個年代出生的人都很多，但是對60年代的影響比較少，跟60年代的人讀點歷史都有關系，他不簡單接受一種東西的影響。所以這個意義上來說，六十年代在現有的頂著干活的人中間，是受美國影響較少的一代，也是屬于較有反思能力的，要有反思的標桿。我有一個標準就可以反思，沒有的話就是自我反思。自我反思必須有一個價值觀，我們好幾代人的特點就沒有價值觀，只有流行的價值觀。所以六十年代的人有一點傳承下來的價值觀。還有一點，他看雜書，八十年代、七十年代的人都在專業(yè)化方面找機會，不能整天看雜書，否則工作都搞不好。六十年代的人，沒有什么工商管理，經濟學就相當于工商管理，所以為什么經濟學的教授就當了工商管理學院的院長，用經濟學的方法來管還覺得管得很對。因為我們那一代人就認為，經濟學就是管錢。當然，學的人都學，我們的特點就是什么都知道，什么都不精。當一個創(chuàng)業(yè)的老總，比只懂老一代的創(chuàng)業(yè)者，我們知道的還是比他們多。所以這個意義上來說，60年代的人是真正依靠知識在創(chuàng)業(yè)中間起的作用比較大。或者是其他國家，這個意義上，只是其中的知識源之一。去年我對南韓合作有很深的研究，我跟趙民有一點程度的看法，我們向歐美看齊是有一定的誤差的，實際的生活中間，包括經濟生活中間，除了先進標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適當。歐美市場向我們傾銷產品，有一個經濟的落差，傾銷的時候一有落差就能賺錢。我們是反過來的，我們往美國強攻。我們不是利用經濟的利差。但是我們大家的眼里，海爾的冰箱賣給阿富汗是什么本事啊？有本事你就虧錢，掙錢有什么本事啊？所以某種程度上，使我們被控制了，而且不是實力的被控制，實際上是經濟上控制了。人家說中國人講市場，其實中國人就講流行，尤其是流行系數高的地方，是指這個地方集體被控制的地方，精神沒有自主性，不同于另類。另類是說，你們全穿的衣服我根本就不穿，你看我不順眼，我具備抗的能力，我有自主安排另類的、前衛(wèi)的能力。流行是說大家都穿了，我不穿不行。我的手機換得是最快的，我的手機還要用去年的手機，人家會說你公司不行了吧？其實像我們這個級別的管理者，用手機就是兩個用處，聽電話，打短信，五年以前的手機就管用了，但是這是一種潮流，每一種人都要參與，不參與就差了。有氣質的人我就穿舊衣服，就用舊手機，酷嘛。大部分都不行。

　　美國是一個綜合的影響，這個影響中間又在商業(yè)層面影響、文化層面影響，或者技術層面的綜合影響，對我們的影響有很多方面，這種很多方面使得我們在交易的過程中有很強的談判地位受損，或者交易地位受損。我們反思的層面，通常我們反思到美國都是反思到政治層面上去，而實際的生活中間，和實際的文化交流中間也會存在這樣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