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覺醒了嗎？2004年的中國將呈現(xiàn)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經過25年的改革之后，中國是否又處于另一個十字路口？阻礙中國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礙是什么？我們該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國提供的機遇遠遠大于挑戰(zhàn)？

　　作為中國領先的商業(yè)媒體，《經濟觀察報》的觀察家年會，將邀請中國最頂尖的商業(yè)、學術領袖與高級政府官員，共同探討2004年中國的經濟走向，并作出某種或許過分大膽的 預測。我們期待，這種討論能夠增進世界乃至中國人自己對于中國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新浪財經全程圖文專題直播本次會議。

　　以下是(專題論壇七：青年領袖論壇)下面是嘉賓熱烈討論：

　　許如遠：剛才他們幾位都談到了92年的南巡和文革期間，很多人好奇，把你們放到青年領袖堆里，是因為我們有老年領袖和少年領袖，你們都渡過了青少年時期，在開放中上了大學，包括去了美國，有沒有這一代人當中的特質，包括商業(yè)當中，比你們年長的，張瑞敏、柳傳志他們，你們覺得你們跟他們的特質是不是有區(qū)別？是不是真的有那種個人主義精神的覺醒之類的東西嗎？

　　袁岳：我覺得有兩個共同的特點。一個是開始用新詞描繪舊事物，或者說這一代人跟六十年代人、七十年代人、八十年代人的區(qū)別，很重要的是六十年代人更注重整合，用新的概念、新的思維整合原有的資源。當然比較少的革命性的、顛覆性的語言。八十年代，今天我們大部分的詞都是八十年代以后的人傳出來的，對我們來說也可以用，因為是整合一代，可以接受。跟七十年代的人相比較，七十年代相對而言建設性會比較弱一些，我的意思是說，其實在座的大部分人做事情大概是二十八九歲，或者三十歲以后。用整合這個概念，表明六十年代的人不是革命派，起碼不是既得利益的維護派，我看他是有追求，有一定的成就，同時又希望通過打破現(xiàn)在的秩序或者改變現(xiàn)在的秩序，能夠獲得更多的社會進步的人。另外，六十年代的人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六十年代都有相對苦難的童年，體會過艱辛，所以有平民主義情結，故事講到最后會講一些社會責任。這種話到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后就不太多了，再老一代人就直接把這個當主題來講，所以基本上符合溫家寶總理這一屆政府提到的平衡的觀念。這一點來說，六十年代人無論在管理的價值觀，中間不見得會涌現(xiàn)更多新的領袖了，因為有社會職業(yè)條件的限制，但是八十年代人、和七十年代人提供更多的土壤和作為環(huán)境的條件。

　　汪潮涌：我認為，六十年代成長起來的這批人，有承上啟下的責任感。對上面，有自己父母的一輩，經過了抗戰(zhàn)，經過了國內的內戰(zhàn)，經過了大躍進，經過了越，經過了文革，經過了很多的磨難，有很多的責任感。他們老去以后，在我們這一代人獲得的成就里去補償他們，這是一種感覺。

　　第二種感覺，對下一代，我們的孩子還比較小，比如我們的侄兒、侄女們都成長起來，考慮留學，上大學，我們就會多分出一些精力來關心他們的成長，因為我們的年齡比他們的父母更接近他們，對下一代有呵護之情，所以我說剛好是承上啟下的角色。

　　苗鴻冰：我同意汪總的意見，我的感受，這一代企業(yè)家里來講是最苦的一代。從國有體制改革過程中，在年輕的時候，受過黨和政府的正規(guī)的教育，而且他們經歷了計劃經濟的過程，對經濟的介入是慢慢進來的，我們這一代人，可能是大學畢業(yè)很多沖動就來了，就下了海了，像小平同志講的，摸著石頭過河，而且摸不著怎么辦？摸大了怎么辦？都是有很多的問題。這一代人是市場經濟的試驗品，也是開拓者，摸對了就過去了，摸不對就過不去。這一代人到了中年以后，心力交瘁，包括我自己有時候都懷疑自己的身體狀況，可能有一天，這一代的人壽命比較短，因為太過努力在干，而且承受的壓力是和上一輩企業(yè)家和未來的企業(yè)家承擔的壓力不一樣的，這一批人可能要自我珍重，這是特別重要的事情，包括自己做事情的規(guī)范，包括自己做事情的勤奮，包括市場規(guī)則的制定，既是制定者又是帶頭執(zhí)行者，所以這一代企業(yè)家自己珍重是極其重要的一件事情。

　　趙民：現(xiàn)在這批人的特征有三多三少，第一多是膽小怕事多。一個人的個性，根本上來說，受到最大影響的不是學校，也不是公司，更不是論壇，最大的影響是家庭。當我們15歲以前的時候，都是改革開放之前或者改革開放初期的時候，所有的家庭都害怕政治風險，害怕社會治安的風險，所以對自己的子女教育不管是窮還是富都非常嚴。我們這些人里面，出來的在互聯(lián)網上創(chuàng)新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因為從小就對越規(guī)越舉的事情都被大人矯正了。袁總這樣的是屬于異數(shù)，屬于個例。

　　第二多是入黨的黨員多，很多企業(yè)家里面，都是大學剛畢業(yè)時就是黨員，高中、大學和剛畢業(yè)，人生最好的時間，都受過良好的黨的教育，中國那時候還不到12%的入學率，最好的都上大學了，然后分配到國家機關、科研院所、高等院校，都入了黨，所以民營企業(yè)家和外資企業(yè)家里，翻翻歷史檔案，很多人都是黨員。

　　第三多，這批人到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剛才說的是小時候，然后成長的時候，然后是工作的時候，創(chuàng)業(yè)多，絕大部分都選擇了自己創(chuàng)業(yè)的道路，而不是在體制內，沿著自己公司的道路做職業(yè)經理人的道路。所以相對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人，我們幸運的地方是我們有創(chuàng)業(yè)的機會，市場經濟發(fā)展的過程給了我們這樣的機會。因為我們創(chuàng)了一批業(yè)，所以你在這行業(yè)里就是第二代人。典型的是咨詢行業(yè)，我們雖然年輕，就成了中國第一代咨詢業(yè)的領頭羊。

　　什么少呢？第一少就是染黃頭發(fā)的人少，留長頭發(fā)的少。許如遠是七十年代出生的，不是六十年代的。他們接受新東西快，原來我們公司有規(guī)定，不讓任何員工染頭發(fā)，后來檔不住了，招了十個八個的都染頭發(fā)，時代改變了，只能放寬條件。但是你們看看，六十年代的人有幾個是染頭發(fā)的？

　　第二個少就是真正特別走到國際上，完全和中國文化徹底割裂的人少。特別喜歡看的是中國傳統(tǒng)類的書籍。所以很多中國的優(yōu)秀年輕人都是看很多中國歷史上的很多書籍吸取企業(yè)管理的養(yǎng)分，只不過和上一代人的差別是，上一代人很少看國際的東西，我們又看很多國際的東西。但是比起七十年代的許主筆，我們看國際上的東西又不如他們徹底。

　　許如遠：打斷一下，所有的三十歲以上的人都談吳思寫的《錢規(guī)則》，他們喜歡看《雍正王朝》，都是權屬斗爭的東西，說這是一個另和游戲，我占了便宜，你要吃虧我才能占便宜。三十歲以上的人都在談論雍正王朝，包括我們的總編輯，這是不是一種陰暗性的延續(xù)？

　　趙民：在我們成長的時候，這個世界就是對抗的世界，冷戰(zhàn)的時候，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支持，敵人支持的我們就要反對，這種規(guī)律根深蒂固地印在我們心里，現(xiàn)在看來這種觀點是不對的，其實有很多的東西都是灰色的，敵人支持的我們也可以支持，敵人反對的我們也可以反對。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我們說386的人，就是30多歲，80年代上大學，60年代出生的人和你們七十年代出生的人根本的差別，一個人事業(yè)的成功根本上是個性的成功，一個人命運的悲劇是個性的悲劇，這和他18歲以前家庭的教育有關系。很多家庭把孩子很小的時候就放到幼兒園和托兒所，就想從小培養(yǎng)他的性格和完整的人格。很多人童年的時候非常艱難，非常窮，也和那個時候形成的性格是有關系的。

　　第三，我們看到的企業(yè)家和周圍的圈子里，不離婚的人很少。我們上一代的人是不離婚，下一代的人就是不結婚，大學畢業(yè)以后就同居。我們在中間，二十幾歲的時候，受父母的壓力就結婚了，不懂到底為什么結婚，過了幾年發(fā)現(xiàn)錯了，就形成了家庭重組，這也是社會變革的一個特點。所以如果我們要看整個中國社會變化的歷史，真正的七十年代、八十年代走上中國社會主戰(zhàn)場的舞臺的時候，很多東西都是我們現(xiàn)在無法想象的，和傳統(tǒng)觀念無法接受的，但是我們必須學會這些東西。

　　汪潮涌：你說的三多三少對我不大適合，我在農村長大，天不怕地不怕，從懸崖上就往下跳，兩丈高的樹幾秒鐘就跳下去了。這種童年的經歷，真的是什么都不怕，在美國打工，餐廳里端盤子的時候，心理想這也沒有什么了不起，比在農村冬天修水庫的時候幸福多了，起碼能吃飽，起碼在有空調的地方工作。包括創(chuàng)業(yè)的時候，也覺得沒什么了不起，失敗了，和童年的時候相比還是幸福多了，起點還是不一樣的。關于入黨的事情，我是從來沒有入黨的，可能是一個異類，剛好趕上了八十年代初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間。另外還有一個原因，年齡太小，我們班上入黨輪不到我，入團還可以。

　　關于讀書的問題，我其實什么書都讀，像二十世紀的這些報紙，還有一些新銳的雜志，看到了就買，看到封面上的標題吸引我就買，大部分就在飛機上讀。回到家就讀一些歷史的東西，我覺得讀歷史的東西見仁見智，剛才許主筆說有些人想研究里面的權術，有這樣的人，像胡雪巖的書給我們的商場就造成了很壞的影響。別的歷史的書要看怎么看。我在讀李鴻章，他是很悲劇性的人物，確實做了很多的事情，為了清朝的基業(yè)，殫精竭慮，但是沒有得到很好的下場。有幾條是值得我們今天借鑒的，首先他請到英國人幫他建塘沽的炮臺，他給朝廷打了一個奏折，朝廷給那個人一個正三品，相當于今天的副部級。過去幾年，我們中國說誰誰請了一個副部級到證監(jiān)會工作，好象是很大的創(chuàng)意一樣，實際這個東西在李鴻章的時候，明朝晚期，一個意大利很著名的畫家就是二品的頂戴，這個值得深思。

　　第二個，讀李鴻章支持盛堅華創(chuàng)造招商局的時候，提了一個觀念就是民辦官督，政府監(jiān)督。后來，招商局的成功大大證明了這個民辦官督是很好的模式，中國今天中國國資的改革也可以借鑒這些經驗。其中，里面我還是看到了投資銀行的味道，當時招商局成立的時候，競爭非常激烈，有兩家英國的船業(yè)公司，像頤合這樣的，非常強，還有美國的順昌，幾乎壟斷了當時的海運，他們三家低價競爭，使招商局沒有生存的余地，想把招商局置之死地。后來李鴻章跟盛堅華他們商量，政府支持，給一個官糧的運輸，長江沿線往上海運糧食的，只能招商局做，這樣招商局的團隊就有了定心丸，他們不怕價格競爭，美國的公司就頂不住了，盛堅華也不需要奏請朝廷的批準，幾個股東商量，湊一筆銀子就把順昌給收購了。所以投資銀行的并購史上來講，這是最成功的案例，并購完了以后，規(guī)模擴大了，把其他幾個船隊競爭下去了。讀史使人增加智慧。最近讀史的時候，中國近代經濟的發(fā)展可以概括六個字，衰落、追趕、超越。衰落是從1796年開始，當時是乾隆大帝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沒有接受通商，錯過了工業(yè)革命，錯過了和世界市場的接軌，然后與列強結下了深仇大恨，引起了中國近代歷史上所有的悲劇，一撥接一撥的。從這個歷史過程中，我們經常會想，當時為什么中國的經濟實力能夠占世界GDP的40%，到了文革后期的時候只占1%？這里面巨大的落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們看到里面既有腐敗昏庸的政府，閉關鎖國的心態(tài)，又有軍閥混戰(zhàn)，連年的戰(zhàn)爭，加上列強的掠奪，還有當權者的經濟政策和經濟管理能力的低下，或者是其他的種種原因加起來，造成了近兩百年痛苦的歷史的災難。從這個過程里面，我們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現(xiàn)在大家都在談中華文化的偉大復興，中國經濟的崛起。談崛起和復興之前，首先要研究的是怎么衰敗和衰落的，怎么樣避免這種衰落的情況重演。所以，這就是我們喜歡看歷史的這些東西的原因。

　　苗鴻冰：關于這個年代的人愿意讀這些書，可能有一個情結，我經常會買一些光盤，為什么看，兩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休息，平時白天大家都很忙，需要有一些時間自己看一些東西，第二是學習，在看盤的過程當中學一些東西，有幾句話對我影響很大，《走向共和》，李鴻章跟日本人談判的過程中，日本人對李鴻章講，兩國勢力相當時，外交是力量，兩國實力不等時，力量就是外交。我當時就想到美國打伊拉克，想到了經濟的騰飛，中國要參與市場競爭，一定要把自己做強，你才有可能競爭，才有談判的可能。否則的話，你只能是游戲規(guī)則的執(zhí)行者，而不可能變成游戲規(guī)則的制定者，所以看這種東西是一種情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