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已經覺醒了嗎？2004年的中國將呈現出哪些更富新意的面貌？經過25年的改革之后，中國是否又處于另一個十字路口？阻礙中國前行的最重要的障礙是什么？我們該如何向世界表明，中國提供的機遇遠遠大于挑戰？

　　作為中國領先的商業媒體，《經濟觀察報》的觀察家年會，將邀請中國最頂尖的商業、學術領袖與高級政府官員，共同探討2004年中國的經濟走向，并作出某種或許過分大膽的 預測。我們期待，這種討論能夠增進世界乃至中國人自己對于中國的理解。”

　　12月20日--21日，本次年會在北京中國大飯店舉行，新浪財經全程圖文專題直播本次會議。

　　以下是(專題論壇二：區域競爭力)中國住宅產業商會會長聶梅生女士發表演講：

　　聶梅生：謝謝主持人先生。說到區域的核心競爭力，真的不是我熟悉的領域，但是今天聽了丁市長的講話有點啟發，我自己這樣看，現在對于中國現在各個區域的核心競爭力，都和兩個東西有關系。毫無例外，中國城市化的進程在今后的十幾年當中會飛快的發展，所以最近從建設部、地方政府都非常重視城市化。在城市化的進程當中，一定會形成很多和核心競爭力有關系的事情，我認為這是其中一個因素。

　　另外一個因素，是各個區域的可持續的問題，各個區域的可持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也會形成競爭力。我最近雖然不是在研究區域的核心競爭力問題，但是我最近老有機會去內蒙古，去了之后給我很多的啟發，我最近也在一些場合總結一些想法，比如在呼和浩特這樣的城市和沿海的發達地區的城市來比，應該是處于弱勢，或者我們叫做二類城市，但是它的發展過程給我很大的震撼，它恰恰是抓住了這個，因為內蒙刮沙塵暴，北京總是對這件事情很有影響，刮過了太平洋等等，所以在最近幾年當中內蒙古在產生沙塵暴的地區就不許牧民放牧，讓草長起來，這個草一次放牧以后，長到四五厘米高，長的很好，結果今天的北京就沒有什么沙塵暴，這的確是得益于可持續的生態環境的保護。問題是這些牧民怎么辦？現在不讓他們放牧，結果造成內蒙的城市化的進程非�？�，在呼和浩特的周圍城市化的進程的速度遠遠高于中國的其他城市，牧民進了城市以后，一定要就業，就業干什么？這兩件事情結合就是發展的進程。城市化的進程會造成農村或者牧民的進城，進城以后就造成經濟和社會兩方面的發展，社會發展就是要建郊區，建衛星區，大家知道蒙牛這個企業在中國是非常領先的，他們在價值當中建立的一個企業，在中國奶制品當中確實有競爭力。為什么？在這個進程中他一定跟國際接軌，后發優勢很重要，如果它形成一個很大的企業，比如奶制品這塊，不會再用原來的方法生產奶制品，而是跟國際接軌，用最先進的生產線，最可貴的是用最先進的管理來做這件事情，所以它能夠創造巨大的效益。我想在這個過程中，是存在這個機遇的，而不是說在城市化的進程中，農民都要進城，一定要進入地產業，到包工隊，不是的，他可以進入最先進的生產線，一步到位，直接和國際接軌。

　　還有一個后發優勢，相對來說土地價格是比較便宜，勞動力的價格也是比較便宜，在這樣的情況下，如果說中國在WTO以后，是全世界的生產基地或者產品加工基地，現在內蒙提出來它是中國的加工基地和產品生產基地。這個我覺得很形象，TCL的例子很說明這個問題，它的總部在廣東，它在呼和浩特有一個園，這個園的資產和廣東的比大概只占20%或者30%的數字，但是后來建的這個生產線比原來的生產線要好很多，完成是新的經營方案在做，我聽他們的市長講，從2002年最后創造的效益來講，創造的利潤就超過了廣東。這就說明一個問題，這就是核心競爭力。

　　再延伸一點來講，比如北京在搞20個城鎮的建設，我們也參與了一些，上海搞一城九鎮，都說明在城市化的過程中，要迅速的形成一些鎮，這些每一個鎮或者一個衛星城都要形成它的核心競爭力。在什么地方？最近有一點是非常長遺憾的事情就是把生態和競爭力不妨礙一起說。正好在這個時候中國和美國由科技部牽頭和美國白宮形成了中美城鎮可持續發展研究中心，專門研究這個項目。在這個項目當中，我覺得城市化、可持續發展的問題和生態的問題是緊密聯系，如果沒有城市化的平臺，如果很好的生態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基礎，經濟發展和核心競爭力和社會發展都不可能長遠的，通過這樣兩件事情，我覺得在任何一個區域如何談到核心競爭力，城市化和可持續發展是需要受到重視，這是基礎的基礎，在這個基礎再說工業、農業、產業化，再說其他的發展。我想應該是得到一個啟發。我就講到這里。

　　何志毅：我想問一下中國的區域核心競爭力以后的城市核心競爭力和政府的關系有多大？城市所在這個區域有許多的競爭能力，這個能力和市政府的培植或者促進，是主管形成還是客觀形成。我今年到溫州采訪，溫州的企業家說溫州之所以形成這樣的局面，跟市政府沒有關系，市政府跟中央政策跟得很緊的。所以他們的意見是溫州形成的局面，形成這種經濟的發展勢頭跟市政府沒有關系，主要是文化的因素造成。另外再舉一個例子，TCL在廣東惠州這個小城市崛起，這也是值得我們探討的。李東升的背后有一個人，是現在的深圳市市長，當年的惠州副市長，市委書記，后來廣東省的副省長，李東升到惠州的時候是1988年。十五大結束以后惠州市政府提出一個，說中央之所以提出十五大，一定是有人在干十五大，有人干十六大的事情，所以十五大一結束以后，我們應該想中央十六大的精神是什么，要想干什么，我們按照十六的思路來干工作。所以之所以有TCL這樣一個企業能成功，背后跟政府很有關系。原來李東升一直不愿意講這個公開，去年這個事情被公開了，承包結束以后他們想占到49%以后，實際上因為彩電的競爭能夠做到，但是也做到了四十多，再改革引進戰略投資進來，現在市政府不是絕對控股了。所以惠州工業的形成，核心競爭力的形成好象跟它的政府關系很大。我們想聽聽聶部長的意見。

　　聶梅生：這個問題是和各個區域的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是有關系的。比如一些大的政策，在中國改革開放一些大政策的出臺一定是政府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