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華而街日報》引用美林報告所透露的信息，跨國公司沒有一個適用于“中國市場”的策略，只有一些適合于“某些行業”的策略。一個依據是，在加入WTO后，一些外資企業的市場公關危機特別多，先是美國惠氏奶粉被限令召回；雀巢食品被報含有不明基因；接著富士膠卷涉嫌走私；麥當勞無因由漲價和屢發“消毒水”事件，以及最近法國家樂福“進場費”風波。

　　一樁樁事件一度使這些跨國公司陷入被動的狀態，而這些跨國公司在對待公關危機的態度和處理事情的方法又使得危機似有愈陷愈深的境況。綜觀這些危機的發生，很多事件都首先由媒體引爆，而跨國公司面對這些危機的時候要么高高在上、盛氣凌人；要么態度低調，以“無可奉告”敷衍了事；要么被動接受，甚至內部出現“倒戈”，或者不同的聲音傳遞給媒體。結果媒體越是得不到正面答復越要刨根問底，結果危機越搞越大，甚至引發政府出面協調，最終使跨國公司付出慘痛代價。而所有的問題無不反映了跨國公司在中國市場上對公眾知情權的蔑視，更反映了它們在公關危機處理上的僵化。歸納起來大概有這樣幾個原因：

　　首先是中國公眾和輿論界的自我保護意識、知情權和話語權的增強。在中國入世前后，中國的消費者有一個疑問在心底，就是我們能不能適應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需求？我們該如何利用入世的機會向跨國公司學習和提高自身？如何為它們營造一個寬松的市場環境以體現中國人的大度與寬容？然而，經過一年多“零距離”接觸后，我們發現跨國公司在經營和管理上的有些做法與我們想象的不一樣，甚至到了讓我們不能容忍和理解的時候，我們要行使市場經濟平等的主體所應該享有的知情權和話語權，要自覺地保護自己的權益。于是，跨國公司危機接蹤爆發。

　　其次是跨國公司高層對中國文化缺乏深入系統的了解，在特定事情上的認識與公眾的理解存在著較大差異，故而導致在公關層面上被認為是不負責任甚至是歧視中國消費者。例如今年的麥當勞漲價事件，漲價在成熟市場經濟狀況下是一種非常正常的行為，但是由于中國本土文化及市場的差異性，加之麥當勞沒有提前與公眾做必要的溝通，導致了中國媒體和公眾對麥當勞漲價的誤解，甚至認為麥當勞是在趁火打劫，從而導致了麥當勞在中國市場的輿論危機。

　　第三則因為跨國公司公關職能部門的人員經驗不足，危機意識淡薄，沒有把握最好的危機公關時機。很多跨國公司策略層面的負責人多由外籍人士擔任，而他們由于語言、經濟和文化的差異使得對危機的敏感度不夠高，而本土雇員雖然各自具備各自的專長，但卻缺乏危機處理的經驗。例如剛剛發生幾輪人事更迭的某著名跨國家電公司中國公司在某地召開較重要的牽扯企業戰略調整和品牌發展方向的新聞發布會時沒有邀請一家全國級主流媒體，反而把當地的媒體悉數邀請到場。據了解，負責該公司公關工作的是一位外籍人士。而事實上，一些企業所出現危機的源頭往往就是這些主流媒體。這種對中國目前國情把握不準，人才又不能很好的本土話的情況下，危機實際上早已經潛伏。因此，很多有經驗的跨國公司都會聘用專業的公關公司提供公關咨詢和服務。在實際的工作中，很多一流的企業都有一套完整的危機預警和緊急處理方案，危機公關的功夫主要是下在防范上。一旦危機爆發，作為當事一方，跨國公司的任何辯解都會顯得蒼白無力，被媒體的炒作淹沒。專業公關公司往往會建議它們聯合有權威的第三方獨立的機構發布新聞，以正視聽。

　　歸跟到底一句話，“融入中國”，融入到中國的媒體、公眾和政府之中，跨國公司在中國的適應性才能夠增強。葉秉喜 龐亞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