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約撰稿司帆

　　被溫家寶總理稱為“農村第三次重大改革”的農村稅費改革最早和兩個人有關。一個是有“農村稅費改革第一人”之稱的現年近70歲的何開蔭老人，另一個就是時任安徽渦陽縣新興鎮鎮長的李培杰。

　　起源：何開蔭和李培杰的故事

　　何開蔭是從1985年開始關注農村稅費問題的。安徽在全國率先實行“大包干”后，該省1984年農民增產增收達到高峰。但1985年后糧食生產出現4年徘徊，農民負擔加重、收入增長艱難的趨勢開始露頭，到1987年已經很明顯了。

　　“沉重負擔來自各種收費、集資、攤派，有的有依據，更多的是各種名目的亂加碼，一些干部自己瞎想出來的。這是農民負擔的根源。”何開蔭說，通過大量調研，他開始呼吁改革農村稅費，把合理的收費用稅的形式固定下來，依法規范征收。

　　1988年，何開蔭寫了《農村第二步改革出路何在》，提出農村稅費改革是深化農村改革的突破口，引起一些中央領導和政策研究部門的高度重視。隨后，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找何開蔭去中南海做專門匯報，要求他拿出可行性方案，在一個縣哪怕是一個鎮搞試點。

　　之后，1992年，安徽渦陽縣下面的一個鎮———新興鎮秘密搞開了試點�，F任渦陽縣民政局副局長的李培杰對記者說：“1992年6月我當上新興鎮鎮長，那時候，農民的負擔已經很重了。1990年到1992年，鎮里各村的人均負擔少則140元，多的達190元，平均也有170元。而當時全鎮農民人均純收入還不到600元！”

　　1992年12月20日，新興鎮的大小村莊都貼上了鎮人民政府發的布告，這份印著鎮長李培杰大名的布告宣布：從1993年起，全鎮實行“土地承包稅費征收制度”———稅(費)提留金額承包，農民每畝承包地全年上交30元(夏秋各半)。不準任何單位和個人擅自向農民攤派或增加提留款。

　　1993年，低調運行的新興鎮“稅費承包”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以往一年到頭反復催要也難收齊的稅費，變成了農民按合同自覺上交。全鎮沒有敢亂收費的，群眾見了干部都有說有笑了。

　　看到這種情況，臨近的丹城鄉也開始秘密學起了新興鎮的經驗。但好景不長，1993年4月27日，渦陽縣人大常委會通過決定，撤銷新興鎮和丹城鄉人大通過的施行稅費改革決議。

　　實施：一篇內參

　　1993年年中，渦陽縣信息科科長王偉將新興鎮進行農村稅費改革的信息報到省里，新華社安徽分社的一位記者很快將其寫成內參，并在《半月談》內部版上發表了寥寥數十字的消息，《安徽日報》也在當時進行了小篇幅報道。這引起了社會各界廣泛的關注。

　　1998年一位中央領導到安徽農村視察后指出，要改革和規范農村稅費制度、探索減輕農民負擔的治本之策。1999年初，財政部、農業部、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一起制定出《關于農村稅費改革的意見》。這一年，安徽省濉溪、來安、望江、懷遠等四個縣按《意見》確定的方案進行了試點。在總結試點縣經驗的基礎上，國務院有關部門對試點方案微調后，確定安徽省作為全國第一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省份。渦陽縣也被國家農業部確定為“全國稅費改革試點縣”。

　　2000年3月2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通知，決定在安徽全省和由其他省、自治區、直轄市選擇少數縣(市)進行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從而拉開了農村稅費改革的序幕。

　　2002年3月5日，九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開幕式上，原國務院總理朱�杌�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向海內外宣布：“積極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從根本上減輕農民負擔，今年將在安徽進行試點，總結經驗后再行展開。”

　　4月13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溫家寶親自到會做動員講話，開宗明義地提出：稅費改革，是建國后我國農村繼土地改革、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后的第三次改革。

　　2002年4月，國務院決定把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擴大到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2003年4月3日，溫家寶總理明確指出，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將在全國范圍推開。

　　成效：一位“農村組長”的數據

　　農村稅費改革的內容被高度概括為“三個取消，一個逐步取消，兩個調整和一項改革”：即取消屠宰稅，取消鄉鎮統籌款，取消教育集資等專門面向農民征收的行政事業性收費和政府性基金；用3年的時間逐步減少直至全部取消統一規定的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調整農業稅政策、調整農業特產稅征收辦法，規定新農業稅稅率上限為7%；改革村提留征收和使用辦法，以農業稅額的20%為上限征收農業稅附加，替代原來的村提留。

　　它的推出，大大減輕了長期壓在農民身上的沉重負擔。據統計，在農村稅費改革之前，我國鄉鎮財政部門要從農民的手里收取300億元的農業稅，600億元的鄉統籌、村提留，再加上亂收費，大約從農民那里一年要拿1200億元，甚至還要更多。這一次的稅費改革，就是要把收取的300億元的農業稅提高到500億元；把其他的鄉統籌、村提留的600億元和亂收費一律減掉。遇阻：鄉鎮財政困難

　　不過，農村稅費改革加劇了鄉鎮財政困難。因為鄉鎮財政在很大程度上來源于農村稅收。記者了解到，鄉鎮財政支出中最大的一塊是中小學教師工資，占鄉鎮財政總支出的比重平均為44.8%，占財政供養人員工資總額的比重平均為75.2%。停止教育集資后，農村中小學的基本建設投資沒有了來源，必將使農村教育的發展受到限制。同時，農村公益事業的投入、農田水利基本建設的組織，還有如修路、造橋、衛生文化事業等都受到了影響。

　　于是，2001年4月25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2001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有關問題的通知》，決定暫緩擴大農村稅費制度的改革試點。2001年7月份，朱�杌�冒著酷暑到安徽考察。在這次考察中，朱�杌�指出，原本希望搞得快一點的稅費改革面臨相當難度，在全國全面推開這項改革還存在很大風險。經過慎重考慮，2002年4月，國務院辦公廳發布了《關于做好2002年擴大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的通知》。《通知》宣布，國務院決定，“積極穩妥，量力而行”，把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擴大到2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

　　2003年4月3日，在國務院召開的全國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上，溫家寶總理明確指出，今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工作將在全國范圍推開，取消農業特產稅，應該成為推進農村稅費改革的又一項重要措施。9億農民將由此再次減負。

　　夢想：稅費改革的醉翁之意

　　溫家寶總理說，農村稅費改革的實質，第一，是要改革農村不適宜生產力發展的上層建筑的某些環節，最重要的是要精簡人員�，F在一個縣十二三萬人口，吃財政飯的多達5700人，如果不精簡，不減少人員，農民的負擔就不能得到徹底解決。第二，是要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支持力度，在財政上給予農民適度的扶持，而不是把他們當做“取款機”，讓他們一味地勒緊腰帶供養“吃財政飯的”。

　　2000年，中央財政最終向安徽提供了11億元的專項轉移支付。2001年這個數字又增加到17億元，比安徽最初上報的“7億元”整整多出10億元�？梢哉f，中央為推動安徽的試點支付了巨大的成本。

　　與擴大試點相配套的是，中央財政預算對2002年農村稅費改革試點新增專項轉移支付資金165億元，再加上2001年對安徽全省以及其他省份給予的專項轉移支付，共245.1億元。這個數字已超過所有試點地區改革前農業稅收入的總和，可謂前所未有。

　　為了闖過鄉鎮、村財力困難這道關口，除上級加大轉移支付力度外，主要通過轉變政府職能、精簡機構、壓縮財政供養人員、調整支出結構等改革措施來解決。然而，在稅費改革的觸動下，農村固有的一些矛盾由暗藏于水下而浮出水面。比如，改革后，鄉村教育經費減少，必須進行教育資源的調整。此外，鄉鎮財政體系建設，鄉鎮村的區劃調整與機構改革，農科教體制的改革等問題，比任何時候都緊迫地進入人們的視線之內。

　　這是以一種“倒逼”的形式，把農村各項改革的時間表大大提前。從這個角度來看稅費改革，它將要產生的意義、帶來的功績，的確要大大超出減負本身。何開蔭說：“我們的‘醉翁之意’，在于牽稅費改革之‘一發’，而動農村綜合改革之‘全身’”�！稗r民負擔減輕、休養生息以后，還要解決農村盤根錯節的綜合矛盾�！痹诤伍_蔭看來，力推稅費改革，是為了在農村諸多矛盾中選擇一個突破口，然后全面推進其他改革，這才是其真正的、最終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