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夏季，以南方19個省市出現拉閘限電為標志，缺電問題襲擾除西部欠發達地區之外的大半個中國。來自國家電網公司的消息，1～9月，全社會用電量13742億千瓦時，同比增長15.58%，2003年全年增長約在15%左右。而與往年用電量增加僅限于東部沿海地區不同，2003年用電增長呈現全國性特征，各主要電網用電增速均超過10%。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0月開始，以長三角和珠三角為代表的東南部經濟發達地區， 出現不同程度的成品油短缺現象。在上海和廣州，久違了的排隊現象在加油站重現。

　　更讓人不解的是，臨近歲末，煤炭供應也出現了全國性緊張，在煤炭大省山西，由于電煤斷貨，部分電廠幾乎面臨全面停產的危險。

　　目前，對此次能源短缺未來走勢比較權威的預測是：2005～2006年，全國電力供需形勢將逐步緩和；2005年全國用電量將在2004年的基礎上增長7%～10%，2006年增長率為6%～8%，全國電力供需將基本平衡。與此相應，煤炭供需趨于穩定。而隨著進口多元化戰略的實施和國家戰略石油儲備基地的建立，成品油短缺也將逐步緩解。

　　“三荒”原因探究

　　那么，此番能源短缺的根本原因何在呢？

　　經濟增長是能源短缺的直接誘因。統計顯示，2003年，固定資產投資帶來的對冶金用煤炭需求增長達到10%，約為2000萬噸；同時，投資拉動的電力需求增長也極為迅猛，全國用電量2003年將超過2萬億千瓦時，凈增2000多億千瓦時。而SARS后交通運輸業的投資回升與經營好轉，普遍增加了對成品油的需求。

　　然而，2003年，中國能源供給鏈條脫節的背后，有著更為深刻的體制矛盾。

　　首先，全國性的“硬缺電”(即：電力總量不足，而不是結構性缺電)暴露出經濟預測及應急機制的不足。與以往經常發生的季節性、區域性缺電相比，2003年的缺電反映出我國電力供應總量的不足，電源與電網建設明顯滯后于經濟發展速度。

　　近年來電力基建投資占全國基建投資比例逐步下滑，從“八五”期間的12.09%降至“九五”期間的10.4%，2000年和2001年進一步下降為7.22%與6.94%；2002年雖略有回升，但也僅為7.17%。電力基建投資連續幾年滯后于全國基建投資，直接導致電力建設緩慢，電力供應總量不足。

　　電力基建投資的連年下降確實“有情可原”。1997年～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期間，我國電力曾一度過剩。以至于原國家計委曾三令五申：1999年～2002年三年間各地不準新建火電項目。但是，面臨近年來經濟的高速增長，這一政策卻未與時俱進。

　　其次，我國一次與二次能源間的經濟運行關系有待理順。2003年，電力緊張的一個直接原因是電煤供不應求。而由于電力不足，即使是國有大礦的采煤機也不得不時轉時停，中、小型地方煤礦的日常生產就更難以保障。同樣的情況在油、電關系中也屢見不鮮。

　　然而，緊密鉸接的能源鏈條，其各個環節的市場地位卻不盡相同。

　　國家對于煤炭的管制在日益放松。繼上世紀80年代，“有水快流”政策使地方煤礦蓬勃發展之后，90年代，煤價的市場化進程也明顯加快。一個正在走向市場的煤炭行業迫切要求電力系統做出相應的市場化改革。

　　煤、電關系中，大量的地方煤礦被長期排斥于計劃內市場之外，不能通過每年初的煤炭訂貨會以合同的形式出售預計產量的事實，人為地割裂了煤炭市場的同一性。一旦電力需求明顯超過預期，便會出現計劃外煤炭隨行就市，大幅漲價，而計劃內煤炭大量違約，跟隨漲價的不利局面。

　　而在電力方面，雖然電力體制改革已全面啟動，但僅限于發電端的改革(成立五大發電集團，初步建立區域電力市場)，很難與基本市場化的煤炭行業對接。售電價格的非市場化就與煤炭價格的市場化，形成了鮮明的反差。經濟利益上的矛盾，直接導致了“煤荒”之后的“電荒”。

　　第三，石油行業的發展雖然也受到電力短缺的制約，但相對于煤、電之間的“人民內部矛盾”，成品油短缺更多地是原油進口渠道多元化戰略實施過程中，國家間利益博弈的結果。這在中俄輸油管道問題及我國石油戰略儲備機制的建立過程中，體現得淋漓盡致。

　　能源鏈各環節需要鉸緊

　　不久前落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特別指出：“要努力緩解經濟發展中的瓶頸制約。進一步安排好電源和電網建設，加強大型煤炭基地的建設，加快重要交通干線和樞紐的建設。突出抓好節約能源、節約原材料和節約用水工作，搞好重要資源的綜合利用。”這為近來全國各地相繼掀起的能源基礎建設高潮提供了理論依據。據悉，浙江、湖南等今年飽受“電荒”之苦的省份，已先期上馬一批大機組火電項目。而湖北省的“中國第三核電項目”也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前期準備。

　　眼下，最為緊迫的是，能源鏈條各環節經濟關系需要全面改善。每年，全國電煤用量及鐵路的煤炭運量分別占到煤炭總產量的70%和80%，但相對于電力和鐵路部門來說，長期缺乏投入的煤炭部門沒有可以要求制衡的砝碼。2003年，當煤炭第一次舉起“價格武器”時，全國性電力短缺便不期而至。目前，包括同煤集團(大同煤礦集團)在內的山西國有大型煤礦正在醞釀新一輪重組，準備吸納更多的地方煤礦組成資產規模更大、市場敏感度更強的煤礦集團，從而進一步增強

　　對下游市場的控制能力，改變煤炭“受制于人”的市場地位。

　　與此同時，以石油為主的能源進口渠道多元化戰略的加緊實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變我國能源短缺的棘手矛盾。即使未來，中俄“安大線”石油運輸管道真的因各種“不可抗力”而擱淺，中國在哈薩克斯坦、南中國海及蘇丹等地的原油開采投資，也能一解燃眉之急。

　　除此之外，新能源的開發利用，是解決資源枯竭問題的根本方法。目前，以殼牌為首的國際能源巨頭已經在加緊研究利用太陽能、風能等新能源的方式方法，并在中國云南、新疆等邊遠農村地區開展實驗。而神華集團在陜北神東煤田開展的“煤化油”項目也已取得階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