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索引：最近，中國的紡織品和彩電連續遭遇美國的配額限制和反傾銷制裁。時值中國加入WTO兩周年，怎樣看待中國在加入WTO之后所遭遇的種種非關稅貿易壁壘？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就此采訪了國內WTO研究權威，對外經貿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張漢林。

　　記：隨著近期中美貿易摩擦的增多，有部分觀點，傾向于把現在我們遇到的這些問題歸咎于中國入世議定書中個別條款有失公正，并埋下了一些“隱患”，你是如何看待和評價 中國的入世議定書及其公正性呢？

　　張：對于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議定書的評價，可以說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個人覺得，議定書還是相當不錯的。入世兩周年以來，經濟貿易的快速發展，利用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國內經濟的穩定、持續增長等，都已經充分證明了這點。

　　環顧世界，我們也要看到沒有哪一個國家和地區加入世貿組織的議定書是完美的。我經常舉這樣一個例子，如果我們現在去看1955年日本加入關貿總協定時的議定書的條款，我們肯定會覺得日本人當時簽的是賣國條約。為什么呢？因為當時關貿總協定有不少締約方，明確提出要對日本引用關貿總協定第35條的互不適用條款，也就是說，即使日本加入了關貿總協定，日本和這些關貿總協定締約方之間的經濟貿易關系也不受關貿總協定的管轄，而這些國家和地區，與日本的貿易額占日本總的對外貿易比重超過了50％。如果這樣的條款放到現在的中國，我們怎么可能接受？但當時的日本接受了，它用了10年時間，讓絕大多數對它引用關貿總協定第35條的國家撤銷了對它的互不適用，同時日本還確定了貿易立國的戰略，并取得了今天如此的發展。

　　從日本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出，我們應該用動態的、辯證的觀點來看待問題，我們要從議定書的整體、中國入世的權利義務的綜合平衡以及WTO現有規則的總體平衡來分析判斷中國入世議定書的條款，不要單純就某一個條款而認為對我們不公平或者不合理，甚至說議定書中有“隱患”條款。

　　記：你在入世兩周年的一份關于中美貿易不平衡問題的研究報告中，曾提出“對貿易逆差經濟含義的重新認識”，這是否意味著WTO規則今后更多關注貿易額背后的利潤，而不是貿易額本身？

　　張：貿易差額和經濟利益損益之間不應該簡單地畫等號，你提到的問題可以概括為“貿易利益讓度于投資利益”。這也是在經濟全球化下，對國際貿易的一個新認識，也是我們研究的新課題。

　　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近幾年來，美國又開始出現高技術產品的貿易逆差，事實上，美國大多數高技術產品都是零關稅的，而且美國又是信息技術產品主要的創新國和配套服務的領先國，為什么美國的信息技術產品卻出現逆差呢？在貿易的背后，美國更多關注的是投資利益。美國把信息技術的專利、商標以及分銷體系等價值增值比較高的環節，留在自己國內加以實現；而把附加值不是特別高的生產加工過程，擴大或者轉移到其他的國家和地區去完成。這樣一來，即使表面上表現為美國大量地從其他國家和地區進口信息技術產品，但事實上，這種貿易逆差并沒有真實地體現為對其自身利益的“損害”，原因就在于投資獲利抵消貿易逆差帶來的影響后，仍可能有剩余。

　　比如，在2000年的時候，美國專利及其注冊許可使用費用的收入是380億美元，但是它的支出只有163億美元，僅這一項美國就有220億美元的順差。我們如果細分163億美元，可以發現大部分是美國的跨國公司下屬海外分公司為母公司專利及其使用許可所支付的費用。所以這樣算來，這一部分貿易的凈利潤是相當高的，也就是說其他國家和地區所表現出來對美國的高技術產品的貿易順差，在更大范圍上未必真正表現為美國的虧損。

　　記：近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愈演愈烈，無論是媒體的報道，還是國人的反應，都可謂激烈。在迅速發展的經濟貿易活動中，我們應該如何看待越來越多的貿易摩擦，如何處理與貿易伙伴之間細致、復雜、多樣化的問題和關系？

　　張：對待貿易摩擦，我們應該有一個平常心。因為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其客觀性和必然性：一，我國貿易正在迅速發展，2002年我國進出口貿易的年增長規模就相當于俄羅斯全年進出口貿易總額。中國與貿易伙伴之間的地位隨之發生了變化，自然增加了他們對中國的關注。二，要認識到不單與發達國家和地區之間，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之間也有貿易摩擦，因為發展中國家同樣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三，不要把貿易摩擦泛政治化。其實，發達國家始終是貿易摩擦的主體，就送交到WTO解決貿易爭端的數量來看，截止到今年10月15號是302起，其中，三分之二左右的貿易摩擦與發達國家有關。所以不要總覺得我們中國貿易摩擦特別多。四，隨著中國貿易發展速度的加快，貿易規模的進一步擴大，我們已經預感到，今后我們與其他貿易伙伴的貿易摩擦還會存在。胡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