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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劍飛／文
在我的公文包里，有一頁摘自美國雜志《商業2.0》的“一個普通人的經濟向導(A Civilian＇s Guide to the Economy)”，上面講到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簡稱美聯儲)格林斯潘在關注經濟時主要看些什么指標。其中說到，當失業率低時，格林斯潘關注就業市場，包括就業成本指數和工人的平均小時工資；當經濟萎靡時，格林斯潘會關注潛在的增長領域
，比如耐用品訂單狀況、消費者信心以及產出曲線等。
請注意，Economy前面加上The，在美國一定指的是“美國經濟”。如果把格林斯潘的這一路招數用到中國，你一定會發現，自己(或者格林斯潘)根本做不了決策，因為格林斯潘關注的這些數據大多數在中國你是很難及時得到的，或者即使拿到也很難是準確的(坦白地說，格林斯潘的方法我也從未在工作中試過)。而在美國，《華爾街日報》會在固定時間刊登關于美國經濟的各種乏味的經濟數據，除了主要的比如GDP的變化，最細小的可以是一周新增申請失業臨時救濟的人數。
相比之下，中國的經濟數據從產生方式到結果，都有些令人難以傾信。中國經濟繁榮的重要標志——我們強調的標志——一直是國家統計局公布的高增長GDP，而其它數據很容易被人們忽略。比如，中國的就業率到底是多少，一直是一個眾人無法達成一致的問題；銀行的壞賬比率也要爭論一番；你也無法看到中國的企業訂單狀況(這成為企業的商業秘密)……一句話，關于中國經濟未知的東西還太多。無怪乎一位曾在摩根士丹利工作的投行朋友告訴我，她并不相信美國一些知名經濟學家對于中國經濟的分析預測，因為她認為他們拿到的數據的可信度是大大值得懷疑的。這或許也是黃仁宇認為中國的問題在于沒有解決“數目字”管理問題的原因。
在這種情況下，在中國從事經濟新聞工作的意義或許就變得格外重要，因為媒體對經濟的報道不僅僅要揭示經濟的運行情況，還可能影響政府決策、企業經營以及個人決策等經濟行為，如果報道不能真實反映經濟的運行，就會給做決策的人造成誤導。
經濟學根據研究目的不同可以劃分為兩大類別，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實證經濟學不以研究者的價值判斷為標準，而是力求真實地反映經濟現象的本質，即回答“是什么”的問題，規范經濟學則加入研究者的價值判斷因素，試圖回答“應該是什么”的問題。如果可以做一個與以上類似的劃分，經濟新聞也可以分為“實證新聞”與“規范新聞”。
所謂“實證新聞”，就是力求通過記者與編輯的工作，最大程度地還原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規范新聞”也許不能稱為嚴格意義的新聞，而是更偏重個人意見。在目前的中國，多一些“實證新聞”比多一些“規范新聞”可能更有建設性。因為，要看透中國經濟的真相，必須先回答“是什么”這一問題。只有當我們對“是什么”這個問題回答得越好，才能更好地回答“應該是什么”的問題。歷史上，以“應該”為導向的選擇，往往都導致了另外一種結局，比如日本政府對國有汽車企業的扶持最后導致的是私人公司豐田等汽車企業的壯大。
當然，我們都知道，歷史是永遠無法完全還原的，這其實正是給新聞工作者提出的最大挑戰。能夠在這一點上做好的新聞媒體，一定會是受讀者尊敬和重視的媒體，比如《財經》雜志。能多一些“實證性”，是我對《經濟觀察報》宏觀經濟新聞報道的追求，至于價值的判斷，我相信讀者自然會做出選擇。
作者為《經濟觀察報》高級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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