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的商業實踐，催生新一代企業領袖。——這是一群什么樣的人？他們具有什么樣的領導力？他們將塑造什么樣的未來？

　　2003年12月6-7日，由《中國企業家》主辦的“2003年中國企業領袖年會”在京開幕。主題為“新領袖—決定未來的商業力量”。新浪財經對本次會議全程圖文直播。

    從稅收改革的趨勢看城市土地管理

    商業銀行應嚴格審查土地和保險項目審批程序

　　周小川：各位與會代表，各位企業家先生，早上好！非常高興能夠參加這次企業領袖年會，從中國人民銀行的角度我非常重視和企業家的對話，我們認為了解企業家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建議，對于宏觀調控有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也非常高興能有這樣一個機會跟大家對話，我想既然是作發言，就應該有主題，剛才開幕辭都有主題，我想我的發言也應該有主題，我想從稅收改革的趨勢看城市土地管理和一部分企業探討一些比較重要的問題。首先，大家都注意到了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稅收改革方面的一些提法，這些提法我感覺非常清晰，一個是將來會逐步推行增值稅的轉型，從生產型主要到消費型的增值稅。另外個人所得稅也要發展，再有一個，在適當的時機選擇試點實行物業稅，過去有人翻譯成財產稅，也有人說是地產稅，也有人是物業稅。特別是從財產稅角度來看，涉及到兩種與管理不太相同的地方，一種是城市采用批租形式，城市政府必然希望能夠賣出好的一點，這樣開展改善公共服務和城市基礎設施；另外一種體制，土地的供應和交易基本上沒有限制，但是作為土地的使用要定期地進行評估，在評估價格的基礎上，進行征收財產稅，這樣會使土地初始的價格比較低，但是事后從流量來看，每年都要承擔一定的財產稅，但是這個財產稅使得未來收入以后就可以搞市政債券。另外，財產稅的做法有利于承租人的優化配置，城市的某些特別資源由于基本設施的變化，比如修公路、修地鐵等等，由于這些基礎設施的變化，實際上價格就會提高，就會提高財產稅，財產稅提高了以后，就會使所有者考慮是否需要繼續用這塊地方還是需要換個地方，因此形成了更好的稅制。絕大多數的成熟市場都已經采取這種做法了，但是亞洲個別地方還不是這樣，包括香港是另外一種做法。世界銀行在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說明發展中國家大量的國家開始采用這種做法。因此，我們說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稅收的表述，可能意味著一個相當龐大和相當重大的探討。

　　首先，從中央銀行角度，我想談一談兩種方式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如果采用土地批租的這種形式，批租的時候，首先出售的是價格，不管是否進行拍賣方式，供應量是有限的，在這種情況下，初始的價格決定的影響非常大，而這個價格如果高了，可能直接就引起了炒作，因此從這個角度、從宏觀角度會非常關心這樣的問題是否做得正確。另外一個方面，從宏觀角度講，稍微貼切一點的就是可能會影響地方的行政行為，因為任何一個地方政府也都是希望按照國家的有關規定，地方政府是否有主力陣容非常重要。從國際經驗來看，絕大多數的城市級的地方政府主力陣容現在還可以，如果沒有這種陣容，地方政府會過多依賴于增值稅的增強。那么，地方政府為了籌集稅收資源，他就可能比較偏向于價格比較高的加工業，所以容易從另一方面導致大家都搶著上汽車或者上鋼鐵，就可能有這種現象。因此，如果能夠使財產稅成為地方政府作為城市級政府的主力陣容，對于中央、地方之間的關系、財政之間的關系，對宏觀調控也是一個重要的影響。

　　接著我想談一下對融資方面的影響，企業家都非常關心融資。首先就是剛才提到的關于市政債券的作用，市政債券為了加強基礎設施建設，而市政基礎設施建設又往往是公共性的產品，不一定有回收的，但是由于提高了整個城市土地的價格，就可以設計成用未來財產稅增長的模式所轉變成的市政債券。這個是城市發展比較有效、比較規范的一種融資方式。如果不用這種方式的話，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又往往變了路，可能要收費，因為融資是借來的錢，不是投資者的投的錢，借來的錢要想償還就要有收費。最近，中國有很多城市都傾向于逐漸地把收費取消，以便方便于市民，同時方便于交通，減少交通的不必要堵塞的環節。在房地產方面的情況也類似，對房地產的價格影響和房地產的價格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定價和稅收的結構，同時也取決于你初始的時候究竟是一次性的定價，還是細水長流。

　　當然還有一部分涉及到風險的問題，無論是城市設施和房地產都有價格風險。中央的各項政策也強調銀行要避免陷入某種泡沫里邊，以在未來產生更大的風險。我跟有些銀行家交談來看，銀行其實比較放心的一條就是因為他們拿到土地的抵押，作為抵押品來講，他們往往是參照初始地租的價格，他們覺得價格是充分的。如果我們選擇這種定價的原理，同時還是存在著如果它是一個有泡沫的定價，這方面將來還可能會出現抵押的問題。盡管我們覺得自己現在的狀況還不是那么強，但是我們要警惕我們所看到的中國的現象，比如我們看到日本東京的變化以及香港方面的變化，所以我們還要考慮風險的因素。

　　最近還有一個情況，要求商業銀行這方面慎重一些，同時要求商業銀行來嚴格來審查土地和保險項目的審批程序。作為商業銀行來講要履行一定政策性的檢查的職能，這個職能其實并不是太容易做到，如果定了一個非常清楚的程序，可能也可以大致地去做，但并不容易做得那么好。因為商業銀行實際上最關心的還是它的抵押品的價值，所以它的風險主要從這里來判斷，而不見得說比如土地使用或者項目的程序變動的話，會對它產生太大的影響。也可能程序是對的，但價格也會出錯。

　　下面，我想講中國在發展過程中的體制改革情況，從我們的角度來參加八十年代體制改革的一個論證工作，我們知道在八十年代中期就已經考慮比較深入發展財產稅的設計，而且認為中國城市發展需要用這樣一套體制。設計了一種遞增增值稅的一種稅，它是從臺灣學的，我想這也是中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傳過來的，因為大家都是自己的同胞，說中國話，所以經驗很容易傳過來。所以我們當時想象既然香港實行這種制度，大家認為中國也應該實行這種制度，確實香港、臺灣都是這樣的做法。后來大家也會知道統一增值稅執行的不是太好，而且當中也產生了一些問題。目前中央非常關心一個就是城市的土地不要亂占地，而且也關心對退耕土地的農民的狀況，會不會農民的土地征了，錢給的很少，變成了既沒有土地，又沒有社會保障的一種狀況。我們也看到了從價格上應該清楚退耕的農民，在臺灣我們也看到臺北郊區的農民對政府都產生很大影響，所以各種可能的情況都會出現。總之，十六屆三中全會關于稅收改革方面的提法，有可能對于今后制度方面的選擇以及轉變是意味深長。轉變并不容易，原來選擇的體制，可能是一個很難論證的問題。可能土地已經批給人家了，而且以后只收一點使用費，他可能拿到的是土地承諾，你現在忽然變化，之后怎么弄就是一個復雜的問題。但是十六屆三中全會為這個概念表明了對這個問題的考慮，我覺得談這個問題也是感覺到我們很多企業都是跟這個有關系，另外跟我們的宏觀調控政策有關系。

　　與此類似，我講一兩句關于個人所得稅，我們個人所得稅本來也是很多企業都非常關心的問題，我們現在個人所得稅也不是高度綜合的，是一種專項和綜合相間的一種個人所得稅，我們說所得稅政策和經濟政策的關系在于，許多政策性的指向在成熟的稅收體制里面都是通過個人所得稅免除或抵扣的政策來實現的。比如居民有自住房的抵押貸款的抵扣，也是通過個人所得稅抵扣實現的。在個人所得稅綜合化程度不高的時候，就難以實現，所以要用信貸政策來體現，這種做法會使商業性和政策性之間產生模糊，這樣可能會使個人所得稅改革創造更好的條件，來發揮應有的作用。多種企業稅收會非常有利的鼓勵社會投資和大家創新開發新產品的能力，由于時間的關系，我只簡單地跟大家進行了這些交流，有不對的地方，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