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鴻濤

　　進，是冒險的選擇；退，是艱難的選擇。對于目前積極財政政策的現狀，業內人士作出如此評說。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傳出這樣的信息：財政政策仍將是積極的，但方向已經有所轉變。

　　通過政府投資的拉動，最終刺激民間消費和投資需求，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初衷。從1998年二季度算起，我國已經實施了6年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這期間，積極財政政策為ＧＤＰ的增長貢獻了將近兩個百分點。應該承認，如果沒有當初的積極財政政策，就不會有今天中國經濟形勢的總體面貌。

　　然而，積極財政政策在發揮積極影響的同時，副作用也開始顯現出來。目前我國已經累積了2萬多億元的國債規模，財政整體風險正在提高。經濟增長開始對財政支出日益依賴，而且，由于積極財政政策的實施，在中國已經形成了和積極財政政策密切聯系的利益集團，包括一些特定的機構、行業和地區。因而，上任伊始就推行積極財政政策的前任財政部長項懷誠在去年卸任后指出，積極的財政政策一定要逐步淡出。沒有一個國家的政府，沒有一個國家的財政部長能夠長期地執行積極財政政策，而不出問題。

　　退，是一定要退的，但是怎么退則極為考人。社科院財貿所副所長高培勇指出，積極財政政策一旦停止，一大批通過國債資金在建的工程可能成為爛尾工程，經濟高增長的良好勢頭難免不受到影響，與積極財政政策命運密切聯系在一起的特定的利益集團、行業、地區也會受到損失。因此，積極財政政策不搞急剎車，而是進行調整就成為當前環境下的最佳選擇。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實施積極財政政策，按照建立公共財政的要求，加大調整財政支出結構的力度，國債和新增財政資金的使用，要重點向“三農”傾斜，向社會發展傾斜，向西部大開發和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傾斜，向生態建設和環境保護傾斜，向擴大就業、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改善困難群眾生活傾斜，同時還要保證國家重點建設項目的資金需要，支持重大改革舉措的出臺。

　　應該承認，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是原有積極財政政策的“軟著陸”，顯示了中央政府在解決這一棘手問題上的大智慧。那么，積極財政政策“軟著陸”究竟意味著什么呢？

　　首先，財政資金將重點用于解決市場本身不能解決的全局問題，最明顯的是五個統籌所要求的市場所不能解決的問題。據統計，1998年－2003年國債投資中，約有半數是經營性或有效益的項目，其中不少是不需要補助或根本不缺錢的項目。今后，這一狀況將會改觀。國債資金在繼續關注原來已經形成的一些重點項目，保持原有工程的連續性，完成續建和收尾的同時，將更多地投向西部開發和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關注社會公共衛生、生態環境等公共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的基礎設施項目，著力解決三農問題，讓農村享受到公共財政的陽光。

　　其次，國債投資方向調整后，將為民間資本騰挪出巨大的發展空間。隨著指導思想的轉變以及各項政策制度的逐步到位，之前許多只能由國債等國有資本進入的領域將逐步對民間資本開放。無疑，民間資本將面臨良好的發展機遇。

　　再次，國債的投資進行調整后，盲目的市政建設熱將會降溫。當前，隨著國民經濟進入快速增長通道，城市基礎設施、房地產等行業投資不斷升溫，商業銀行及政策性銀行對上述行業也普遍看好，愿意提供超大的無抵押授信額度，在某種程度上已經導致了部分行業的投資過熱、地方政府的債務風險增加和商業銀行的信貸膨脹。在這個意義上，國債從相關領域的逐步退出可能有利于防止相關行業的非理性擴張，減少商業銀行出現新一輪的貸款壞賬風險。

　　同時，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加之經濟的回升和利率預期的上升，必然使明年發債的國債期限結構有所縮短，也就是說，中短期國債的比重將會有所增加。這其實已經可以從今年下半年以來發行的國債期限上看出端倪。隨著中央與地方間財政體制的改革，名正言順的市政建設債券和地方政府債券將有可能得以面世。

　　另外，積極財政政策的調整將會加快推進資產證券化的進程，特別是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信貸資產證券化進程的推進力度會更大，而面向市場尋求資本金補充的主要選擇就是準備的上市。但大量的不良資產存量和潛在量，以及伴隨著中長期消費信貸資產規模擴張，日益顯現出來的銀行流動性風險問題，都是其上市的最大攔路虎。所以，對四大國有商業銀行來說，出路之一就是信貸資產證券化進程的加快。正是基于這點，資產支持類債券的面世將是預料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