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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培勇：財政收入制約稅制改革

http://whmsebhyy.com 2003年12月02日 10:55 21世紀經濟報道

　　新一屆政府經濟韜略

　　【編者按】

　　2003年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11月27日到11月29日在北京召開。這是第四代領導集體執政以來召開的第一次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會議將總結今年的經濟情況，重點討論并制定明年的經濟工作安排，新一屆領導層的經濟韜略將得以全面展現。

　　而此前不久，10月20日，溫家寶總理在中南海召開座談會，就今年以來的經濟形勢以及第四季度和明年的經濟工作聽取經濟界部分專家學者的意見和建議。

　　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召開之際，三農問題專家韓俊和財稅專家高培勇接受了本報專訪。

　　見習記者　孫雷　北京報道

　　原來曾測算過，說想明年給農業稅降低兩個點，現在是8.4％，降兩個點，影響稅收收入90億。現在據說只能降1個點。這是什么問題？就是財政收入的一種制約。

　　“從下半年出口退稅改革開始，中國新一輪稅制改革拉開了序幕———可以肯定地說，以結構性調整為特征的新一輪稅制改革已經正式啟動。”財稅專家、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高培勇對記者說。

　　11月24日下午，本報記者圍繞新一輪稅制改革對高培勇進行了專訪。

　　《21世紀》：你認為，新一輪稅制改革是在怎樣的一個大背景下提出的，其最中心的理由是什么？

　　高培勇：同現行稅制設計并實施的10年前相比，今天中國的經濟社會環境已經發生了7個方面的重大變化———經濟全球化進程明顯加快、互聯網的運用更加普及、市場化程度明顯提高、公共財政框架初步建立、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宏觀經濟運行呈現新特征和稅收實際征收率迅速提升。這些變化，使得現行稅制同其賴以依存的經濟社會環境之間出現了諸多的摩擦，從而面臨著嚴峻的挑戰。

　　同時，將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多元”因素的變量一一收入眼底，可以認為，在當前的中國，啟動新一輪稅改的良機已經到來———作為重要戰略機遇期的重大改革事項，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是題中應有之意；作為完善市場經濟體制的重點工程，啟動新一輪稅制改革必須早些著手、率先動作；伴隨積極財政政策思路的重大調整，新一輪稅制改革可以搭船出港。

　　《21世紀》：新一輪稅制改革有別于1994年稅制改革的最突出的地方是什么？

　　高培勇：新一輪稅制改革最突出的地方，就是它不是一攬子整體推出一個變革，而是一種漸進性的，成熟一個推出一個的改革。

　　《21世紀》：為什么1994年的稅制改革是一攬子推出，而現在是逐步的呢？

　　高培勇：1994年的稅制改革實際上是中國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稅收制度的一種重新確立，是一種重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基本上不存在一種成熟的稅收制度。那時候主要是兩個稅，工商稅和工商企業所得稅，而這兩者也是頻繁變動，經常調整的。

　　改革開放之后，稅制建設的步伐開始加快，各種各樣的稅收制度開始推出。但是這些稅收制度，只是根據某種形勢的變化，推出的一種稅收機制。比方說有中外合資企業出現了，它要納稅，我們推出一個中外合資企業所得稅；中外合作經營企業出現了，我們就得推出一個中外經營企業所得稅。

　　出一個事，推出一個稅，就是沒有整體性的概念。而且在那時，我們并沒有確立要走市場化道路。

　　只是在1992年，十四大召開之后，我們才宣布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大的整體經濟體制改革目標確定后，就帶來一個問題———稅收制度什么樣？

　　由計劃經濟體制過渡到市場經濟體制，是很大的一種體制的轉換。這個時候，實際上我們就要重新構造一種與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稅收制度。十四大是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對1994年稅制改革是一個決定性的事件。第二個決定性影響，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盡管提出那么多稅收制度，但是矛盾也很突出。連續幾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要減少一個百分點，中央政府宏觀調控的能力削弱到不能再削弱的程度。矛盾積累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也必須做出一種根本性的變革。

　　1994年稅制改革是一種整體性的、大規模的結構性的變革。十年過去了，我們對1994年的稅制改革的評價是，已經初步搭建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條件下的稅制體系的基本框架。我們現在需要做的是在這個框架基礎之上進一步完善，并不是把框架推倒重來。這就決定了，新一輪稅制改革不是一種重建性質的大規模調整。

　　盡管是分步實施，但是放在一個統一的盤子之中，統一籌劃、統一設計。出于客觀條件的考慮，選擇恰當的時機，逐步地推出。

　　《21世紀》：那么，我們的新一輪稅制改革是否有阻力呢？

　　高培勇：一個最根本的制約因素就是錢。我們知道該往哪兒走，怎么走，但受到錢的制約。換句話說，你能拿出多少余錢來支撐稅制改革。能拿出的多，稅制改革的進程就快，能拿出的少，稅制改革的進程就慢。

　　我舉一個例子，十六屆三中全會已經明確提出，要走城鄉稅制一體化的道路，不講其他，單講稅制，中國農民就比城市多承擔了不少，稅費改革前是400億，改革之后大概是700億。如果走城鄉一體化的道路，這700億是全都要免掉的，但是不行，因為財政支持不了。原來曾測算過，說想明年給農業稅降低兩個點，現在是8.4％，降兩個點，大概影響稅收收入90億。現在據說只能降1個點。這是什么問題？就是財政收入的一種制約。如果不要這幾十個億，中央財政就要虧空幾十個億，減誰的？

　　《21世紀》：發改委中小企業司非國有企業處處長顧強在近日召開的《民營企業與東北振興》論壇上談到，中央決定將要對東北的八個行業率先做由生產型增值稅改為消費型增值稅的試點。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的增值稅改革已經開始啟動？它會很快推廣到全國嗎？

　　高培勇：我們的增值稅改革將會逐步開展起來，而增值稅改革一旦在東北老工業基地試行，就必須在全國范圍內推廣，為什么呢？因為增值稅是一個鏈條，它的這個抵扣，必須全國連成線才行。比如說你在東北某個地區生產手機的零部件，按照17％的稅率交稅款，它依照生產線可能就賣到北京了，賣到北京可能是零部件，那我怎么抵扣啊？你在那說設備這塊你可以抵扣了，到我這里是不是不可以抵扣？那稅誰來交啊？因此講，這樣一種試點，不用太久，只要是基本順利，就會很快向全國推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