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力

　　《經濟觀察報》創刊一年了。在這樣的日子里我們選擇與北京大學共同評選2001年度中國最受尊敬的企業，可以說是一種內心意愿的表達：我們也想成為一張受人尊敬的報紙。

　　我們應該靠什么贏得聲譽與尊敬呢？

　　是靠客觀、公正、平衡、專業的報道，還是靠對新聞的炒作以激發公眾的情緒化反應？是靠深入采訪發掘新聞事實本身，還是在沒有獲得準確的新聞事實前，就大膽發表意見？一年以前，當我們決定以“理性，建設性”作為我們這張新報紙的辦報理念的時候，就注定了我們會面對這樣的考驗。一

　　我們之所以對新競爭態勢下的新聞操守和職業道德給予特別的關注，是因為我們深知，作為傳媒，要想獲得尊重，首先一條是講真話。80年代末，我在《中華工商時報》工作的時候，當時的總編輯丁望曾說過，我們要辦一張講真話的報紙，至少可以不講假話。十幾年轉瞬即逝，但言猶在耳。我想這也應是我們《經濟觀察報》的“道德底線”吧。除了講真話，作為財經媒體、作為經常性地與業界打交道的媒體，把握好編輯權與經營權的界線又是一件多么重要、又是多么不容易做到的事情。

　　最先把經營權與編輯權分別比作國家與教堂的是美國時代公司的亨利·魯斯。由于魯斯認定新聞工作的首要任務是“社會責任”，其次才是利潤。在他的時代，“教堂”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后來這一切似乎發生了變化。但是歷史上有頭腦的能決定媒體命運的人，首先想到的一定不是商業計劃和市場分析，而是編輯思想、價值觀和一群好的新聞工作者是否存在。

　　迪斯尼成立15周年的時候，邀請了1萬人參加慶典，其中有部分媒體。迪斯尼為這次活動報銷了大約800萬美元，迪斯尼沒有公布哪家媒體是一分錢沒花的。據迪斯尼估計，在這次活動中來自電臺、電視臺的那群人至少向美國的各個角落播出了1000個小時的報道。

　　這次事件在美國的新聞界引發了眾多微詞，當《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約翰·卡爾諾代批評NBC花了迪斯尼大約5萬美元的時候，NBC勇敢地作出了這樣的答復：“迪斯尼周年慶典不是硬新聞，不具有重大意義，并且我們發現，對方通過信用卡，把設備與機票費用都已為我們準備好了。然而，NBC不允許接受這樣的服務，即使是為避免沖突出現或在當時妥協了事，NBC也要如數償還這些款項的。”事后甚至有人提出，傳媒應該在報道中告訴讀者，哪些報道是由企業提供差旅費的。

　　去年，我們報社有一位記者，在寫一篇報道時抄襲了別的媒體的文章，我們請這位記者離開了報社，并以“社評”的形式向作者和讀者致歉。在我們看來，信用與道德，是我們的安身立命之本。這并不是說我們的道德水準天生有多高，只是我們把報社看成是一個準備“多次博弈”的利益主體，希望它能積年修脯，成為百年老店。因為所謂“信用”，無非是“重復博弈中當事人謀求長期利益最大化的手段”。如果社會上更多的人這樣想，那弗朗西斯·福山在《信任》一書中所說的“高信任社會里整個社會社團聯系便利、商業交易成本低，使之可以長期降低社會成本”就成了事實。對于傳媒的職業道德，新聞集團的劉香成也有類似的觀點：媒體的職業道德和責任感對別人太重要了、影響太大了，要特別小心。像《紐約時報》出錯了，會在頭版頭條向讀者道歉。劉說，所謂接軌不就是接軌方式、方法嗎？

　　二

　　我們《經濟觀察報》有過一句廣告詞，叫做“以工業標準建設我們的報紙”。其意是說，我們要做一張比較職業、比較專業的報紙。除了前面講的職業道德，中國媒體另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在媒體操作環節上缺乏流程與質量控制的標準和尺度，特別是平面媒體。什么樣的稿件是好的？如何保證記者寫出來的稿子不偏離當初選題會上的初衷？如果我們認定現在的媒體運營已經由當初“拍腦袋”式的直覺與經驗的做法，進化到流程化、工廠化管理的“大生產”年代的話，新聞就不僅僅是一個記者的文風、個性和個人意趣的產物，而應該是生產線上的一個產品，媒體需要有一個流程與質量監控的體系，對每一個記者的產品進行規范，使之合乎媒體整體定位、風格的需要。

　　但是遺憾的是，在我有限的媒體實踐中，鮮見有現代意義上完整的流程與質量監控體系的報紙。從業者心中對什么是好稿，什么是壞稿，多少都有些似是而非的味道，并且與報紙業務領導的個人偏好有很大關系。于是媒體的市場表現，過于依賴少數業務領導人的存在，這對一張報紙的長期發展顯然是不利的。《經濟觀察報》如何走好職業化、專業化報道的道路，如何有一個好的價值觀并在操作的層面上得以平穩地實施，便成了我們另一個格外關注的問題。三

　　就眼下信息傳播的數量來說，對每一類讀者可能都是過剩的。所以，我們認為，我們不僅應該提供信息，《經濟觀察報》還應該提供對信息的梳理與整合、分析與判斷；也就是說，我們不僅給讀者“輿”，還給讀者“論”——見識。我們給讀者解釋性的東西，經過價值判斷的東西：我們努力把個別的、割裂的、分散的事實還原到他們賴以生存的社會經濟環境中去。其實，所謂深度報道不就是圍繞社會發展的現實問題，把新聞事件呈現在一種可以表現其真正意義的脈絡中嗎？這是一種“后發制人”的競爭。

　　說到競爭，我們一直以為，媒介產業的競爭只是熱身階段。眼下報業市場的競爭還遠未達到激烈的程度，甚至說真正的報業競爭還沒有開始。大資本、海外資本、有實力的企業還在探索、觀望和等待。以《經濟觀察報》來說，無論是規模還是報紙架構都只不過是一塊小小的試驗田。在辦報實踐中，傳媒的市場化運作、傳媒的獨立性與資本的關系、傳媒的管理和人力資源的建設、新競爭態勢下如何重建新聞資源等等一系列的問題擺在我們面前，遠未達到厘清與解決的程度。和其他領域的巨大變革相比較，傳媒業不過是剛剛有一點兒“風吹草動”。

　　如果說英國人培根的一句“知識就是力量”奠定了整個西方現代文明的根基的話，那么我們現在時代的口號可能就是“話語權就是力量”——這雖是一種夸張的表述，但在一定程度上卻是今天的現實。這樣的情形時刻提醒著我們，作為傳媒業者有責任進行客觀、公正的報道，理性的分析，建設性的批評。作為一張新生的經濟傳媒，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多么嚴肅而又艱難的考驗。

　　《經濟觀察報》以“理性，建設性”作為自己的辦報理念，在編輯部，“理性，建設性”正在成為年輕傳媒業者的思想方法和行動準則。坦率講，一張經濟傳媒時常會面對很多誘惑，我們也不例外。堅守“理性，建設性”，意味著我們經常會舍棄浮夸的噱頭，遠離無聊的炒作，更看重長遠利益而不是只顧眼前，逞一時之勇，圖一時之快。

　　事實上，做媒體意味著必須做出選擇，因為你必須選擇立場，不可能左右逢源，而對新聞的原則態度和客觀公正的立場就是你的公信力和最大的賣點。《紐約時報》評論版編輯、普利策獎獲獎人HowellRaines說：“我們不應放棄新聞記者那種憤世嫉俗的懷疑精神，我們的職業是探究真相，不是去當啦啦隊；我們的責任是告訴人們事實，而不僅僅是贏得公眾的熱愛。”

　　當思想不能自由思考時，人們是痛苦的；但當思想自由馳騁時，你也會遇到沒有方向的苦惱。當經濟迅猛發展時，我們可能更需要路標；當商業利益和資本正在成為左右某種東西的力量的時候，精神對于無論是傳媒還是個人將顯得多么的可貴。

　　斯坦福大學經濟學家希多夫斯基在《沒有歡樂的經濟》一書中透露，美國舊金山灣地區各大學參加業余交響樂隊的人數在20年時間里增加了5倍，大大超過了這一地區經濟與人口的增長速度。類似的例子不勝枚舉。其實，物質生活只是人類進步可以度量的方面，而精神生活的需求與發展可能是一件永無休止且大大超越物質文明發展的事情。套用一句老話，我們也是“精神食糧”的生產者，我們知道我們身上的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