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迎春

　　美國應該清醒地根據經濟學的供給與需求理論,認識到國家間的貿易使所有國家都能獲益,即貿易是一種正和活動,而非零和博弈

　　11月18日，美國紡織品協議執行委員會（CITA）終于作出了一個令人并不感到意外的 決定，即從2004年起對中國出口的針織布、胸衣、袍服三類紡織品啟動特別保障措施。這是繼布什政府決定大幅增加農業補貼、提高鋼鐵進口關稅、默許美元貶值政策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決定，再次把布什政府極力推行的貿易保護主義外貿政策放到了全球的聚光燈下。而一系列事件充分說明，在全球貿易自由化成為潮流的今天，重商主義卻正在美國卷土重來。

　　理論之辯

　　重商主義把國際貿易視為一國主要的福利來源。其核心觀念就是，國家的福利或財富，以國家對金銀的持有量為基礎。在這樣的國民財富觀下，重商主義者認為出口越多就越能為國家帶來更多的財富，就能擁有更多的金銀。在重商主義者看來，國際貿易就是一場零和游戲———一國收益來自于他國的損失。因此，要使國內生產者受益，政府必須為限制進口而設置一系列的關稅和貿易壁壘、同時對該國產品進行補貼，從而鼓勵出口。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發展，重商主義理論的內容有了新的變化。由于當今世界金銀已不再作為國際貿易流通的媒介，也失去了其作為各國外匯儲備的功能，所以重商主義理論的支撐點已由獲取金銀轉為關注就業問題。即認為出口之所以好，是因為它創造了國內就業機會；進口之所以不好，是因為它們使工作機會從國內轉移到了國外。

　　自亞當·斯密以來，眾多經濟學家對重商主義理論給予了猛烈的批駁，認為重商主義者提倡的貿易政策，將社會利益的優先次序本末倒置，嚴重損害了國內消費者的利益。盡管如此，重商主義思想在世界許多國家貿易政策制定者中卻一直大有市場，成為當前推行貿易保護主義、阻礙全球貿易自由化的重要因素。

　　時過境遷

　　毫無疑問，重商主義也曾經影響過中國的外貿政策。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中國展開了一場“創匯運動”，這一運動在整個90年代達到高峰。為了創匯，中國采取了諸如出口退稅等一系列促進出口的外貿政策，中國的外匯儲備也由此快速增加。自1990年的110億美元增加到2000年的1655億美元，中國的外匯儲備在10年中增加了15倍。當然，正是由于巨額外匯儲備作為后盾，才使中國順利度過了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維護了中國的國家金融與經濟安全。

　　但是，推行重商主義的外貿政策對中國而言并不是有百利而無一害的事情。因為今天積累的外匯儲備只是美元這個紙幣而已，它不能像黃金那樣保值。一旦發生美元貶值，中國所遭受的損失不言自明。因此，中國目前已經開始加大進口力度，努力平衡國際貿易收支，逐步擺脫重商主義對中國外貿政策的影響。

　　中國遠離重商主義在自美紡織品原料服裝進口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今年前9個月，中國從美國進口紡織原料、紡織品服裝7.87億美元，同比增長148％，比中國自全球進口增幅高135個百分點。另外，中國近年開始推行的以內需為主的經濟政策也標志著中國已經遠離重商主義。

　　得不償失

　　布什政府推行重商主義的貿易保護政策，對華紡織品出口重新設限，顯然與即將舉行的總統大選密切相關。美國紡織服裝工業從業人員約200萬人，主要集中在南、北卡羅來納州、佛羅里達州，也是共和黨的重要選票來源地。但近年來，美國紡織行業就業率持續下降。

　　另外，中美貿易不平衡的趨勢在今年繼續進一步惡化。據中國商務部的統計，今年中美貿易額將首次突破1000億美元已成定局，而前九個月,中國對美貿易順差已達409億美元,全年對美貿易順差有可能達到550億美元左右，美方則認為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將達到1200億美元，這是美國反華人士最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事實上，美國對華紡織品出口重新設限，除了會影響消費者的利益外，對美國的就業問題并不會產生太大的積極影響，反而有可能減少美國的就業。其原因在于：

　　一是減少美國的進口也會減少美國的出口。因為美國不少出口商品的競爭力是以某些進口商品的投入為基礎的，限制進口實際上就等于降低了美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優勢。

　　二是對華限制進口會導致中國紡織行業出口創匯收入的減少，從而會影響或者減少中國紡織行業對美國的紡織原料、紡織機械等商品的進口，進而嚴重影響美國國內與進口紡織品相關的設計、銷售、行銷、分銷、管理及零售等行業的就業。

　　三是對華紡織品設限很難保證不會遭到中國政府的貿易報復，影響中國正在日益擴大的自美進口力度，加劇中美貿易不平衡的惡化。

　　四是美國進口品的平均就業含量與出口品一樣高，減少進口也等于減少就業。根據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的統計，美國每10億美元的進口替代品包含大約2.3萬個就業崗位,出口商品包含大約2.5個就業崗位，因此對華紡織品設限在就業問題上很可能會得不償失。

　　現在,中美兩國政府已就紡織品重新設限問題開始磋商,兩國是否爆發貿易戰，60天后自有結果。但就目前的走勢來看，兩國貿易爭端仍在進一步升級。這不能不讓人對中美經貿關系的未來表示憂慮。因為在“中美關系處于歷史上最好的時刻”，兩國為紡織品爭端開打貿易戰，無疑等于打開了雙邊經貿摩擦的“潘多拉魔盒”，而其“溢出效應”對中美關系的深入合作與發展所帶來的負面影響不容忽視。

　　對于中方而言，中美紡織品貿易爭端如何解決當然重要。我們希望美方能夠取消錯誤的決定，但我們也必須做好最壞的打算，在磋商請求難以避免時，我們可以提出盡可能縮短美方的設限期限（比如半年），在美紡織行業因保障措施的實施而情勢好轉時，應立即取消對華紡織品設限。對于美方而言，應該清醒地根據經濟學的供給與需求理論,認識到國家間的貿易使所有國家都能獲益,即貿易是一種正和活動,而非零和博弈。中美紡織品貿易之爭決不能走進“囚徒困境”，否則受傷的決不僅僅是中國。

　　(作者單位：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

　　《國際金融報》 (2003年11月25日 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