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國慶

　　在涉及國家利益的原則問題上，堅持是必要的。在亞洲金融危機中，有兩個國家堅持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妥協，而是按自己的想法實行積極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結果一個是經濟繼續以7%的速度增長，另一個則成為東南亞地區經濟下滑時間最短、下滑幅度最小的國家。它們是堅定的中國和勇敢的馬來西亞。

　　11月12日，中國經貿代表團在美達成67億美元的采購合同，使得美國商家喜笑顏開，美國商務部長埃文斯更是大喜過望，并希望以此減少國內對白宮的壓力和對北京的批評。但從根本上說，這次大采購只能緩解而無法解決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中美經貿進入摩擦時代已是不爭的事實。

　　2002年中美1030億美元的貿易逆差令許多美國人耿耿于懷，中國的固定匯率政策更是成為美國失業率上升的“替罪羊”，有美國媒體甚至危言聳聽地說，“中美貿易逆差日增令美國中產階級面臨消亡威脅。”白宮面臨著空前的壓力。

　　在美國一些中小企業和相關利益集團的活動下，美國國會先后提出6項中美貿易議案，其中最苛刻的一項是，若中國政府不采取措施將人民幣升值，則美國將對中國進口商品征收高達27.5%的關稅。競選總統的幾位民主黨人士則將矛頭對準白宮，批評美國政府未能對中國及其他貿易伙伴采取強硬態度，導致了制造業工作崗位的加快流失；而美國媒體也連篇累牘地爆炒人民幣升值和美中貿易逆差問題。在“采取某種行動”這一要求的壓力下和大選臨近的背景下，布什政府不得不開始發表強硬的言論，對中國施加壓力。在坎昆的世貿組織會議徹底失敗一天后，商務部長埃文斯在底特律宣布：“美國制造商可以與任何一個國家的白領和藍領競爭，但是我們不會忍受與一個國家的‘緊領’(“緊領”指的是價值被低估的人民幣)競爭。”他的講話博得了陣陣熱烈的掌聲。此后，美國高官高密度地對中國進行了訪問，中美貿易摩擦大有升級之相。

　　但一個尷尬的事實是，即使人民幣升值20%，它對兩國之間的貿易差額也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中國的進口產品仍然令人無法抗拒地便宜，即便在采取新的出口退稅政策后，中國對美出口仍將呈上升趨勢。

　　對此，美國一些學者看得很清楚。經濟學家卡爾·溫伯格認為，布什政府的戰術更多地是基于政治因素，而不是經濟因素，政治因素有個人企圖，布什要爭取競選，他需要制造業的支持。安迪·羅思曼指出，鑒于美國民眾對中國貿易慣例的批評聲浪越來越大，布什政府急于從北京方面爭取貿易上的讓步，即使只是讓人感覺是讓步。從這個意義上說，此次大采購在一定意義上也是給布什政府一個體面的臺階下，以使之在今后爭取把中美貿易摩擦控制在理性的范圍內，并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如今的中美經貿摩擦很容易讓人聯想起20年前美日貿易摩擦。在20世紀80年代的里根時期，這位在上臺前對自由貿易大肆承諾的總統，卻很快成為胡佛之后采取最多保護主義措施的美國總統。當時，日本出口到美國的電腦和電視機被征收100%的關稅，摩托車被征收45%的關稅，日本還被迫同美國商談對汽車和鋼鐵進行“自發的”出口限制。

　　但中國不是另一個日本，中美之間的互相需要也遠大于互相對立和分裂的趨勢。從市場前景看，中國的市場魅力遠遠大于日本。某種意義上說，在21世紀的全球競爭中，美國公司是興旺發達還是坍塌失敗，可能會決定于中國戰略的正確與否。美國人不得不承認，中國經濟是美國公司的巨大的潛在市場和利潤來源，是美國高質量工作機會的創造者，美國差不多有20多萬份工作與對華貿易有直接關系，有間接關系的則不計其數。

　　與20世紀90年代的輿論相比，如今的中美經貿摩擦并不直接指向中美政治關系的核心，而只是集中在貿易和經濟問題上。

　　中國日益強大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影響也使得美國無法像對待日本那樣對待中國。如今，中國大量進口的最大受益者是它的亞洲鄰國，這些亞洲國家從不支持美國把中國貿易問題升溫的企圖，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影響力都在一定程度上下降了，號召力已大不如前。從某種意義上說，美國如果執意把經貿摩擦上升到貿易戰的高度甚至影響到中美政治關系，將不僅僅是和自己的利益過不去，也是與亞太國家特別是韓國及東南亞國家過不去，就連印度和澳大利亞也不會站在美國一邊。

　　不過，需要認清的現實是，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經濟競爭已在相當程度上取代軍事對抗成為當今世界大國抗衡的主要形式。從長遠角度看，中美經貿的摩擦可能會被控制在一定程度內，但不會消失，中國人需要逐漸適應在摩擦中從容生存和發展的生活。在未來幾年里，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政策透明度、貿易權和營銷服務、紡織品、農業、金融服務等領域將會是中美經貿摩擦的主要地帶。

　　(作者系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國際問題專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