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賓:成思危石廣生陸昊胡景巖李善同江小涓
劉彩素帕猜理查德.艾林卡爾.索旺吉贊.費克特庫提
主持人:高沛
處在五年入世交接中軸線的中國,兩年的實踐或許不能證明什么,但中國“火箭式”的變化在說明,加入WTO更多意味著一種決心和理想。最關鍵的是,這對于中國自己和世界都實現了發展上的“雙贏”。
WTO推進中國小康
按照多哈宣言,新一輪談判應將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和需要放在中心位置,確保發展中國家在世界貿易增長中獲得經濟發展所需要的份額。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致力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偉大事業,需要全面參與和推動新一輪多邊貿易談判的進程,為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主持人:加入WTO給中國帶來了發展機遇,隨著各成員國貿易活動的加劇,我國的經濟產生了何種變化?
石廣生(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委員):2002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五大貿易國,進出口總額達到了6千億美元。1985年到2002年,流入中國的FDI從不到20億美元發展到去年的527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一。1989年中國外資企業出口占總出口比重還不足9%,2001年已躍升到49%。
素帕猜(WTO總干事):1978年中國第一次批準初步的經濟改革計劃時,外貿總額只有206億美元,而現在中國歷史性的加入世貿組織兩年之后,已經成為世界上第四大貿易國。在2002年,中國的貨物和服務貿易總額達6930億美元,中國的外國直接投資總額也達到4500億美元。
主持人:這些強有力的數字和經濟變化,是否就意味著中國的小康社會會提早來臨?
成思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盡管中國的經濟總量從GDP來看達到了1萬1千億美元,超過了意大利,占世界第六位,但是中國有13億的人口,按照人均來看,GDP剛剛超過世界銀行規定的所謂低收入國家——800美元的標準。但應該清楚,不能只看到GDP的總量,更應該看到人均比例。
石廣生:中國需要解決13億人口人民的共同富裕的問題,需要解決兩千多萬貧困人口的溫飽問題,需要解決每年幾千萬人的就業問題,需要解決經濟與社會、農村與城市、中西部地區與東部地區發展的協調問題,這些問題既是中國發展的問題,也是世界的發展問題。
主持人:在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必須要達到城市和農村共同實現小康社會。然而一位到過中國的歐洲外交官回國后描述說中國的城市像歐洲,但農村卻是非洲。那么怎樣解決農村的小康問題?
成思危:中國的農村確實遠遠落后于城市的發展。根據2002年的統計,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是7800塊錢,農村居民的人均收入是2400塊錢,城市居民是農村的三倍,城市居民享有的社會保障、公共服務、文化等等方面生活品質都要比農村高得多。
根據我的研究,城市人口的比重從30%到70%,英國花了將近二百多年才達到;美國則從1820年到1920年花了將近一百年。目前,中國城市與農村人口數量比是37:63,在2020很難達到城市人口占70%,要轉移這么多的農村勞動力,恐怕是一個非常艱巨的任務。
素帕猜:WTO的框架是有利于支持農村領域的。作為二十國集團的成員,我敦促中國能夠利用它的影響力,在12月中旬的時候,能夠建立農業部門的框架,全面實現多哈的授權。進一步改進農業的領域,可以大大改善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競爭地位。
跨國公司得福
新一輪談判及其將達成的多邊貿易規則將對跨國公司的全球戰略產生直接的影響。同時中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意味著中國市場的規模和需求將不斷上升,從而給跨國公司的在華投資奠定了基石。
主持人:加入WTO后給民族產業帶來了極大的沖擊,在這種情況下為什么還要吸引外國直接投資?
江小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中國現在正處于發展經濟所講的產業結構在急劇升級的階段。產業結構升級需要引進大量的資金技術,對中國來講,改革開放以后,我們加速發展二十多年的時間,產業結構升級所需要的技術,從國內的供給能力來講是遠遠不足的。
理查德·艾林(WTO貿易與財政司司長):實際上對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國家來說,外資政策對于這個國家的發展,對于這個國家經濟融入全球經濟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另一方面,如果東道國擁有一個非常開放的貿易政策,就能夠吸引更多、更好、更高質量的外國直接投資。
主持人:隨著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的逐步發展,其進入、擴張和經營戰略都在不斷調整,那么它們投資的主要方式有哪些?
胡景巖(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外資司司長):我國不斷地在探索新的投資方式,拓寬外商投資的領域。雖然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方式很多,但并購始終是其重要的投資方式。盡管國際投資由2000年14000億美元下降到去年的6500億美元,但是6500億美元當中仍然有3500億美元是通過并購這種方式進行投資的。
以往在中國,由于受到整個經濟發展的水平、改革程度、整個市場條件的限制,大家通過并購這種方式進入市場有一定的難度,像人員安置的問題、資產評估的問題、法規不健全的問題等,這些都對并購形成一定的障礙。但是發展到今天,應該說這些障礙已逐步在取消。隨著并購這種方式進入市場的條件越來越成熟,今后必會成為吸收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的方式。
卡爾·索旺(聯合國貿易與發展委員會議投資、技術和企業發展司司長):作為對外投資來講,還可以通過特許的方式、許可的方式,非資本的方式介入國外的市場。實際上很多都是通過母公司控股的子公司的方式來實現的,這有益于進一步擴展外資的水平。
主持人:在WTO的促使下,跨國公司逐步調整了過去非市場因素投資的遺留問題。然而它們在華投資更應該注意什么?
陸昊(北京市人民政府副市長):跨國公司更應注意在對中國下一步的投資中,高度重視所謂的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當中的本地化能力建設問題。本地化能力建設是中國持續發展,跨國公司持續進入中國之后競爭的新問題。現在的投資總量已遠遠多于改革開放初期,跨國公司在華的事業也需要大批的本土的人士來承擔。本地化能力建設的核心問題,應該高度重視對中國市場和中國消費者的深刻理解。
主持人:作為跨國公司往往追求增強自身競爭力和利潤最大化。除此之外,它們在進行“跨國戰略”時還關注什么?
理查德·艾林:對于外國直接投資者來說,在獲得利潤的同時,也面臨著風險的增加。所以減少風險的政策就非常有助于吸收外資,促進貿易。如果你的外資政策是透明的,是可預見性的,并且可以保護外國投資者免受歧視,同時為它們提供開放的競爭性環境,外國競爭投資者又怎會不愿意到這個國家來呢?
外國投資者在看待風險的時候,一般會比東道國政府對風險估計得更大,所以說降低風險和降低利率一樣,會帶來更多的外國直接投資,國際的規則還可以幫助東道國制定并保持政策的空間,使他們能夠實現國家經濟和發展的目標。
WTO催化中國服務業
外國直接投資,現在已經成為最重要的一種方式,他們為本國提供產品和服務。然而中國的制造業現在最需要克服的障礙是缺乏國際水平的生產服務體系。顯而易見,中國加入WTO后,提升服務業的國際競爭力至關重要。
主持人:在WTO新一輪談判的背景下,知識、技術和全球化等因素推動了全球服務業的快速發展,那么服務業究竟在經濟中扮演什么角色?
吉贊·費克特庫提(美國蒙特雷國際問題研究院教授):服務業在推進經濟增長這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以前有很多成功經濟增長的范例國家,包括中國的鄰國,如今都遇到了不同的困難。這從一定程度上正是由于他們沒能夠對服務業的發展給予足夠的重視,沒有充分了解到服務業對經濟增長起怎樣的作用。
江小涓:服務業對中國還有一項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它是一個大量吸納就業的行業。過去十年,中國吸納就業總數的71%在服務業。顯然,服務業的發展對中國擴大就業有特殊的意義。
主持人:服務業在各國經濟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它正在成為衡量各國經濟國際競爭力的一項重要標準。在這種態勢下,我國服務業的現狀如何?
李善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部長):中國的服務貿易在這些年一直保持著比較穩定的增長,在世界的排位也從94年的14位上升到2000年的第10位。但也應看到實際上服務貿易還是很低的,與美國、德國、日本等國相比還有一定差距。
主持人:各種外部條件促成了服務業的重要地位,但進一步的發展壯大需待政府輔助,因此政府怎么做才能確保服務生產效率的最大化?
吉贊·費克特庫提:政府對于服務業的生產過程有太多的控制,所以不能夠促進私有部門對服務業的投入。在過去我們看到很多的服務產業都是自然壟斷的形態,這使得政府的監管方式介入非常多,從而忽視了效率問題。
首先,政府進行監管的時候,必須確保不會阻礙競爭而是促進競爭。同時必須創造一個比較靈活的監管環境,它要能夠允許創新。因此,政府需要有一種客觀的業績導向性監管。其次,這種標準最好可以量化,使得整個公眾能夠判斷這樣是否合理。最后,需要政府對世界采取開放的態度,吸納外資、吸納外國的職業人士,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技術的轉讓。這種轉讓并不是一種抽象的知識性的轉讓,而是通過投資,外國的職業人士來到國內,為社會當中的公民提供服務實現的。
主持人:電信業是我國在服務貿易中保持順差增長為數不多的幾家服務行業之一。WTO特別要求中國把電信部門的政策制定和監管職能分離開來,可為什么兩年中遲遲不見外商的影子?
劉彩(中國通信學會副理事長):現在的問題不是說我們想不想讓外商進來,而是外商肯不肯進來。以前聽到過對中國電信政策不透明的抱怨,這些抱怨并不是沒有道理。我國從一個計劃經濟體制轉型過來,法制建設也還不到位。但是問題的關鍵不在這里,事實上,真正影響外商進入的因素是市場的規范與否。眾所周知,由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一些主要電信市場過度擴張、超量投資等等,造成了世界主要電信市場陷入危機,一大批電信公司破產。現存的電信公司都在收縮戰線,有的甚至把好的資產變賣,以便渡過危機。在這種情況下,根本談不上投資開拓中國市場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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