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目前，人們對建立社會信用體系非常重視，積極性也很高，這是一件好事。但必須看到，目前在這方面也的確存在一些不正確的認識，存在一些盲目性。如果不能及時加以正確引導，不僅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也會妨礙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整體有效性。有人擔心，這種狀況最終會導致“囚徒困境”———每一方都想壟斷，而最終是誰都做不到，整個社會的信用信息利用率也受到影響。

　　信用體系建設必須以政府為主導完全依靠市場的力量不行？

　　主持人：相對于前些年的不重視，最近一些國家部委或地方政府紛紛表示要加強信用體系建設，例如，政府出面建立數據庫、對企業進行評級等，該如何評價這種改變？

　　張世卿：我認為，這是一個積極的信號，但也可能是一種不健康的跡象。

　　首先，政府部門重視信用問題當然是積極的信號。一方面，國家會加快相關問題的立法；另一方面，也會推動政府信用信息的公開進程。

　　但是，信用問題歸根結底是個市場機制問題，還是要靠市場的發展來逐步完善，不是政府能夠代勞的。政府出面成立的數據庫不可能都適應市場的需要，政府做出的信用評級也不可能都能得到市場認可。這種由政府出面建立數據庫和評價企業信用的做法將造成巨大浪費，而其社會作用是有限的。

　　張軍擴：在我國目前的體制條件和市場環境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離不開政府的推動作用，這一點大家沒有太大的分歧，分歧主要在于政府應當發揮什么作用，不應當發揮什么作用。從國際經驗來看，要建立一個長期可持續的、高效率的社會信用體系，政府最應該做的，是促進各類信用信息特別是政府所掌握的信用信息的公開、制定法律法規規范、建立完善的監督管理體制、清除妨礙市場機制發揮作用的各種障礙，為市場化的信用服務機構的成立和運作創造條件。最不應當做的，是搞信息壟斷，是政府直接投資成立信用中介服務機構，搞商業化運作。

　　目前，從中央有關部委到許多省市政府，對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空前重視，積極性也很高，這是一件好事。但必須看到，目前在這方面也的確存在一些不正確的認識，存在一些盲目性。如果不能及時加以正確引導，不僅會造成不必要的浪費，也會妨礙我國社會信用體系的整體有效性。根據國際經驗和我國的實際情況，信用體系的建設一下子可能建不了一個全國性的，最開始可以從一個地區、一個行業先搞起來，但國家要有統一的標準，以便將來能夠把信用信息整合到一起，建立全國性信用體系。

　　主持人：可是有一種論調認為，在中國目前的情況下，信用體系建設必須以政府為主導，完全依靠市場的力量不行，甚至應該允許一定的壟斷？

　　張世卿：我認為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論調。信用體系不僅包括對失信行為的懲罰機制，更重要的是對信用服務的促進機制。而信用服務就像會計師、律師、保險等行業一樣，是一種市場服務，靠政府和壟斷是搞不好的。任何一個行業，特別是社會服務業，只要是以政府為主導，只要是壟斷的，就必然意味著它不可能以市場為導向、以客戶為導向。

　　張軍擴：現在似乎有一個誤區，一說要建立社會信用體系，就是政府出資建立數據庫。一旦政府建立數據庫，就要靠商業化運作。從長遠看，這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市場化信用服務體系。首先，它很容易導致政府職能錯位，形成新的地方保護和行政壟斷。其次，會造成很大浪費，很多地方花幾千萬元建一個信用平臺，結果沒有什么用。第三，破壞了市場的公平競爭，最終扭曲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初衷。

　　例如，為了給政府出資的征信公司創造市場需求，有些地方政府使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規定，企業參加“重合同守信用”單位評比必須提交由該征信公司出具的信用報告。企業為了得到這樣的榮譽稱號，只得花錢請征信公司為自己出具信用報告，這樣的報告的客觀性、公正性可想而知。再比如，有些地方政府成立的信息平臺，向外公布企業正面信息大門敞開，而要公布本地企業的負面信息，卻要高層領導批準。這樣做的結果，與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初衷也相去甚遠。

　　孫彤彥：值得一提的是，并不是像有些人想象的那樣，只有中國才有信息收集難的問題。實際上在鄧白氏涉足的206個國家中，信息收集難是普遍現象，只是程度有所差異。否則，也許就沒有征信公司存在的必要了。例如，在西歐國家中，絕大多數公司都可獲得財務報告，而且是經過審計的。而美國的公司，財務數據的可獲得比例大約只有35%，當然美國其他的信息如注冊、抵押等公共記錄公開程度非常高，而且非常及時。這得力于這些國家擁有完善的相關的法律法規。在美國，與信用管理相關的法律有16種之多。

　　信息分割、行政壟斷后患無窮信用立法亟待出臺

　　主持人：目前，銀行、工商、稅務、地方政府等很多都在建立系統內的信用平臺，但這些平臺彼此之間似乎并沒有兼容的跡象，也沒有對外開放的跡象，有人擔心，這種狀況最終會導致“囚徒困境”———每一方都想壟斷，而最終是誰都做不到，整個社會的信用信息利用率也受到影響。你們對這種現象感到擔心嗎？

　　張世卿：讓這么多平臺進行相互兼容是一件耗資巨大的工程，幾乎是不可能實現的。即使耗巨資實現，其市場價值也極為有限。信息的整合只能靠市場的行為來完善。在市場經濟比較成熟的國家，也沒有這樣的相互兼容的平臺，各個政府部門的信用信息是由企業來整合的。政府所需要做的就是通過一定的法規把這些信息無償或者收取極低的費用開放給專業機構。

　　目前中國的問題有兩點：第一，國家沒有關于政府信息開放的明確政策和法規；第二，各個政府部門都直接或通過下屬的事業單位在經營這些信息。這是兩個阻礙政府所擁有的信息實現其市場價值的真正障礙。

　　張軍擴：政府之間的信息共享和政府信息的對外開放是兩個相互聯系又有所不同的事情。信息共享的目的在于增強政府作為一個整體所掌握的信息的數量和質量，提高政府整體的行政能力。而政府信息的對外公開則涉及政府行政的公開、透明，涉及公民的知情權，涉及民主法制建設，當然也涉及社會信用體系的完善。從各國的經驗來看，無論是信息的共享還是信息的公開，都不一定非要建立一個統一的平臺才能解決，而最重要的是共享和公開原則的確定以及相關的法律法規的建設。至于通過什么方式實現共享、公開，那都是很技術性的，也是多種方式，多種途徑的。比如，首先要明確政府信息公開是一般原則，不公開是例外。然后通過法律法規明確界定“例外”的范圍，政府在信息公開方面應當承擔的責任，以及相應的救濟機制。至于需要公開的信息是通過統一的平臺向外公布，還是需要信息需求者到政府指定的地方去直接查詢，那都是次要的問題。

　　孫彤彥：央行、工商、稅務、商務部、地方政府等紛紛建立系統內的信用平臺，這對于收集、集中信用數據來講，是有利的。當然，分享更為重要。信息的公開是向全社會提供了信用管理的必要資源，更是保護了信用管理的環境。

　　主持人：中國的信用行業只有十多年的歷史，而征信行業在國外已經存在了150多年。按說，中國的信用體系建設可以充分發揮后發優勢，但現在看來我們似乎仍在走彎路，如何改變？

　　張世卿：其實，作為在此行業摸爬滾打了十年有余的公司，我們并不認為中國的信用問題像媒體宣揚的那么嚴重。如果說中國的信用問題比較嚴重的話，不在于失信行為有多嚴重(發達國家的失信行為更多)，而在于以下兩個方面：

　　一、中國的信用經濟很落后。到底是先有信用交易？還是現有信用信息？顯然是前者。尤其是對于消費者信用，消費者沒有信用消費，哪來的消費者信用記錄？而現實是，中國企業之間的信用交易還在發展的初級階段，企業(包括銀行)對個人的信用交易也剛剛處于起步階段。我們認為，信用經濟之所以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兩個方面：第一，市場競爭仍然不夠激烈，買方市場仍然在形成之中；第二，企業(含銀行)自身的管理水平低下，沒有相應的風險控制機制，因此不敢也不能賒銷，不敢也不能向其他企業和消費者提供信用。

　　二、政府擁有的大量信用信息被各個政府部門封閉在部門內部或者地區內部，要么白白浪費，要么被用來為本部門或本地區創造利益。而由于政府機制的特點，后者也不可能真正造福社會。因此，我們認為，目前政府急需采取的措施在于兩個方面：制定促進信息開放的政策和法規；制定扶持和促進信用管理服務機構(包括征信、信用管理咨詢，信用保險、保理等與信用機制有關的服務機構)發展的政策。只有當企業的信用管理水平提高后，當中國的信用經濟進一步發展后，當信用管理服務機構的服務水平提高后，中國的社會信用體系才能真正完善和形成。

　　主持人：我知道張軍擴先生和他的同事正承擔著一個“社會信用體系立法研究”的課題，信用體系的建設千頭萬緒，你們為什么選擇立法作為研究的切入口，能否談談信用立法對中國信用體系建設的重要性？

　　張軍擴：企業和個人信用信息的依法公開、合理采集和公平使用是建立社會信用體系的基礎條件。由于我國至今沒有出臺一部統一的規范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而現有相關法律法規中又存在諸多不適應市場經濟與信息公開化要求的規定，致使政府信息不透明，獲得困難，成為當前制約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的一個突出問題。促進我國社會信用體系建設，迫切需要建立和完善有關政府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具體來說，信用立法主要圍繞三個方面展開：一是關于政府信用信息公開的法律法規，二是關于企業征信管理的法律法規。三是關于個人征信管理的法律法規。

　　由于公開政府信用信息實踐中的一個難題在于合理地界定公開與不公開的范圍，為避免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避免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以各種借口擴大不公開的范圍，架空政府信用信息公開制度，借鑒國際上一些國家關于政府公開信息的法律規定，信用信息的公開應當作為一般原則確立下來。即除了法律規定可以不公開的信息外，其他信用信息必須全部公開。法律規定可以不公開的信用信息主要有二種情況：即商業機密和個人隱私。

　　政府的信用信息公開又可以分成幾個層次。第一種是政府必須公開的信息，包括政府行政時涉及和

　　掌握的企業的基本信息和嚴重違規信息。第二種是政府主動公開的信息，行政機構對于一些具體事項的執行結果和行政裁定等信息，由于數量多，不宜公告，政府機構可以采取設置查詢點、利用電子政務通過網絡公布和查詢等方式向公眾公開，要做到公眾能隨時、方便地了解政府相關政策和信息。第三種是經申請后公開的信息，主要是在行政過程中收集、形成和獲得的相關的信用信息。這部分信息多而復雜，并不是所有公眾都需要了解。因此，僅對申請者公開。

　　資料企業誠信實行分類監管

　　合同違約、債務拖欠、偷逃稅費、走私逃匯、商業欺詐、假冒偽劣……當前，誠信缺失已經日益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一個熱點難點問題。11月9日，中央文明辦、全國整頓和規范市場經濟秩序領導小組辦公室、國家稅務總局、國家工商總局、國家質檢總局等單位，在全國聯合開展“共鑄誠信”活動。各有關部門將實行企業信用等級分類監管、建立納稅信譽等級評定制度、建立企業質量信用檔案……

　　據了解，工商部門要根據企業在市場準入、經營行為和市場退出等方面的信用狀況對企業實施不同的監管措施，建立相應的管理機制：對于守信企業出示“綠牌”，予以重點扶持，年檢免審，免于日常檢查，提供優質服務；對于那些嚴重失信的企業出示“黑牌”，吊銷其營業執照。稅務部門要建立完善納稅信譽等級評定制度，對納稅人實行不同的管理待遇：對信用較高的A級納稅人免除當年稅務檢查，對信用較低的D級納稅人依法收繳其發票、停止向其發售發票或停止其出口退(免)稅權。同時，質檢部門要建立完善企業質量信用檔案，實施企業質量信譽等級評價制度，按照企業信譽等級實施分類管理并開展“計量誠信”系列活動。

　　配合此次活動開展的“第二屆中國企業信用論壇”將于11月29日至30日在人民大會堂召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