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營企業”在中國的崛起可以用“自下而上的發展突圍”與“自上而下的體制解禁”來概括。這一上下貫通、內外呼應就奠定了今天的全新格局：“非公有制經濟已經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大家庭中不可替代的重要組成部分”。

　　社會地位的提升與發展規模的壯大為中國的私營企業開創了一個全新局面，但放大到世界舞臺上，這還只是萬里長征第一步，后面的路會越來越艱險。真正融入到世界多極化和 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中去，將是對我國民營企業外部生態環境與自身生存能力的又一次深刻考驗。

　　如果說，以往我們還是自發式的革命、自助式的成長，小步快跑或亦步亦趨式的看政策，那么未來，一旦全球化的市場格局全面打開，世界級的競爭將拉開企業之間的“層級”，那時沒有國別之分，只有層次之別，一切用實力說話，英雄不問出處。“價值”將更多地被那些看不見的東西所支配，比如文化、比如品牌，比如服務，比如競爭意識，比如思想創造力等等。信息網絡技術應用與產品市場規模擴張將帶來一場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全球大戰”，面對這場關乎國家榮譽與民族精神的大戰役，我們準備好了嗎？

　　本文，立足從現實出發，既看到我國私營企業發展的有利環境與既得成績，同時也著眼于未來，為我國私營企業在更大的空間范圍內謀求新的突破獻計獻策。

　　政策環境：振奮人心

　　改革開放25年，我國私營企業依靠自身強大的內在動力，謀求發展、謀求致富，積極地、主動地、創造性地探索出了一條條獨具特色的成功之路。從安徽鳳陽小崗村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溫州模式、蘇南模式、華西模式等的風起云涌，再到今天的聯想、沙鋼等一批民營大企業在國際舞臺上嶄露頭角，我們在欽嘆它們奮發圖強、勇于突破、大膽創新的同時，更不應忘記其背后的大環境，黨和國家政府的英明領導、敏銳眼光與實事求是、與時俱進的務實、求新精神。中國共產黨一系列政策方針的出臺確立了我國私營企業的社會經濟地位：中共十五大報告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在社會變革中出現的民營科技企業的創業人員和技術人員、受聘于外資企業的管理技術人員、個體戶、私營企業主、中介組織的從業人員、自由職業人員等社會階層，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對為祖國富強貢獻力量的社會各階層人們都要團結，對他們的創業精神都要鼓勵，對他們的合法權益都要保護，對他們中的優秀分子都要表彰，努力形成全體人民各盡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諧相處的局面。

　　報告明確提出，根據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的要求，堅持和完善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第一，必須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發展壯大國有經濟，國有經濟控制國民經濟命脈，對于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增強我國的經濟實力、國防實力和民族凝聚力，具有關鍵性作用。集體經濟是公有制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實現共同富裕具有重要作用。第二，必須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個體、私營等各種形式的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充分調動社會各方面的積極性、加快生產力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第三，堅持公有制為主體，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統一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進程中，不能把這兩者對立起來。各種所有制經濟完全可以在市場競爭中發揮各自優勢，相互促進，共同發展。

　　報告指出，充分發揮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在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就業和活躍市場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實現公平競爭。依法加強監督和管理，促進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完善保護私人財產的法律制度。

　　中共十六大報告為中國的非公經濟破除了體制性的障礙，使那些原來被稱為“體制外”的人員，明確了工作的性質，可以與國有、外資企業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開展競爭。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里程碑，對于中國眾多私營企業而言，既振奮人心而又任重道遠。在這樣一個偉大的國度、開明的時代，舞臺已經搭建好，如何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就要看私營企業自己的真本事了。

　　發展現狀：喜憂參半

　　2003年，第五次中國私營企業抽樣調查報告顯示：“私營經濟不僅數量迅速增加，而且規模不斷擴大，存活期延長。但是私營企業銷售利潤逐年下降，發展環境仍有待于進一步改善，而且，誠信嚴重影響了私營企業的發展”。以下為相關數據資料：

　　中國私營企業取得的成績

　　1、數量增長快、規模不斷擴大

　　截至2001年底，我國私營企業戶數達到203萬戶，從業人員2714萬人，增長率均為34%左右。3258家被調查企業的實收資本總額中位數為250萬元，比1999年底增長了66.7%；實收資本在1000萬元以上的企業比重占18.8%，比1999年底的11%增長了7.8個百分點。這說明，近兩年來私營企業不僅數量上增長快，而且規模上有所擴大。在近三年中，被調查企業的銷售額、納稅額、交費額和稅后凈利潤等4個指標的年均增長率分別為24.02%、24.65%、22.74%和19.50%。四個指標中增長最快的是納稅額。

　　另據《北京青年報》報道，按照營業收入總額統計，2001年度排在前10位的企業依次是：聯想控股有限公司、萬向集團公司、橫店集團、正泰集團、德力西集團有限公司、新疆廣匯實業投資(集團)有限公司、上海復星高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上海新高潮(集團)有限公司、東方集團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天正集團有限公司。聯想控股有限公司在營收總額、納稅以及凈利潤3項指標中排在首位，并在年度調研中連續4年名列第一，萬向集團公司、正泰集團和上海新高潮(集團)有限公司也連續4年名列前10位。前10位企業的營業總額達到910億元。

　　評價：私營企業數量與規模的擴張更多地得益于企業外部“政策環境”與“市場環境”的巨大發展。尤其是近一兩年來，私營企業體制轉型取得突破性進展，私營企業產品市場已經走出惡性的“價格戰”競爭，向著“質量”、“服務”、“品牌”等更高層次的目標逐級邁進。

　　而今，中國私營企業可能不如國外一流企業的研發能力與資本實力強，但它們離中國的消費群最近，最懂得中國人的消費心理，最熟悉中國市場的增長特點，最能把握產品規模與價格之間的總量關系，往往能把看似“高深”的產品做成真正的“大眾”產品，讓我們每個人都能分享到“全球高科技文明”所帶來的成果。中國私營企業今天的成功就成功在其產品內涵與中國消費者的需求層次相匹配——從“溫飽”到“小康”，對所有新鮮的產品我們好奇并且想要擁有，對所有日常的消費品我們要用而且越便宜越好。

　　面對這一有利局面，中國私營企業在繼續發揮優勢的同時，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國際企業的“本土化”已在中國生根發芽。中國私營企業在中國本土的市場規模是有限的，低成本國際化擴張或高附加值原有市場開拓，我們都還未“羽翼豐滿”。

　　2、企業存活期延長

　　幾次調查的對比表明，私營企業經營年數集中于6-20年，平均經營年數從1993年的5.91年到2002年的7.04年，增加了1.13年，調查時只經營1-5年的企業明顯減少。這說明，私營企業的生命力有所增強。

　　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一批中小型公有制企業改制為私營企業，為私營經濟注入了新鮮血液。在本次被調查的3258家私營企業中，屬于通過改制而形成的私營企業共有837家，占全部被調查企業的25.8%。與“土生土長”的私營企業相比，改制而成的私營企業起點高、規模大，并具有較好的組織基礎。已同海外合資合作的企業最多的是制造業，其絕對數占到調查企業總數的47.8%。

　　評價：私營企業存活期延長一方面得益于企業長期在市場中磨練而形成了一定的競爭能力與比較優勢，這主要是指那些“土生土長”的私營企業，它們基本上已經經歷過了市場化的初期洗禮，正步入“二次創業”與“三次創業”的過程；另一方面則得益于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及“抓大放小”等政策方針，使一批公有制中小企業順利完成了從“計劃”到“市場”的轉型，從“公有”到“私營”的轉變，隨之而來的是企業內部的激勵機制被“激活”、生存與競爭意識被“喚醒”、“經營思想”與“經營模式”發生了新變化，加之既有的規模基礎，則更讓人對未來充滿信心。但欣喜之余，我們也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任何企業的成長都不可能是一帆風順的，生命掌握在我們每個人手里，生命的質量與價值在于不斷地奮斗進取而不是坐享其成、守株待兔。

　　3、“一股獨大”為主導

　　調查數據顯示，現階段我國私營企業中的絕大多數資金高度集中于企業主個人。多數企業主不但掌握企業決策權，還直接掌握企業的經營管理權。投資的收益和風險也高度集中于企業主個人。

　　從資金來源看，私營企業中一人投資的占32.8%，即使有多名股東共同投資的有限責任公司，也是“一股獨大”，其中約1／7實際上是一個人投資的。

　　從企業經營管理看，目前私營企業中主要投資者與主要管理者仍普遍合二為一，“一身二任”。連續三次調查可以看出，1996年有97.2%的業主兼任企業的廠長或經理，1999年為96.8%，本次調查為96%。

　　調查顯示，雖然企業主直接掌握著管理權，但十年來企業主個人獨斷專行的色彩呈逐步遞減趨勢，董事會和其他管理人員的作用正在上升，組織構架正在逐步完善，權力結構出現了一定程度的變化。從企業重大決策看，1993年是63.6%的決策由主要投資人決定，只有15.2%的決策由董事會決定，20.7%的決策由主要投資人與其他管理人員共同決定。而2002年，這種情況發生明顯變化，由主要投資人決定的只占39.7%，董事會決定的占到30.1%，主要投資人與其他管理人員共同決定的占到29.6%。

　　2001年底中國私營企業為203萬戶，注冊資金為18212億元，從業人數為2713萬人，平均每個企業的人數13人左右，注冊資金不到90萬元。報告認為，中國目前的私營企業的主體還是小企業。企業規模普遍過小，多數企業還沒有實行規范的科層制管理。在這種總體形勢下，由企業主直接管理更為簡捷高效。少數大型企業已有兩權分離的要求，但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因為這并不完全取決于私營企業本身，還受到客觀社會環境的制約。

　　評價：“一股獨大”、“一身二任”于外部暴露的是服務于我國私營企業的“資本市場”、“經理人市場”很不發達，于內部說明了我國私營企業的治理結構與組織機制還不健全，私營企業憑借“個人英雄”打天下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私營企業要走向國際化就必須引進國際化的資本和國際化的人才，由上到下，由外到內進行全方位的結構調整。這其中一方面考驗的是我國私營企業家的胸懷與氣魄，一方面檢驗的是我國私營企業家的思想統合能力與資源駕馭能力，而具備了這兩方面的要素，我們離“國際化”道路就不遠了。

　　4、文化素質在提高

　　調查數據顯示，私營企業主平均年齡為42.9歲，其中30-49歲這一年齡段占了70%以上，且有上升的趨勢。私營企業主的社會身份變動比較頻繁，他們之中最初的職業以務農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為主，為了改變自己的處境，實現自身價值，他們甘冒風險，勇于創新，或者直接“下海”創業，或者先到私營企業打工，積累了經驗和財富之后再當老板。

　　據調查，1993年私營企業主中大學畢業生的比例為16.6%，2002年上升為33.5%，增加了一倍。研究生所占比例，從1993年的0.6%到2002年的4.9%，上升了約7.2倍。調查數據顯示，獲得碩士學位的企業主占3.2%，獲得博士學位的業主也占到0.5%，這表明中國私營企業主群體的文化素質在不斷提高。

　　評價：私營企業主文化素質的提高有實踐的積累也有教育水平的提高，但文化素質絕不僅僅等于“學歷學位”，學歷與能力也不一定完全成正比。企業的人才結構與企業的發展階段相匹配才能“人盡其才”。提高企業的文化素質不僅企業家自己要成才，還要能使更多的人成才，讓更多有才的人能創造出更多的“財富”來。顯然，在我國民營企業中，無論是“能力主導”還是“學歷至上”都有失偏頗，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把“文化素質”轉化為“競爭能力”，使文化、知識的學習變為企業的第一需要。

　　5、資金支出有變化

　　調查表明，從總體上看，私營企業主開業經營時的資金來源，主要不是靠銀行貸款，也不是遺產繼承，而是靠在法律許可的經營范圍之內做小生意、開小作坊，或農業生產的積累，或者靠民間借貸。企業投資中，業主個人所占有的比例高達79.7%，遠遠高于其他投資人所擁有的份額。近年來，私營企業主納稅意識普遍增強，本次調查顯示，私營企業納稅額年均增長率是24.65%，遠高于利潤增長率。

　　報告稱，私營企業按要素貢獻大小分配的格局正在逐步形成。私營企業在扣除成本和繳納稅費后的各項支出，包括新增投資、投資者分紅、應付各種攤派、支付各種捐贈、應酬交際費用以及其他等等。其中，企業新增投資是企業支出的主體部分，調查顯示新增投資和稅后凈利潤之比達到5.22∶1，其次是投資者分紅，投資分紅與凈利潤之比為0.2∶1。調查顯示，有30.3%的私營企業高層管理人員與主要技術人員持有企業股份，共持有企業資本總額的9.0%。私營企業的員工年平均貨幣工資為10250.73元，相當于全國平均數的94.3%、相當于國有企業的91.7%。私營企業主的平均個人收入為13.77萬元，平均家庭收入為18.47萬元，家庭全年生活費為7.09萬元。統計分析表明，他們的生活費支出中，平均有30.43%是花費在食品方面，教育所占比重也達19.88%。

　　評價：“融資”與“投資”永遠是企業發展的核心主題。中國私營企業的融資渠道與其資本結構、治理結構以及企業內在的組織運營機制都是相互作用、相互牽制的。融資渠道單一、融資規模小直接限制了中國私營企業的發展，而私營企業經營不規范、風險預防機制不健全、改制不徹底等又制約了其資金來源和渠道。在投資方面，新增投資仍是中國私營企業支出的主體部分，抽樣調查顯示新增投資和稅后凈利潤之比達到5.22∶1。但如果深究這些新增投資的去向，我們隨處都可以看到，大多數中國私營企業不是用于簡單擴大再生產就是區域多元化、多領域擴張。這一現象的背后暴露的是我國私營企業贏利模式與經營思想的陳舊、企業家想象力與創新力的貧乏，而如果沒有創新的思路和“另起爐灶”的魄力，以我們25年的經濟轉變與西方國家上百年的企業管理經驗相比，只能是蚍蜉撼樹，永無出頭之日。而如果只是簡單的資本擴張與市場擴張，不改造企業內部的結構和基因，單純靠物質激勵與薪金刺激吸引人才，也終究不會長久。因為中國自古就有“教會了徒弟、餓死了師傅”的傳統，今天又流行人人都想當老板的“新風”，因此，經營數據背后我們應該反思資金、人才之上，企業靠什么使資本不斷升值、使人才與企業融為一體、同步增長。

　　6、參政意識在加強

　　抽樣調查表明，在眾多的群體團體中，私營企業主最認同的是工商聯，他們中有79%的人已加入了各級工商聯組織；在政治機構中參與最多的是政協，有35.1%的人是各級政協委員；在政黨組織中，加入最多的是中國共產黨。前幾次調查中黨員的比例分別是，1993年為13.1%、1995年為17.1%、1997年為16.6%。這次調查中的私營企業主黨員人數高達29.9%。

　　分析原因，一部分且由于這幾年有大量國有和集體企業改制變成了私營企業，而改制企業負責人多是中，私營企業當中的共產黨員，另一部分則是自覺自發性地入黨，并在企業當中組建了“黨支部”，黨員有5.9%的人是在創辦企業后入黨的。在江澤民總書記“七一”講話后入黨的企業主進一步增加，占0.5%。以上說明，私營企業主政治參與的主流是積極的健康的。

　　評價：“企業家參政、企業積極向各種政黨組織靠攏”使中國私營企業的外部生存環境進一步得到改善。這種“自下而上”的呼吁與進取同中國國有企業正好形成鮮明對比，對于中國私營企業來說，發展企業經濟永遠是本體，參與國家政治是為了更好地推動企業經濟發展，贏得平等的外部條件與社會地位，為國家和社會創造更高的稅收，而不是為了政治而搞政治，為了升官而做企業。在認識到這一根本出發點的基礎上，中國私營企業下一步需要思考的問題是如何將政治資源轉化為經濟價值，如何用市場的運行機制去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怎樣將國家的政策方向與企業的戰略計劃緊密聯系起來，以獲得更廣闊的發展空間。

　　中國私營企業存在的問題

　　在調查中，除私營企業融資難、東中西部地區私營經濟發展差距大、企業內部管理有待加強等問題比較突出外，還有以下幾個問題值得關注。

　　1.私營企業利潤率逐年下降

　　與1999年底相比，2001年私營企業的銷售額增長了45%，繳稅額增長了57%。由于市場競爭日益激烈，私營企業的銷售利潤率卻在逐年下降，1996年為7.9%，1999年為5.0%，2001年下降到3.6%。

　　評價：私營企業在實現規模快速增長的同時，利潤率卻在逐年下降。這說明市場環境逐漸成熟，消費者有了更多選擇的空間，私營企業數量增加，“同質化”競爭不斷加劇。

　　“銷售利潤率”不僅反映企業的經營效率，還說明企業的增值能力。銷售利潤率下降與企業生產成本高和產品價格下降有關系，前者是內部管理問題，后者是外部經營問題。再進一步分析就是“科技力”與“品牌力”的不足，這不僅影響的是企業當前的盈利水平，還決定著企業是否能實現可持續增長。中國私營企業從“量”增到“質”躍是一個臺階，從“質”躍到自身價值的整體提高則是對未來更加艱巨的挑戰，這其中從經營思想、經營模式到組織架構、營銷方式等都要經歷新一輪的洗禮和轉變。

　　2.企業環境有待進一步優化。

　　私營企業主反映最強烈的問題是，要求盡快形成更寬松的發展環境。他們要求在貸款、征地、市場準入、產品進出口權等方面享有與國有企業同等權利和公平的國民待遇，以減輕競爭中的壓力。

　　評價：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的定位，為私營企業贏得外部良好的政策環境與發展環境奠定了堅實基礎。但私營企業對于國家和民族的貢獻不僅僅在稅收、創匯等經濟效益方面，吸收就業勞動力、促進國家產業結構調整、推動科學技術進步、參與重大項目課題研究等社會效益也應引起我們的廣泛關注。

　　如今，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市場都已把同中國政府部門的高層溝通和公關活動作為第一生存要義，可見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還不能“等、靠、看”，呼吁也只是一個方面，建立高端的對話平臺及構筑全新的發展關系才是當前最關鍵的問題，私營企業在爭取平等待遇的同時，也應站在國家的角度去思考企業如何通過自身的經營行為為社會做出更大的貢獻。

　　3.缺乏誠信是私營企業發展的嚴重障礙。

　　缺乏誠信的問題是多方面的，僅從企業之間相互拖欠的數額便可略見一斑。調查企業中被拖欠的最大值是1.9億元人民幣，而被調查企業對外拖欠的最大值是5000萬元。

　　評價：缺乏誠信既是企業自身素質的問題，也是社會文化風氣與市場秩序的問題。中國企業缺乏誠信不單是某個個體存在的現象，而往往是一個系統里鏈條式的反應。另外拖欠債款還只是顯露在外面可以通過法律解決的問題，而如果我們再看看中國的股市，莊家炒作、虛假年報等反應出的則是中國社會經濟大環境當中的浮躁與泡沫，一些企業忘了自己的“本”，為了謀取利益不擇手段，沒有自己的道德準繩與經營原則，最終破壞的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大環境和中國企業家做事、做人的心態。

　　4.希望新聞媒體客觀準確地報道私營企業。

　　調查中，不少私營企業主反映，一些有關私營企業的宣傳有失公允，容易造成社會心態失衡。比如在稅收問題上，一些關于富人不納稅的宣傳，以偏概全，不利于安定團結。調查表明，近三年私營企業納稅額以每年24.65%的速度遞增，私營企業繳稅額在政府財政收入中的比例也逐年上升，在一些地區已成為主要稅源。

　　評價：企業除了要與政府部門打好交道外，還要與新聞媒體建立良好的溝通平臺和溝通渠道，這一方面可以推廣企業的品牌形象，一方面則是宣傳企業的文化理念和經營方法，使人們的關注點不是在于貧富差距的結果與現實，而是什么造成了貧富差距，成功的企業家是怎樣成功的，他們如何保持繼續的成功，他們所創造的財富與所消耗的物質是否成正比，他們所帶來的社會效應是否遠遠大于其所創造的經濟效益。宣傳私營企業及私營企業家，是為了使更多的人依靠自己的才智與勤勞致富,而不是解決了“溫飽”后就不思進取了。

　　綜合以上數據資料進行分析，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我國私營企業發展前景光明、生存環境正在逐漸得到改善，但自身水平離“現代化”和“國際化”還有一段距離。如果用一個擬人化的比喻來形容我國私營企業的現實狀況，它很像一個暴發戶的農民剛剛進了城：穿上了西裝、思想意識沒有完全轉變，走進了大工業時代，生產方式還是落后的小農經濟；市場是有，但高附加值部分早讓別人拿去了；壽命長了1.13歲，但生命質量卻下降了；速度與規模上來了，但盈利水平降低了；文化素質在提高，但與誠信精神有了差距；私營企業希望獲得社會平等待遇及寬松的發展環境，但真正的尊重與仰慕還要靠自己的實力和品行去贏得。透過以上對中國私營企業生存狀態的分析，我們也不能忽視其外部生態環境的影響。尤其是近兩年來一些較為尖銳的社會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深刻反思：為什么中國企業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頻頻發生國有企業領導人被抓、私營企業領導人被殺的事件，中國目前的法制環境應如何完善？國民的心態是否平穩？社會的基本保障制度是否完善？鄉鎮企業何時走進大城市？高科技企業如何真正靠高科技賺錢？中國制造何時成為中國創造？私營經濟怎樣走出國門，進入世界大舞臺……

　　中國私營企業在體制創新方面一直扮演著中國經濟改革先鋒的角色，但由于自身條件的局限性及未來更加廣闊范圍內發展環境的不確定性，目前已經呈現出增長乏力、后勁兒不足的現象。實現新的突破還有待企業內外部環境的同步改善、相互促進、良性循環。

　　中國私營企業，制度突圍后的下一個目標是什么？

　　未來出路：文化重構

　　25年風雨兼程，中國私營企業總算解決了“溫飽”問題，現在也正在全面奔向小康社會，向著現代化、國際化進軍。以前是摸著石頭過河，現在政策明朗了、體制解禁了、國門敞開了，真的要與國際一流的企業一比高低、從輕量級選手變成重量級選手了。

　　這個“量級”的提升可不是簡單的規模擴大、體積增長、數量累積，而是真正要上一個“層次”，進入更高一級的“發展空間”。表面上看起來波瀾不驚可能什么都沒變，但真正具有顛覆性的革命來自人們思維模式與行為方式的轉變，我們統稱為文化的重構。

　　企業的行為受企業文化的支配，企業突破自身的發展瓶頸首先來自于企業自我意識的深刻反思。企業達到了哪個層次，一舉一動中就可窺見一般。中國私營企業總體發展時間比較短、起點比較低、素質水平有限、國際競爭力較弱等，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但這還不是最重要的，時間的差距可以通過先進的技術工具來縮短，技術上的差距可以憑借勤奮的鉆研精神來彌補，但人的差距、人的思想意識與價值觀念上的差距我們怎樣追趕？

　　中國自古以來崇尚的儒家文化就是“重官輕商”，并且這種思想在人們的意識中根深蒂固，加之時代的變遷、國體的變更，如今生存下來的“百年老號”已寥寥無幾，曾經輝煌一時的“大企業”、“大商號”也都成為歷史中的遺跡。改革開放以來，商業文化、企業文化雖然始終沒有離開過我們討論的范疇，但卻還沒有一個共同的、強大的理論價值體系得以形成并廣泛傳播開來，總讓人感到政治、經濟、文化之間穿不透、走不暢，又不得不連在一起。

　　一談及“企業文化”，尤其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最為活躍的“私營企業”文化，真可謂各方有各方的特色、各家有各家的高招。“典型模式”就出了不下十幾個，道家、佛家、儒家、兵家、法家也全都用上了，但能搬到國際大舞臺上演練的卻是鳳毛麟角。為什么？厚度不夠、底蘊不足，所言與所行及最后產生的結果對不上號。口號可以寫在墻上、講在嘴上，標語可以借古鑒今、以文明志，但這些有多少能真正融入人的意識里、貫穿到行為中、落實在效益上。

　　溯本求源，我們必須清楚企業文化怎樣使企業增值？企業為什么需要文化？首先，企業文化不是我們平常泛泛而談的“民族文化傳統”、“社會流行風尚”，雖然企業文化脫離不了它的本土性與時代性，但這些是每個企業的共性因素，還構不成一個企業在獨特性與差異性方面的文化價值。企業的文化價值體現在其獨有的成長經歷、獨到的價值體系、獨特的經營模式以及獨步天下的品牌魅力上，這其中滲透了企業對外部環境與未來趨勢的把握與判斷，對自身作業品質與價值規范的要求和堅持，對經營境界與事業目標的不懈追求與向往。企業文化中既有企業得以生存下來的“強勢性格基因”，又包含了企業在不斷發展中消化、吸收的其他“成功要素基因”，兩項加起來，既有“傳承性”、又有“創新性”。

　　企業成熟的是思想、年輕的是心態，一代一代發展下去，在市場競爭中不斷“進化”、日臻精進。成功的企業可以在失去所有物質基礎的條件下迅速再塑造一個強大的實體，這其中是“文化”與“品牌”在起作用，而企業文化蘊藏在企業每個人的思想意識中，看不見、摸不著，也拿不走、搬不動。企業文化，滲透在“管理”觸及不到的“節點”處，延伸到員工八小時之外的行為規范中，聚焦于消費者認知的產品品牌上。它可以改變人們的思想意識形態，通過思想的提升實現企業內、外部價值的同步增長。企業有了文化，思想才能在全世界無障礙溝通，贏得應有的尊重和信任。

　　中國的私營企業中難以走出“大家”來，就是因為思想與意識上的落后，很難突破自己的局限，走出一條開天辟地、回腸蕩氣的金光大道來。這個局限既有素質能力上的差距，也有眼光胸懷上的狹隘，往往我們一說發展就是規模擴張、兼并重組，卻不知怎樣整合資源；一說增加科技含量就是興建廠房、買一流設備，卻不知產品賣給誰；一說走向國際化，就是在別的國家建個辦事處，走走過場而已；一說增加品牌知名度，就一擲千金打廣告，幾句詞兒來回地說。

　　以上都是曾經和正在我們身邊發生的真實現象，它反映的是深層次的思想貧瘠、文化貧瘠、精神貧瘠，這塊貧瘠的精神土地需要甘泉雨露來滋潤。這甘泉還要到中國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中去挖掘，做出真正的中國企業精神來。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這句話是說要跟上國際化的步伐，吸收當今經濟管理領域先進的商業理念與思想方法，因地制宜、為我所用，只要是世界的也是人類共同的財富。最后，中西合璧、最佳匹配、靈活應用，我們自己的企業文化土壤就慢慢形成了，那時，中國的私營企業中將會有真正的“世界級選手”誕生。

　　附件近一兩年來，國家相關政府部門頒布的有關支持私營企業經濟的政策精神與文件

　　國家計委關于印發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的通知。2001年12月，按照江澤民總書記“七·一”重要講話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要求，為了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保持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國家計委制定了《關于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的若干意見》。該《意見》指出，在國務院的領導下，國家計委交替地同有關部門，對全國促進和引導民間投資工作進行宏觀指導、政策研究和組織協調。各省級人民政府要按照中央的方針政策，針對本地區民間投資發展的現狀和特點，因地制宜地制定和實施具體措施，做好民間投資的促進和引導工作。

　　民營企業也可申請863項目。“863計劃”(國家高技術研究發展計劃)在設立之初的宗旨就是在高技術領域，瞄準世界前沿，跟蹤世界上最先進的科技進展，為未來在中國形成高技術產業準備條件。科技部副部長馬頌德于2002年6月在北京“科博會”期間指出：以前“863計劃”的參加者主要是科研院所等單位。但在國民經濟“十五”規劃中，“863計劃”中有60%的項目都是以應用為主的項目，必須有企業的參與，包括民營企業。

　　央行官員：民營資本進入金融業絕非政策交易。2002年12月“中國企業家領袖年會·實業領袖的金融體驗”論壇上，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秘書長易綱表示，凡是對外資開放的領域都將對民營資本開放，國內民營實業家應把握良機，積極推動國內金融業的發展，但進去的決不是給政府買單，鼓勵民營企業進入金融業決不是什么政策交易。

　　原國家經貿委：中國將放寬民間資本市場準入領域。2002年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經貿工作會議上，國家經貿委主任李榮融指出：明年(2003年)我國將放寬國內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領域，在投融資、稅收、土地使用和對外貿易等方面采取措施，為非公有制經濟平等參與競爭創造條件。從解放和發展生產力、擴大就業的高度，把促進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擺到突出位置。

　　國家工商局：支持私營經濟發展以解決失業問題。中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2003年2月21日發出通知，鼓勵、支持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積極引導下崗失業人員在個體私營企業實現再就業。

　　歧視個體私營經濟的工商政策和法規將被清理廢止。2003年2月18日國家工商總局局長王眾孚表示，按照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方針，國家工商總局將清理和廢止歧視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政策和法規，滿腔熱情地促進個體私營經濟健康發展。

　　開啟創造社會財富的閘門。2003年2月《中小企業投資促進法》正式頒布，這給800多萬家各類中小企業打開了快速發展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