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宋梅謝漪珊

　　“最近一個星期糧油價全竄上去了。大豆從每斤一塊四漲到了一塊七，豆皮也從一塊八漲到了兩塊。49斤一袋的面粉從三十六塊五漲到了44元，10升的油也從37元漲到40元，瞧，原來1塊錢買5個饅頭，這幾天也只能買4個了。”10月24日，在北京大望路的東郊批發市場，苦著一張臉的李憲生拎著手中的饅頭向記者直搖頭。

　　做粉絲生意已經三年的馬興安，對于最近瘋長的糧油價，不無擔憂也無法理解地對記者說到：“邪了門了，做這么長時間的生意還沒碰到像現在這種漲法的，粉絲每30斤就漲了兩三塊錢。粉皮雖然還沒漲，不過已經三天沒送貨了，來了新貨肯定也得漲價。”

　　讓人措手不及的并不只李憲生和馬興安。對于此次全國糧油價格上漲，各地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居民搶購現象。盡管自中國放開糧油價格以來，人們已逐漸適應了不斷攀升的糧油價，大多數居民已能平靜待之。但像此次這樣大幅的漲價還是讓不少人產生了恐慌與疑惑：中國糧油價為什么會上漲那么多？這一漲是不是就沒了頭？這是否是中國的糧食安全出了問題了？

　　短缺的信號？

　　“目前的糧油價格有所上漲，只是市場的正常波動。未來糧食的價格可能會有小幅波動，較之以前稍有回升。”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農村經濟研究部徐小青副部長在接受《中國經濟快訊》采訪時表示。

　　此前有傳聞說，糧油價格上升是變相的人民幣升值。徐對此不以為然。“應該說從直接效果上看，糧食漲價引起了人民幣的升值。但更應該看到，糧食價格的上漲是糧食供求關系和對供求的預期所引起的，并不是為了使人民幣升值而主觀采取的漲價行為。”

　　在日前舉行的第四屆中國糧食市場化論壇上，專家提醒，漲價是進入新的糧食短缺期前夕的一個信號，我國糧食市場的拐點可能在2005年前后到來。

　　早在1994年，美國地球政策研究所所長萊斯特·布朗就曾在《誰來養活中國人？》一文中指出，如果中國人不能養活自己，那么他們將使世界挨餓。這不是第一次警告，但卻第一次引起了中國領導人和科學界的極大關注。

　　“我國從1999年起已連續4年糧食減產，靠挖庫存來平衡需求。而庫存糧食很有限，去掉陳糧最多還能挖抵兩年。如果我國糧食不足，靠進口不僅運輸難以解決，國際糧價也必然上漲。這意味著，兩年后，如果糧食繼續減產，我國的糧食缺口只能靠從國際上進口高價糧來補。”全國人大農業與農村委員會副主任委員萬寶瑞日前在北京公開表示。

　　萬的說法并非危言聳聽。在9月5日舉行的“入世后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國際研討會上，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總隊農村經濟調研處處長黃秉信提出了三個觸目驚心的“下降”：1998年以來我國糧食總產量在下降，由當時的5.12億噸下降到2002年的4.57億噸；糧食播種面積下降，從1998年11378.7萬公頃下降到2002年的10390萬公頃；糧食人均占有量下降，由1996年的每年414公斤下降到2002年的357公斤。黃還表示，西部地區的“退耕還林”以及農業結構調整更加重了糧食安全問題的嚴峻性。

　　作為貴州西部六盤水地區的一個產糧區發耳鄉，鄉長楊斌在對《中國經濟快訊》談起鄉里的產糧情況時顯得憂心忡忡：“不一樣了，現在鄉里種糧的人不多，耕地也減少了很多，大家都寧愿買糧，光是今年退耕還林就達到2004畝。”從楊的手中，記者看到了一份2001年至2003年的發耳鄉產糧統計表，耕地2001年為2395畝，2002年2317畝，2003年2300畝；糧食產量2001年11005噸，2002年10000噸，2003年9772噸。對此楊顯得有些無奈，“沒辦法啊，糧食也賣不了幾個錢，農民們也都自已算了筆帳，種糧不如種點別的收入來得多，比如種一畝竹菌要抵種十幾畝谷子。”

　　廣東省農業廳市場信息處副處長張錦生分析，目前糧油價格普遍上揚，主要跟這幾年糧食種植面積不斷減少有關。由于近年來糧食價格下跌，價格一度跌到每百斤稻谷僅售40元，連成本都收不回。這使得一些農戶紛紛放棄種糧食而轉種蔬菜、水果等。近3年來，廣東省糧食的種植面積減少了150多萬畝。

　　農民是生產糧食的主體，如果農民的利益長期得不到保障，糧食安全的基礎就會動搖。但從1996年以后，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與城市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這個時候言“糧食安全”可能為時過早，可見糧食安全似乎是一把達摩克利斯之劍，始終懸在中國人的頭頂，放松不了，馬虎不得。

　　也有入世惹的禍？

　　這把劍因為中國的入世而變得更加“鋒芒畢露”。

　　“大豆的價格提升是美國受災引起的。”徐小青直言。美國的災害引發國內大豆的漲價印證了中國入世效應已經凸顯。

　　“從長期看來，WTO對中國的糧食生產將會產生很大的影響。”北京大學國民經濟研究所王小魯認為，“中國在糧食生產上是沒有優勢的，因此未來持續的糧食進口將不可避免。”

　　“事實上，加入WTO后糧食安全方面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在于，國內政策與加入WTO的不協調。”王表示，中國糧食銷售中，政府的采購量很大，而糧食的購銷價格缺乏彈性，市場價格只在邊際上發揮作用。

　　澳大利亞國立大學的蔣庭松博士在《加入WTO與中國糧食安全》研究中認為，入世后中國糧食自給率雖然未受多大影響，但糧食減產對各地區收入分配的沖擊力很不一致。在中國的主要產糧區——中部，農民收入因為這樣的結構調整而下降，收入下降對于糧食安全的威脅不容忽視。

　　WTO的加入對中國農民收入的增長是一個很大的沖擊，這是許多國內甚至國外學者的觀點。根據協議，中國加入WTO后對農業的承諾主要有：到2004年實現200萬噸的糧食進口配額；農業的平均關稅稅率從22%下降到17.5%，取消非關稅壁壘；對大豆的進口關稅為3%。在此背景下，中國的糧食安全是否意味著只能被動地遭受沖擊？

　　“入世對中國糧食沒有什么影響！”當《中國經濟快訊》就此問題向世界聯合國糧農組織進行詢問時，該組織宣傳部工作人員張先生斷然否定了入世對中國糧食問題的影響。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對此也持較為樂觀的看法。加入WTO后，中國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進一步整合。在這種情況下，意味著中國的農業會比較好地按照中國的比較優勢來發展。中國目前這個階段，比較優勢就是勞動力豐富。加入WTO，給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提供了很大空間。另外，WTO對于提高農業的科技水平、生產水平也有幫助。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農村政策研究中心李成貴主任在接受《中國經濟快訊》采訪時也表示，加入WTO給了我國利用國際資源和市場的機會，實現以科技為基礎的糧食增產，實現有效率的糧食安全。

　　由此看來，入世對中國糧食安全影響的關鍵，或許還在于如何“把握”這把雙刃劍。

　　“事”在人為

　　10月26日，深秋的北京已有了涼意，像以往的任何一個月末的星期六一樣，朱啟華拿著一個月的工錢趕往郵局，遠在湖南老家的妻兒還等著這筆錢補貼家用。

　　問及為何要不遠千里離開親人到京打工時，朱啟華一掃臉上的思鄉愁云，話也多了起來，“在家一年到頭起早貪黑種點糧食還不夠娃兒交學費，我在這雖然辛苦點，但收入比在家種糧食強多了，家中的地我已經拿給別人做，不要他錢，幫我每年給國家上糧就行了，我在外打工賺了錢還怕不夠買糧啊？”在朱啟華四米見方的小工棚里，談到今后的生活打算，他疲憊的雙眼顯得異常精神。

　　像朱啟華這樣在經濟效益刺激下外出打工的農民不知道有多少，家中的耕地或包或荒，即便繼續耕種也是家中的婦孺勉強支撐，糧食產量可想而知。

　　“糧食減產的原因歸結起來主要是兩方面：首先是90年代末至今產業結構調整的力度加大，耕地面積減少，品種更新等等。另外就是受災比較嚴重，尤其是今年。糧食總量雖有減少，但這是處在戰略性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徐小青向《中國經濟快訊》表示。

　　據了解，過去的五年，是中國經濟快速發展、非農建設占用耕地比較多的時期。前幾年，有專家學者提出要致富農民，就必須減少農民的觀點，這個減少農民其實也就是大量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加快勞務輸出，而許多地方領導曲解了這一觀點，認為既然農民減少了，土地沒人種了，還要那么多耕地干什么，把減少農民變成了減少耕地。

　　“其實國家的減免息政策也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糧食減產，導致了糧價的上漲。”農村發展研究學者曹銳博士在接受《中國經濟快訊》采訪時說到，“在執行過程中，有一些地方干部為了獲得優惠條件，不惜減少耕地，客觀上導致了糧食減產。”

　　“要穩定糧食生產，保證糧食安全，會面臨兩個現實的制約。首先是效益問題，農民需要增加收入，會選擇經濟效益較高的作物；其次，經濟發展要求推進城鎮化，這必然會擠占一部分良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農村組唐仁健局長表示。

　　據國土資源部統計，從1958年后的38年間，我國凈減少耕地2.53億畝，其中1986年至1995年，減少就近1億畝，最主要原因就是盲目用地及城鎮擴建，目前，全國征而未用的閑置撂荒土地近200萬畝，全國600多個城市高于國家規定標準人均100平方米的城市就達400多個。近兩年，全國又掀起小集鎮建設熱潮。據悉，平均每個集鎮征用糧田200畝，每個縣城平均占用300畝，全國一年就被占用300多萬畝。國土部的一次大規模調查發現，東部沿海12個省、市總用地和占用耕地數分別為全國的53%和57%，而閑置土地的前10名也都來自于這些省市。

　　近10年來，在論及糧食政策時，大家更多關心的是農民“賣糧難”和如何調整糧食與經濟作物的比例。但嚴重的是，那些減少的糧田，并不是全部用來發展經濟作物。盡管國家三令五申嚴格基本農田保護政策，但一些重要產糧區片面強調“工業立縣”，為了所謂的“筑巢引鳳”，紛紛“跑馬圈地”，規劃建設開發區，造成大面積農田拋荒。

　　2030年，中國人口將達到16億，屆時人均占有耕地僅在1畝左右，已遠遠低于國際標準。如果目前耕地減少的趨勢不能遏止，那即使是靠進口糧也難以養活中國人。

　　“天災”不饒人

　　如果說短期市場經濟利益的驅使是中國糧食安全的“人禍”的話，自然災害就是不得不提的“天災”了。

　　干旱是我國農業最主要的自然災害，從1949年到1998年，全國平均每年受旱災面積為3.24億畝，約占全國播種面積的17%。到1998年底，我國有效灌溉面積為8.01億畝，雖然生產了占全國67%的糧食、60%的經濟作物和80%的蔬菜，但卻耗費了大量的灌溉用水。據估算，2000年我國農業年用水量高達4000億立方米，約占全國總用水量的69%。

　　我國耕地在承受人口和城市化巨大壓力的同時，還面臨水土流失的劇烈侵蝕，全國年均有100萬畝耕地因此喪失利用價值。水利部水土保持司提供的統計顯示，半個世紀以來，全國水土流失毀掉耕地4000多萬畝，平均每年100萬畝以上，土壤流失總量50多億噸，數以億噸的氮、磷、鉀等養分流失，減少糧食2000多萬公斤，造成經濟損失在100億元以上。

　　土壤侵蝕造成耕地水、土、肥流失后，土地日益瘠薄，田間持水能力降低，加劇了干旱的發展。滑坡、泥石流等災害嚴重。目前，我國仍有荒漠化土地267.4萬平方公里，占國土面積的27.9%，每年因荒漠化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高達540億元。

　　除了旱災外，嚴重缺水是影響糧食生產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國是一個水資源緊缺的國家，水資源總量為2.8萬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占有量只有2200立方米，僅相當于世界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的1／4。據悉，在中國600多個城市中，有400多個城市存在供水不足的問題。

　　據有關人士預計，2050年前，我國糧食產量要比現在增加1400億公斤以上，這意味著農業灌溉總用水量必須增加，北方地區的水資源形勢將更加嚴峻，長江以北地區耕地占全國的65%，而水資源僅占全國總量的20%。另一方面，季風氣候致使降水年內分布極不均勻，6-9月夏季降水占全年的60-70%，華北地區高達80%。農業水資源時空分布不均，不僅給水資源開發利用帶來困難，而且還導致了嚴重的洪澇和旱災。

　　事實上經過建國后前30年的大規模建設，我國容易開發的水資源多已被利用，農業和糧食生產靠大量消耗水資源的外延型增長方式已行不通了。農業比較效益低和水資源緊缺程度加劇已成為一個現實。然而就是在這樣的現實下，仍出現自然降水低效利用，水資源過度消耗，用水嚴重浪費，以及水質下降等一系列的問題。

　　近日布朗指出，雖然許多國家都面臨缺水問題，但是只有經濟迅速成長的中國大陸缺水，有可能導致全世界糧食價格上漲。北京的地下水位去年又下降了2.5米，自1965年以來北京的地下水位下降了大約59米，種種跡象顯示中國大陸即將面臨蓄水層干涸的嚴重缺水問題。并且由于中國大陸將近70%的谷物生產是來自需要灌溉的園地，因此灌溉用水的減少將直接影響到中國大陸的農業前景。他說，在中國大陸，工業與農業爭水時，農業顯然居于不利的地位。因為中國大陸需要1000噸水來生產一噸小麥，價值大約200美元。

　　安全第一

　　糧食漲價是否意味著糧食安全受到威脅？中國的糧食安全度到底有多高？中國能否靠自己解決糧食問題？

　　“盡管近期許多媒體、學術界和決策層都很關注中國的糧食問題，但我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不足為慮，不要過分敏感，夸大糧食的風險。”李成貴笑著對《中國經濟快訊》說到。

　　“有一種觀點說，中國的糧食問題面臨著一個拐點，即從供過于求轉到供不應求。我認為這是不足信的，沒必要為此過分擔憂。即便是出現了所謂的拐點，也是我們所追求的一種目標，這種偏緊的平衡是非常符合我國國情的。糧食生產過剩導致糧價下跌，農民就要付出慘重代價，國家的財政負擔也很重。糧價上去了，有利于農民增收，解決三農問題，減少財政負擔，調整收入分配，使城鄉協調發展。糧價上去了，很多問題就迎刃而解。實際上糧食產量的下降是非常正常的，食物總量并沒有下降，也有政策性減產的因素，農民對糧食市場也有理性的反映。”

　　曹銳與大多數學者一樣認為，中國的糧食問題，生產環節是根本，是關鍵。一方面應降低生產成本；另一方面應通過提高科學技術來提高糧食的產量。在工業化的社會，糧食生產也應靠工業化模式來完成。

　　“糧食安全是一個戰略性的問題，不僅老百姓非常關心，黨和政府也高度重視。從長遠來看，完全自給自足或者很大程度上依賴進口，用在解決中國的糧食問題上都是不行的。全依賴國際市場不僅不可能滿足中國的需求，大量進口還將引起國際糧價的上漲，對其他國家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影響很大。”徐小青表示，“解決中國的糧食安全問題要堅持基本依靠自給，適度依靠國際的政策，其中如何從制度上保障糧食主產區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是非常重要的。我國的糧價持續走低，農民收入減少，國家要從財政、信貸等多方面對農業進行扶持，目前也正在安徽、吉林、河南、湖南等地進行糧食流通體系和稅費改革。國家每年要為農業補貼5000—7000億元，大部分都用在了流通體系，而怎么把財政補貼真正轉移到種糧食的農民那里也亟待解決。”

　　需要指出的是，新形勢下糧食短缺與以前的體制背景、市場發育情況迥然不同，現實的方法是積極構建現代化糧食市場體系，用市場的方法解決市場問題。可以看到此次糧油漲價時，各地迅速采取了各種宏觀調控手段。如山西省物價局日前啟動了糧油副食品價格每日報告制度，北京市發展改革委建立了價格應急反應機制，把價格波動和影響控制在合理范圍之內。

　　盡管糧油價是繼續上漲還是下跌看似由市場決定，但這場漲價風潮的背后所牽涉到的中國糧食安全問題卻不能讓人輕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