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到達某個界線之前，楊斌都是得償所愿，但他放棄主業也就意味著失去了判斷

　　文/本刊特約記者 陳汜

　　“敗局是在9月27日出現的，如果再多一個月，或許他就成功了。”新義州經濟開發區計劃最核心籌劃者明先生(化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在已被傳媒悉力搜羅的楊斌故事之外， 做出了一個前所未聞的評論。關于楊斌的敗局，一般認為最初兆現于瑞銀華寶分析師張化橋唱低其私人上市公司歐亞農業(0932)。

　　明先生，生庚不詳，籍貫南京。初以農村經濟為道，后入籍荷蘭轉攻計量經濟，1996年歸國，現居上海創業。明先生與楊斌海外而敘同鄉之誼，自2001年重逢后遂為楊在入獄前最倚重之左右，此番首次接受采訪，愿以最近視角解析楊斌危局與“曾經存在的可能性”。(注：以下引號內為明先生所述)

　　“回國后，2001年11月，在沈陽再次見到他，回想起來，此時的楊斌給我留下了最深的印象—荷蘭村天天高朋滿座。”當年7月，楊斌持股73%的歐亞農業順利上市香港，一舉募資超過6億港幣，11月再以9億美元身家躋身福布斯中國第二富豪。

　　“隨后在和楊同去日本出差的路上，他告訴我朝鮮會給他一塊地用于商業開發，我也只是姑妄聽之。直到2002年3月6日，我和楊第一次去新義州，從朝方的接待規格和官員級別，我知道這不是一個玩笑了。但畢竟也不是一個尋常商業項目，楊對自己的實力和個中風險都異常自信。兩個星期后，主要由我召集了一個團隊，3月底正式進入了朝鮮項目運作。”

　　香港告警

　　按明先生的判斷，2002年上半年，楊及其私人公司受到兩次震動。張化橋事件波瀾起而不興，國內媒體的6月質疑起初被楊視為“第一次真正的危機”，最終也被證實是一場“虛驚”。

　　2001年最后一天，張化橋突然告知香港基金經理本地權威媒體不日將有對歐亞的負面報道，兩日后，歐亞農業即遭基金沽售，股價一日內跌去近四分之一。上市公司與楊分別以公告和電話會議迅速回應，安撫機構投資者。在電話會議中，楊強調上市公司的“現代化農業”價值不虛，同時將《遠東經濟評論》對上市公司與沈陽基地公司之間的疑問，鎮定解釋為與外國記者語言不暢所致。

　　“真正的第一次危機是2001年7月間《國際金融報》對楊斌失蹤的報道。首先因為此家媒體有官方淵源，在香港引起了諸多聯想。另一方面，沈陽歐亞公司的確接連受到當地貸款銀行和國家稅務總局的貸款及稅務查詢。經過對這家國內媒體的輾轉了解和再次向外闡釋，公司內外的疑慮大致得到消解。

　　中港兩地的質疑雖然皆有所據，其時并未觸及楊斌著力的核心，外界對公眾公司—歐亞農業在香港市場的種種異常只是徒然存疑。

　　欲罷不能

　　2001年歲末，歐亞農業以1.77億人民幣收購楊斌在荷蘭資產并租賃土地。次年6月6日，市場突然得知楊斌在5月底抵押股票貸款1.2億港幣，幾天內復又還清大半，市場略顯不安。轉眼7月，“楊斌逃跑”等傳聞導致歐亞農業股價劇烈下挫，從當月10日的2.45港元/股跌去一半有余。7月底，楊重申自己持股決心，股價轉升。8月6日，楊將歐亞農業18%股份售予兩位戰略投資人，公告賣價達4.05億港幣，繼而引發機構大舉潰逃，股價迅速破位1港元/股。按2002年9月末中國證監會所查，楊從歐亞公司頻繁轉移資產，總額超過2億人民幣。

　　現在看來，楊斌騰挪股市確有他用。6月抵押貸款資金去返迅速，實際開銷不多；而8月初的套現就已近實質性投入。此時朝鮮的商業項目，已令楊完全沉溺。

　　“開始一直把它當成一個商業項目，到后來，朝鮮重要性日益凸顯，前期投入也加多。經過談判，從朝鮮可以獲得的土地由數幾十平方公里變大到130平方公里—一個新興城市。而且我們和很多國際財團都接觸了，它們表示很有興趣。后來加入政治性因素，也是為了商業服務的，如果有‘基本法’，土地也許賣到300萬元/畝，如果沒有，可能3萬塊也不值。“起初楊斌兩頭分身，朝鮮有批團隊，國內另外有批人，如陳軍、劉淑芬等在負責，香港則是趙永初等專業人士。國內這邊的管理團隊在重大決策上基本起不了作用，陳軍也是因為毫無實權才辭職的。楊斌對其他人也不信任。這固然和國內的商業環境有關系，但他也不愿費大力去建立一套制度來保證企業可以按良好的程序運作。如果一開始有授權，在楊正式被捕后企業應該還可以運行，不至于完全癱瘓。楊斌出事后，荷蘭村內就發生了短暫的哄搶。我的看法是，雖然這是個在香港上市的公司，但還是個個人企業，管理比較落后。舉例來說，他的采購就交給親戚去做，明知道其中有些回扣什么的，就覺著是‘肉爛在鍋里’”。

　　9月危情

　　“楊斌對香港資本市場已變得比較輕視。最后一個月，2002年9月，香港證監會函、當地債權人的律師函過來，他很不耐煩打斷香港方面的負責人，‘這點小事不要來煩我！’我勸他要注意維護自己在國際資本市場的形象，日后更大融資也有賴于過去的信譽。他覺得一旦朝鮮事成，那些都是小節。在這樣的心態下，陳軍辭職后，他隨便任命了李剛。

　　“9月中下旬，楊告訴我想要把歐亞農業重新買回來，然后摘牌。此時，他已把上市公司當成一個包袱。我告訴他，即使這樣，也不等于所有事都不存在了。

　　“9月24日的就職儀式造成‘朝鮮項目’在楊斌意識上的大轉換，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為他頒發委任狀，周圍是全球一流媒體的記者—此時此刻去大談賺錢、回報率，好象也很難說是恰當，他開始嘗試發揮自己并不熟悉的命題。

　　“9月27日，楊斌在沈陽召開記者招待會，主要議及新義州種種，并當場頒令稱10月1日無須簽證即可自中國丹東入境新義州開發區。

　　“9月28日我一回沈陽，楊就告訴我‘情況不太好，一上來就丟了面子’，免簽不能兌現了。我建議他請朝鮮駐沈陽領事館帶證件到丹東直接簽證，28日深夜到29日凌晨，領事館拒絕楊斌。我告訴他，你這樣行事人家一下就把你的份量掂出來了。

　　“10月4日凌晨兩三點，楊斌打電話問我對策，此時已無人可以進入他的別墅，我告訴他現在沒有什么辦法了。”

　　2002年10月4日，楊被當地公安部門傳訊而“監視居住”。

　　“楊斌敢冒一般人想象不到、也不敢嘗試的風險，是有過人之處的。回國后，每個時期都有一批人跟著他，他想做的事也都能做成。疏于管理與不信任人，導致了其業務的坍塌；朝鮮項目團隊也有缺陷，對他后來的判斷偏差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責任。

　　“作為一個企業家還是首先應該追求利潤，把生意做好。如果希望打時間差去補窟窿，風險太大。另外，美國經驗是學而優則仕，仕而優則商，商而優再學—這可能是一個比較合理的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