策劃/法悟 撰文/馬行之 姚忠福 咼中校 明軍 高沛

　　北京：不再扭捏

　　“這是我們萬萬沒有想到的，一份報告，引起這么大的反響。”10月27日，在北京特華財經研究所的會議室里，本想保持低調的王力博士，在記者極力請求下終開“金口”。

　　他說的“一份報告”，指的是花了半年多的時間作出的《首都金融業發展戰略研究報告》。實際上，不是這份報告的反響出乎他們的預料，而是他們的研究結論讓外界出乎意料：北京不僅應該而且完全有能力成為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

　　盡管這個結論在他們的研究中似乎是不需要怎么證明的未來事實，但事實上他們成了說出北京真心話的始作俑者。

　　“要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起碼首先是國內的金融中心，北京當然是無可爭議的中國的金融中心，依此推理，制定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戰略也就自然而然。”王力覺得這根本就沒有什么大驚小怪，似乎本來就該如此。

　　或許真是“大音稀聲”。此前有關北京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說法確實聞所未聞。“是以不爭，所以不去。”因為是不用爭辯的事實，北京一直就不認為這是個問題，但也因此讓外界人士誤會，“北京憑什么要建國際金融中心？”

　　實際上，北京構成“三北經濟中心”(西北、華北、東北)的態勢日顯。而且，據統計，2002年，北京有兩個數字超過了上海，接近了發達國家大城市的水平。一是第三產業占北京GDP的比重達到61%；二是金融業產值達485億，占GDP的比重為15.5%，居全國首位。可以說，金融業在北京經濟中的地位正變得舉足輕重。

　　走出王力的辦公室所在的平安大廈，環顧四周，北京金融街作為全國金融業指揮總部、管理中心和政策源地的態勢可謂“不怒而威”。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中國銀監會、中國證監會、工商銀行總行、中國銀行總行、建設銀行總行、中國人保總公司等在內的530家國內金融機構、知名企業近在咫尺。而區域內企業管理的資產已達到13萬億元，控制了全國90%的信貸資金和65%的保費資金運作。與此同時，全國超過80%的金融機構的業務總部和研發中心也都在北京。“事實上北京已經是中國的金融指揮和管理中心、信息和研發中心，資金調控和清算中心，債券發行和交易中心，當然是中國的金融中心。”這是北京的“外地人”都不得不承認的現實。

　　而與金融街遙相呼應的朝陽區CBD(中央商務區)則集中了80%的來京外資銀行。目前，已入駐的外資銀行、保險、證券公司及辦事機構達150多家，并集中了200家中外律師、會計師、投資咨詢等中介服務機構，初步形成以金融產業為龍頭，金融保險證券、咨詢中介、IT通訊等產業為主導的產業格局。另外，全球82家跨國公司在華設立的119家研發機構中，近乎半數在北京，而全球500強企業中293家在北京設有區域總部級機構。加上無數的駐華機構和使館商會，以及逐漸形成的如韓國、日本等外籍人士聚集居住村落，北京的國際大都市氛圍帶來的“國際金融中心”勢頭已很明顯。

　　但是由于缺乏明確的定位，北京金融業相關的優惠政策和發展環境與經濟發展要求明顯不相適應，與上海等城市相比，差距正在加大。不少金融機構的總部選擇了遷出北京。最早的全國10家基金公司，有8家選擇過北京，可如今只剩下一家。2001年，還出現了4大基金管理公司集體出逃。“在金融環境上，北京和上海整整差了10年。”金融街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功偉感嘆。

　　據有關專家研究發現，北京在歷史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興衰直接與中國的國力的興衰相關。事實上，北京在歷史上也曾扮演“國際金融中心”角色數百年。自1279年忽必烈定都北京開始，北京就成為了中外金融匯兌和貿易的中心。到明朝時，北京各大票號的銀票也曾暢行于東南亞各地。

　　即使在清朝，“康乾盛世”的繁華也曾讓北京俯視世界各地。而真正導致北京在世界，乃至中國經濟體系中退隱，走出金融匯兌中心歷史舞臺的是1840年鴉片戰爭的硝煙。《南京條約》規定的五口通商使上海等地在“洋涇浜”經濟和中國早期民族資本主義的推動下，日益確立了在中國的經濟地位。自此以后，北京日益隱沒在經濟發展陰影的背后，遠離了經濟和金融的氛圍。北京開始走入“政治文化”定位論的桎梏。

　　“這不是要不要能不能建的問題，而是一個城市經濟發展的自然規律，我們只是幫助發現了這個規律而已。國際金融中心的形成歷史如此，中國的金融中心形成歷史也如此，加上我國已經加入世貿(WTO)，尤其是北京申辦到2008年奧運，這一切機遇和挑戰都使北京不得不使其經濟職能有個明確的說法。我們不可能憑空去提出一個口號式概念。”王力解釋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所長李揚與此不謀而合。“北京要不要、能不能建國際金融中心，已經沒必要爭論，北京作為中國的金融中心本身已經為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礎。”

　　北京WTO事務中心研究部主任姚秋根博士指出，“提出和明確這一戰略，應該說完全是基于北京的現實情況和未來發展作出的必然選擇。”有關業內人士評價特華的這一工作時認為，對北京的金融業發展來說，可謂是“畫龍點睛”，或者是“揭去了面紗”而已。

　　那么，這與10年前就提出要建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是否造成重復，一國能否出現兩個金融中心呢？

　　上海：已成定局？

　　“上海過去是金融中心，是貨幣自由兌換的地方，今后仍要這樣搞。中國在金融方面取得國際地位，首先要靠上海。”1991年，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視察上海的一句話，從此播下了上海成就“國際金融中心”夢想的種子。鄧小平說的過去，是新中國成立前，上海就已經是全國最大的金融中心，而且是遠東國際金融中心。據1946年6月的統計數字，上海銀行和錢莊的存款額度占到全國的43.5%。

　　著名經濟學家薛暮橋早在1984年就曾指出，上海在1930年代是亞太地區的金融中心和貿易中心，如今把這兩個牌子丟了，是個大失策。1994年，上海市提出要形成外灘金融一條街，并明確自己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定位。十年來，國家優先發展金融的優惠政策蜂擁至上海。

　　自黨的“十四”大報告提出要在2010年把上海基本建成國際金融中心以來，上海目前已經成為國內最大的同業拆借市場、外匯交易市場、票據貼現市場、證券和保險市場，是國內外資金融機構最集中的地方，其金融人才和技術優勢(包括信息技術)在國內處于領先地位。同時，上海的住房抵押市場、商品期貨市場、白銀市場(甚至黃金市場)等也已經成為全國最規范的交易中心。上海作為國內金融中心的框架已經基本形成。

　　一個不爭的事實是，作為金融中心，北京有金融決策優勢，但缺乏金融市場，而上海正好相反。上海的優勢是具有一個比較完備的金融市場，包括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外匯交易所、黃金交易所等。而工行票據部、中行數據信息中心、建行信用卡部、華夏銀行信用卡部已經搬遷到上海，其它三大國有商業銀行把信用卡部相繼搬遷到上海也傳言四起。此外，在加入WTO的最后協議里，首批對外資金融機構開放的城市名單中，上海也榜上有名。

　　為加快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上海市針對金融企業稅收、金融人才購房等相繼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政策。加上較高的市場自由度和寬松的環境，上海在吸引境內外金融機構進入、對外開放逐漸顯露出其獨特的優勢。

　　站在亞洲第一高樓金茂大廈樓頂的旋轉餐廳，極目四望，與金融相關的一座座大樓和一個個廣場鱗次櫛比。黃浦江兩岸，外灘金融街和對面浦東的陸家嘴金融服務區烘托出的“國際金融中心”的輪廓已清晰可見。據統計，目前，外資銀行已經有70多家進駐上海，其中30多家開展了人民幣業務。而上海打出的“總部經濟”牌也引誘得跨國公司和國際大佬一時扎堆云集。

　　有業內人士指出，上海堪稱中國的“經濟首都”，是無可爭議的中國的經濟中心，既如此，打造國際金融中心也理所當然。但和2020年把上海建設成中國的國際金融中心的戰略目標相比，現在仍是剛剛打開概念之門。

　　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在任上海市市長時曾提出，上海在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道路上，首先要加快建立誠信體系；其次要以高科技支撐金融業，推動金融信息化；第三，全面完善金融市場體系，探索建立離岸金融市場，加快組建中外合資的貨幣經濟公司最后也要協助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監管，建設上海金融安全區。由此可見，上海的國際金融中心之路還要走上相當長的一段。

　　但無論如何，上海在華東地區，尤其是長三角經濟帶，依托江浙雄厚的資金產業優勢已經成為事實的區域金融中心。

　　而在與北京的比較上，“絕不等于否定上海國際金融中心的發展目標，也不是要與上海爭資源、爭項目。在建設金融中心方面，北京與上海是優勢互補、各有側重的。”王力如是來區別二者的差異，“一個國家可以有一個以上的國際金融中心，因為國際金融中心是分層次的”，因此對于中國來說，“完全可以擁有兩個以上的國際性金融中心”。

　　如果這樣，一直是中國改革前沿又是不少“上海經濟亮點實驗室”的深圳，也曾夢想過“國際金融中心”，是否也有可能成為“一個以上”中的一個呢？

　　深圳：難言之隱

　　盡管王力認為他們作的只是一份研究報告而已，但還是引起了包括上海和深圳市政府的注意。就在記者采訪王力期間，一個自稱是深圳市駐京辦事處的人士打來電話，主動要借看這份報告。

　　對于“國際金融中心”之爭，北京可謂“躊躇滿志”，攻勢凌厲，上海則是一副“舍我其誰”的派頭，而金融地位邊緣化的深圳只能作“壁上觀”？實際上，深圳既非“冷眼旁觀”，也非“攻”“守”，與北京、上海的心態完全不同。

　　首先，由于金融在全國戰略格局中的地位下降，深圳的金融業已經沒有足夠的分量來參與這次“爭辯”。

　　北京是中國的金融決策與管制中心。而自國家提出把上海建成國際金融中心以來，上海作為國內金融中心的框架已經基本形成。而深圳呢？自1998年以來，深圳人民銀行首先降格，隨后主板市場暫停IPO(首次公開發行)，而期待甚殷的創業板一拖再拖，再加上一度執全國牛耳的期貨交易所被撤并、外匯交易所與黃金交易所先后在上海開業，深圳在與上海的競爭中已經“傷痕”累累。其次，深圳金融面臨的是一個多種性質的競爭格局，形勢較北京、上海更為復雜，因為深圳在珠三角地區還與廣州、香港產生競爭。

　　如果說深圳卷入同北京、上海的“全國金融中心”之爭是勉為其難，那么深圳同廣州的競爭卻是不由自主。在1990年代以前，廣州作為廣東的政治中心、經濟中心、文化中心，曾經毫無異議的是華南的金融中心，但在1990年代初和中期，珠江三角洲各中小城市，譬如東莞、順德等市憑借靈活的制度，發展迅猛，相比之下，廣州的發展速度慢了，造成凝聚力下降。而此時，深圳市作為特區，有政策優勢且毗鄰香港，經濟實力迅猛上升，地位很快崛起。特別是深圳證交所成立之后，由于有證券交易市場支撐，深圳一時成為華南甚至全國的金融重鎮，并由此產生了深圳會否取代廣州的問題。而近幾年來珠三角形勢發生較大變化，廣州經濟發展迅速，經濟輻射能力增強，而深圳則因主板停發新股、創業板遲遲未開的影響而落后，導致華南金融中心這個話題再度擺上桌面。

　　然而，對于深圳來說，可怕的不是競爭，而是國內普遍存在的對深圳的不理解甚至輕視的“成見”。

　　首先是對深圳金融的歷史地位與作用不能正確看待。評論深圳的金融成就時，多數人都認為這是“特殊政策”的功勞，但他們沒有想到過深圳試驗的這些東西在其他地區卻是難以成功的。例如，期貨業剛開始在上海搞就不成功，而后來在深圳成功了，最后撤并至上海。不但金融業，其他領域也有例可循。可見，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上，深圳與上海是“探路者”與“修路者”的分工，深圳“探路”成功后上海繼續“修路”，實現戰略轉移，推動全國經濟全面發展。

　　其次是對深圳爭取應有金融環境的不理解甚至抵觸。深圳證券交易所試圖恢復發行新股，被認為是覬覦“全國金融中心”；深圳出臺金融政策“十八條”，也被認為是一份以上海為假想敵的爭奪金融中心的“戰書”……凡此種種，不一而足，都反映出對深圳金融業認識的片面性。經過20多年的快速發展，深圳金融業已經成為全市的支柱產業，綜合實力和競爭力在全國也位居前列。深圳爭取金融環境的改善，說到底是為了深圳經濟持續、穩定地發展。

　　最后是對深圳金融業未來定位的不理解。在中國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進一步與國際慣例接軌時，深圳有意“先行先試”，承擔“試驗田”的任務，卻總被認為是想繼續享受特殊優惠政策。殊不知，與國際接軌，首先就要與香港接軌。如果與香港緊密相連的、金融業高度發達的深圳都難以與國際接軌，那國內其他地區又如何與國際接軌？從這個意義來說，深圳金融的定位不是與上海、北京爭什么“金融中心”的問題，而是如何接軌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問題。

　　最近，深圳市明確指出，深圳金融發展目標是鞏固和強化深圳區域金融中心地位，在此基礎上推進境內外金融業的交流合作，推動建立深港兩地金融業長期、穩定的合作機制，強化與香港金融業的緊密聯結。同時，CEPA將在明年初實施，深交所恢復IPO已經如箭在弦，顯示深圳金融的外部環境大為改善。

　　而與深圳比鄰的香港，在經濟一直不甚景氣的背景之下，現在又遭遇北京上海爭做國際金融中心的內地沖力，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有所撼動？

　　香港：撕扯之痛？

　　上海和北京建設國際金融中心的步伐，似乎沒有令香港尷尬。這是因為香港從來就只是把自身定位于服務亞太的金融中心，特別是東南亞金融中心的角色。

　　10月24日，“北京-香港金融合作論壇”的開幕更是印證了這一點。這個在北京金融街富凱大廈召開的京港金融合作高層會議，200多位高層人士和專家無不對于推動京港金融合作表示信心，他們毫不避諱為北京建設金融中心獻計獻策，并都相信香港和北京都將大獲俾益。

　　李揚指出，金融中心不存在排它性，應當說，每一個中心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有它的特有定位，這個特有定位是短時間不能被其他替代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若谷也指出，作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香港在金融基礎設施，經營管理水平，資金實力方面，具有很大的優勢，而這些正是內地欠缺和急需改進的。

　　實際上，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涉及軟件的各種法律制度、規章制度、管理框架等等，香港都有相當的優勢。內地的幾個金融中心，在一個不太短的時間里是無法與香港相抗衡的。而且香港是中國進入世界的接口，過去如此，今后還是如此，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里，香港還會積極的在這方面保持優勢。

　　匯豐銀行有限公司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說，現在，就北京、上海、深圳來看，這幾個城市都已經形成了相當的經濟規模。每個城市都有自己比較優勢，未來中國金融中心城市的格局，將會隨著每個城市的比較優勢向前發展。

　　香港資深大律師梁定邦則表示，香港的金融中心建設，可以為內地城市金融中心建設提供示范和借鑒。最重要的是香港還可以作為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提供實踐經驗。CEPA簽署了以后，香港可以支持內地銀行把國際資金移至香港，確定內地在金融改革，重組和發展中，充分利用和發揮香港金融中介機構的作用。香港市場體系較為完善，又兼具中西文化的特點，香港可以把經驗和做法帶回內地，協助內地完成體制轉軌。這樣，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將逐步增強。

　　如此說來，與其說香港受到京滬深打造金融中心的挑戰造成沖擊，不如說，為香港帶來一個更好的機遇。因為，危機從來就是危險和機遇的共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