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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魯奧
香港報道
《21世紀》：您曾發表過一個觀點，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借來”的，請問您此說的理由是什么？
單偉建：中國的經濟增長是一個真實的增長，但這樣的增長是有條件和代價的。中國經濟維持這樣的增長有兩個必要條件，第一是自然的高儲蓄率；第二是人為的資本管制。高儲蓄率使得大量儲備通過銀行轉變為高投資率，刺激了國內經濟增長，但是也產生了巨大的代價。
《21世紀》：能否將這個代價量化一下？
單偉建：有標準普爾的數據估計，中國銀行業的不良資產高達5000億美元。在我看來，這5000億美元就是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一個損失，是經濟發展中的一個代價，這個代價早晚是要付的，這部分錢早晚要還給儲蓄者，當然這個歷時將會很長。
《21世紀》：現在各大銀行或多或少在通過擴大貸款總量這個分母來降低其壞賬率，這似乎是目前最方便快捷的解決手段。
單偉建：不良資產率的降低不完全是因為分母的增加。各個銀行在日益嚴格的監管環境下，不良資產的產生情況已經有了改善，貸款審批程序比以前要嚴格得多，商業化得多，不良資產的產生總體上來講應該是有所減少的。
中國銀行業的根本問題在于金融資源配置優化的問題。事實上，中國銀行業改革的根本目的很簡單也很清晰，就是要使金融資源流向更有效率的借款人手中，使得經濟增長的代價變得越來越小。從這個角度講，銀行要會自己判斷誰才是最有效率的資源使用者。
如果銀行貸款是根據政策指引作出的，那么說明銀行沒有做到自己的判斷；相反，如果銀行將“誰是最有效率的資源使用者”的判斷作為一種習慣的做事方式，這就是說其具備了一種信貸文化。
《21世紀》：何謂信貸文化？單偉建：如果透過關系發放貸款，說明這家銀行沒有信貸文化；而如果是透過抵押物來發放貸款，雖然這種判斷方式比政策指引和關系貸款要好，但是問題在于抵押物的價值會發生變化。作為一家永久運行的企業，真正的價值在于它的現金流，要真正考慮借款人的長期現金流狀況，而不僅是抵押物廠房、機器設備等等，這是現在銀行家最重要的信貸標準，這就是信貸文化。
舉一個韓國第一銀行的例子。今年3月，韓國著名的SK全球商社（SKGlobal）發生信貸危機，出現了高達70億美元壞賬，實質上是破產了。這個事情對于韓國銀行業是一個巨大的沖擊，但是，作為SK全球商社最大的牽頭銀行———韓一銀行———在這場信貸危機中毫發無損，為什么呢？
早在兩年前，韓一銀行做出了一個痛苦但是很堅決的決定：回收對SK全球全部貸款，并開始逐步減少對SK全球的風險敞口。截止到2002年4月，韓一銀行對于SK全球的風險敞口為0。而當今年年初危機發生之時，唯有韓一銀行得以全身而退，其他幾家大銀行每家之于SK全球的壞賬則高達幾億美元。
《21世紀》：韓一銀行為什么能有先見之明？
單偉建：現在讓我們回過頭來看。
當時我們認為，SK全球的現金流屬于抓不到看不著的現金流，因為貿易公司的現金流太不穩定。雖然SK全球規模非常龐大，但對于銀行資金的依賴太大，我們認為它的現金流根本不足以支撐70多億美元的債務，一旦銀行停止輸血，它的現金流隨時可能干涸。因此，韓一銀行風險管理委員會決定關閉風險敞口，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痛苦的決定，因為這個決定確實影響了韓一銀行與SK集團及其子公司之間的關系。
但現在的情況是：因為其他銀行對SK的壞賬太多，SK主要子公司比如SK電訊、石油等都回過頭來要和韓一銀行做生意。
對于中國的銀行來講，這樣的操作也許就會變得很難。在我看來，如果銀行只重視公司名氣、政策和關系，而不關注其現金流，那就不是信貸文化，而是政治文化、關系文化了。
《21世紀》：現在中國的銀行正在透過設立資產管理公司、甚至上市等手段進行改革，您對此怎么評價？
單偉建：對于現在銀行改革的具體措施，注資、上市等，恕我不予置評。
《21世紀》：那至少可以說，這是不是一個不錯的改革方向吧？
單偉建：這當然是一個好的方向。現在中國銀行業的很多不良資產屬于政策性貸款，屬于歷史遺留問題，數量非常龐大，完全憑借自身能力消化也不現實，這些包袱阻礙了它們的進一步發展。如果能夠把這個包袱解除掉，對于整個銀行體系會是一個好事。
但這里面也有一個問題，那就是從監管者的角度非常擔心的是道德風險。如果不良資產由別人來承擔，盡管包袱已經解除，但是不能阻止新的包袱產生，影響進一步控制風險。所以一定要劃清界線，哪些不良資產由國家承擔，哪些由銀行來承擔，由誰來承擔責任等等，這些原則很重要。我認為，現在國內有些銀行采取的問責制就是一個不錯的辦法。
《21世紀》：除了建立信貸文化，還有沒有超越技術性改革手段的一種從根子上去改革的辦法？
單偉建：你說的沒錯，技術的手段不是根本，關鍵還是體制的問題，正如我在《華爾街日報》發表的一篇文章中所說的，如果政府在人力資源、貸款決策方面不能停止干預，中國的銀行就很難形成一個獨立的信貸文化。
（單偉建：美國新橋投資集團董事總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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