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記者鄭作時發自上海

　　漢娜·比徹在中國不應該是個名人，她僅僅是美國《時代》周刊的一名駐滬記者，但一篇文章卻使她攪進了中國這場關于貧富分化的爭論之中。

　　去年9月，美國《時代》周刊發表了漢娜·比徹的一篇文章，這個美國記者在文中對4 個中國富豪生活方式的描述，在中國國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她把杭州的旅游企業宋城集團的老板黃巧靈描述成一個每天“吃煎海鰻、燉海藻、在自己修建的白宮橢園形辦公室里辦公”的人；說深圳一個姓王的地產商(中文翻譯稿中這個人變成了王石)每周末和朋友的聚餐要花費掉“1000美元以上”；透露藥商周志芹為她的兒子畫像“付了2400美元”。

　　北京的一家媒體迅速以《美國時代周刊眼里的中國新一代富豪》為題轉載了漢娜的這篇文章，隨后，各大媒體，尤其在網絡上，這篇文章高速度地流傳開來。

　　媒體業內人士隨后對這篇文章迅速傳播的原因進行分析時認為，漢娜的這篇文章之所以能夠引起注意，實在也是國內媒體的失誤所在。盡管國內關于貧富分化的討論進行得十分激烈，但是像漢娜的文章這樣指名道姓、有鼻子有眼地描述國內富豪非常具體的生活方式的幾乎沒有。雖然有很多國內媒體對富豪各個方面有過義正詞嚴的批評，但涉及具體的人和事、尤其是在生活方式上，卻往往是語焉不詳。“原因盡管可以諒解，但缺憾卻是客觀存在。”而同時，貧富分化確實已經在中國成為一個令人關注的現象，“無論如何，在有人因為付不起子女幾千塊錢的學費而自殺的情況下，另外一些人為一幅畫付數萬元總是令人覺得有話要說。”

　　對于漢娜的這篇文章，被描述者的反應不一。其中最強烈的是宋城集團的黃巧靈，宋城集團在此之后發表了一個態度強硬的聲明，稱《時代》雜志此舉意在對中國民營企業家進行妖魔化，同時文章大量細節失實，實際上作者與黃巧靈總裁只談了不到半個小時；而其他被涉及者則都采取了沉默的態度來應對。

　　在此事后，《時代》雜志保持沉默的態度。而在這種沉默之中，關于這篇文章的爭論也漸漸淡去。不過《南風窗》對此事卻一直沒有放下。在關于中國富人階層的策劃推出之時，本刊記者對漢娜·比徹進行了采訪。

　　事實是什么？

　　《南》：我們首先感興趣的是，你這篇文章中關于宋城集團黃巧靈的描述中，有沒有失實的部分？宋城集團說有嚴重失實，他們說你沒有與黃進行多少時間的交談。同時我們也確切地知道，你在文章中所說的黃辦公的白宮，是宋城集團的一個旅游景點，同時也是他們職員的集體辦公地。

　　漢娜·比徹：我當然對我報道中的事實部分負責，宋城集團說我失實是不對的。對宋城集團的采訪我們去了3個人，除我之外，還有一個翻譯、她是《時代》的雇員；一個自由職業的攝影師。我們上午到杭州，中午與黃巧靈一起吃了午飯，下午進行了正式的采訪，其間黃回他的辦公室，我們和他的職員一起參觀了他的宋城，接著是攝影師的攝影，其中我和黃巧靈也有交流，晚上我們和黃以及他的太太一起在宋城晚餐。這個過程都是我、我的翻譯和攝影師一起經歷的，我們不可能一起作假。《時代》雜志在此之后也有調查。

　　我不清楚黃巧靈的白宮是否一個旅游景點，但我確實看到他在這個白宮的橢圓形辦公室里辦公，同時他也很自豪于這一點。所以我還是認為就是在這一點上我也沒有錯誤。

　　《南》：那么為什么在宋城集團針對你的文章發表聲明以后，《時代》雜志以沉默相應對？在中國人看來，沉默代表著默認，也就是說，時代默認了這篇文章有問題。

　　漢娜：不，完全不對。我們的沉默恰恰意味著我們對此事沒有什么可以多說的。我們認為事實完全如文章所言而無需補充。如果錯誤確實存在，我們會選擇發言。

　　《南》：你為什么會選擇這樣一些中國富人來報道？在你的報道之中，富人們的生活或多或少地都有極其奢侈的一面。在中國你確實沒有看到過有生活很簡單的富人存在嗎？

　　漢娜：我僅僅是就這篇文章中的采訪而描述。我們在采訪之前與很多中國富人進行過聯系。但是你知道，有個中國女演員(指劉曉慶，編者注)因為稅務上的事被當局查處以后，這些富人都采取了很低調的方式，當我們告之采訪目的以后，大部分人拒絕了我們的采訪，因為他們害怕當局也查他們的稅，只有這幾個人同意，我在這篇文章之中描述的，完全是我看到的事實。

　　美國也有這個時代

　　《南》：為什么《時代》會選擇這樣時機來發表這樣一篇文章呢？宋城集團的聲明中認為，你們在有意挑起中國的窮人和富人之間的矛盾？

　　漢娜：我想《時代》完全沒有這個意思，我們選擇這樣一個話題的本意在于反映中國的發展沒有脫離一般的規律，同樣出現了這樣一批人。因為在美國的歷史上，大把花錢的富豪也大量地出現過，所以這對美國人來說是已經出現過的現象。大約80年前，美國進入工業化的早期，與中國現在一樣，也出現過一大批人因為機會的原因，迅速地賺到了很多錢，所以同樣有很奢侈的行為。我們要告訴讀者的就是這個，美國人不應該再認為中國人很窮了，在這里同樣也有奢侈的行為。所以我們對像黃巧靈這樣的富人完全沒有惡意，他完全有權利選擇他自己所要的生活方式，但他說我失實是不對的。

　　《南》：但是你說他在白宮辦公，在他看來，在美國的一份雜志上這樣說是有敵意的。他認為這是一個景點，宋城集團是在做一件促進中美文化交流的事。漢娜：這沒有差別啊，我確實認為黃巧靈建造白宮是一個好事，它確實促進了中美之間的交流，不管是辦公室還是旅游點都是如此。[漢娜還強調了一下，這是件“GOOD THING”(好事)，而不僅僅是“RIGHT THING”(正確的事)]

　　《南》：那你會認為一個美國人另建一個白宮在美國也是件好事嗎？

　　漢娜：這也許是一個不恰當的比方，或者我們應該用一個美國人在美國建一個中南海是一件好事來形容更為恰當。事實上80年前的美國，尤其是在紐約，很多暴富者都建立了各式各樣大而漂亮的房子，其中也有模仿歐洲皇宮樣式的，有很多關于這方面的新聞報道，但并沒有多少美國人會去說他們不應該建這樣的房子。后來也許這些房子的主人都更換過了，但是房子本身不少成了紐約的風景。如果到了現在，可能這些奢侈的行動會更不引人注目。中國現在也處于這樣一個時代，這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這就是我們報道的本意。

　　生活方式是件私人事

　　《南》：那么你事前預測到你的這篇文章會引起中國國內這么大的反應嗎？

　　漢娜：我完全沒有準備。不過我的朋友在看了我的文章和中文譯稿以后告訴我，他們的譯稿有一些出入。但是中國公眾對這些富人的生活方式的興趣確實在我的意料之外，事實上這篇文章被美國人視為十分正常，我想如果美國人看到美國富人奢侈的生活方式也只會聳聳肩說：“哦，他原來這樣生活，這很有趣。”我們認為選擇怎么生活或者是怎么來花賺到的錢是一件很個人的事，與他人無關。

　　《南》：但是你可能也知道，在中國很多人在討論關于富人原罪的問題？

　　漢娜：我想他們所說的原罪指的是富人們錢來得是否正當。但在我看來，90%的中國富人，他們的錢來自正常渠道，還有10%的人通過非法途徑聚攏錢財。但并不是合法來的錢就一定會節省著花，反過來也一樣。

　　《南》：但是公眾普遍認為，在中國貧富分化很大的情況下，富人們應該有更多一些對社會公益事業的貢獻。

　　漢娜：我覺得這同樣涉及到兩個前提。最主要的是人們可以有權利選擇消費他們財富的方式，他可以把它花掉，也可以把它捐掉，其他人無權指責他做出這樣或者是那樣的選擇對還是不對；其次捐獻公益事業的熱情同樣需要一個過程，我想中國的富人現在剛剛開始意識到個人是存在于社會之中的，因此捐獻的熱情也剛剛開始體現出來。我觀察過香港此類活動的發展，在經濟起飛的時候也同樣是很稀少的，到現在就很多了。而在中國，現在很多富人更多地是想賺錢，我想過不了多久他們會有興趣把更多的錢投入到社會中去的。我們可能需要一點時間來看這個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