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著名企業戰略專家姜汝祥博士對當前企業的經營狀態做了一個分析。他認為，目前企業正處于從“機會性成功”向“戰略性成功”轉型的時代。這個時代的特征，就是仍然有某些企業，仍然有某些行業，還能夠靠一定的關系資源獲得生存發展的“利基”，但是越來越多的企業，必須要通過建立戰略—企業長久經營的邏輯，才能維持長久的生存。那么，如何建立企業戰略？什么在影響企業戰略的建立和成型？這不僅對企業家是一個新的挑戰，對于政府—優良營商環境的營造者，也應該引起深刻反思。

　　本刊記者張哲誠記錄整理

　　今年上半年，在珠島賓館召開的民營企業表彰大會過后，廣東省省委書記張德江到佛山進行調研。調研過程中他找了十幾位民營企業家座談。一位佛山市的人大代表、來自南海的民營企業家張總，也參加了這次座談。但是因為時間有限，在那次座談會上他并沒有充分表達。由于他的觀點代表了相當一部分企業家對于營商環境最本質的看法和期待，就是希望大家仰賴發展的市場經濟秩序能夠更趨良性也更富生機。所以我們請他再次回憶并且“充分表達”，并完整收錄下來。

　　以下就是這位企業家的自述：

　　民企真的需要政府“扶持”嗎

　　有這樣一種社會傾向，很多人希望國家希望政府更多一些關注民企，扶持民企，特別是當民企受到不公正對待時，這種意識就更加強烈。我的觀點正好相反，政府對企業最好的管理就是不要關注，不要扶持，不要管。以我們的經驗，公司發展最快最好的時候，正是政府最不管的時候，產生了神話般飛速發展的效應。

　　這里說的“管”，其實就是分配資源，就是所謂的扶持。因為假如是“行政監督”，自然有工商、稅務、公安等具體職能部門在行使監督權。那么問題來了，從經濟學上講，國家的資源是有限的，政府能夠扶持多少家呢？

　　于是政府經常講扶優扶強。但這里又存在著深刻的隱患。第一，優和強本身就不好界定，今天不優明天可能優，今天不強明天可能強；第二，假如某地有100家企業，你挑出幾家“優強企業”進行扶持，那對另外90多家企業是不是不公平？是否等于制造了新的不公平？第三，目前有些“扶持”行為，不僅是政策的傾斜，可能就是直接的現金投入，比如投到什么技改項目，或提供無息貸款，企業都能直接受益。當政府手握這種分配資源的“扶持”權，希望得到扶持的人，就會努力去經營“政府關系”，腐敗也就很容易滋生了。

　　那么，就算你有足夠資源能夠平均分配給100家，既然是平均，和不扶持又有什么區別？所以我既反對扶優扶強，也反對扶持企業，什么政府為企業出謀劃策，那更是扯淡。道理很簡單，那是人家自己的企業，他難道不想賺錢嗎？其實不僅是我，我周圍的很多企業家都是這種觀點。很多人本來并不希望政府扶持，但是當看到別人被扶持，就感覺對自己不公平，于是就有人會去爭取這個事情。

　　對于扶優扶強的說法，我們一直對其反映冷淡，如果哪個領導來公司參觀，講心里話，我一點興奮感都沒有。不要說扶不到我，即使扶到我，我也會不知所措。

　　當然，由于個人經營風格不同，有人認為政府也是一種資源，為什么不可以利用？這似乎也對，有些人的能力可能是比較擅長處理這些界面的事情，煩惱會有但可能得益也比較多。以我多年的體會，政府資源是可以利用，但同樣是有代價的，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說老實話，本身沒事他都會找事情來煩擾你，那你求了他就可想而知了。

　　另外，我想社會始終是走向法制的，從長遠來講，跟政府掛鉤的關系肯定會越來越少，這是一個趨向。如果企業都太過習慣沒有政府就辦不了事情的話，那么在WTO的背景之下，你必須改掉這種習慣，否則可能就會喪失競爭力。

　　話說回來，政府似乎始終有一種擔心，如果不扶持就好像沒有為民企辦什么事情。從宏觀來談，政府出一項政策，貫徹到下面，至少他也希望自己出業績，希望扶持到一些企業。其實出發點是好的(也有個別用心不好)，并非一定想要占什么便宜。他們感覺為官一任，本來你可以不倒的，或者可以發展得更好的，但沒有幫上什么忙是不是不好。然而遺憾的是，我這么多年所見失敗的案例，很多卻是政府幫了倒忙。

　　關鍵的問題是，任何事情都要符合市場規律，我覺得民企比誰都更關心自己的企業，你經常出點子出建議去扶持他的話，反而很有可能令其偏離市場軌道，導致失敗。

　　其實很多政府官員并不真正了解企業家的心態，他們既然能夠出來做一家企業，那么他一定具有一種特別的素質，那就是愿賭服輸。對于任何一個民營企業家而言，如果產品賣不出去，質量不過關，在競爭中失利，最后被市場所淘汰，那么輸了就輸了，他絕對不會怪政府。市場肯定有很多企業倒閉，否則就不正常了。因此，政府完全沒有必要有任何負疚感，但是因為你幫他，他輸了，反而可能輸得不清不楚，很不甘心。

　　我記得張德江書記去新會參觀小鳥天堂的時候，曾對那棵獨木成林的大榕樹有感而發。大意是說，你不用管它，讓其自由生長，它的須根自然會深入大地。如果覺得這棵樹這邊長得不好看，剪一刀，那邊不好看，又剪一刀，最后他反而難以茁壯了。所以政府最重要是把這個公平的環境、規則的環境搞好，然后讓我們自己在其中競爭和搏殺，那么我們就完全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

　　參透體育精神

　　這幾年我一直在思考，中國人好像很多方面都不行，素質就是比別人差，甚至考慮到國民性的問題。后來不斷思考，看能否找到非常強的一個方面，那么一定能有所借鑒。這個方面就是體育，我想誰都不會否認我們是體育強國，國家在制定規則和執行監督的時候，大概可以參考體育競賽的特點。

　　體育競賽的兩個最重要的特點：第一是規則簡單明了；第二，這個規則一旦制定出來，就不容易改變，要經過很長時間，經過嚴格規范的程序才能夠稍加修改。

　　正因為有了這個特點，才有鄧亞萍5歲開始學球，經過很長遠的戰略安排，并堅信這個規則，在16歲時拿到了世界冠軍。都說中國企業做不大，那是因為在競爭日趨激烈的環境下，做大一個企業必須要有長遠的戰略安排。如果國家一個紅頭文件就可以使累積很久的競爭優勢喪失掉，怎么可能去建立長遠戰略？有些產業政策不要說朝令夕改那么頻繁，但哪怕三年一改也都很要命了。在美國就很簡單，就是通過匯率、利率和稅率這三個杠桿來調節經濟，其他則不會輕易調整和改變。

　　我舉個例子，聽起來好笑，似乎像天方夜譚，但在企業里面卻經常有這種事情發生。比如說鄧亞萍練了10年，拿了全國第一，準備參加國際比賽的時候，突然國際乒聯說規則改變了，必須拿羽毛球拍來打乒乓球，那么鄧亞萍的10年累積頓時就等于白費了。體育規則是不能夠這么變，但是我們卻經常可以。

　　為什么很多企業家要“傍政府”，就是為了盡早獲得產業政策改變的信息，以便盡早掌握新的游戲規則，否則就會吃虧，正如廣東人講的“飲頭啖湯”。

　　當然，中國正處于轉型當中，不是不可以變，而是規范性一定要加強。乒乓球也從36毫米變成40毫米，比賽從21分變成11分，不是不可以變，但是要不斷征詢意見，大家投票表決，經過很多時間才正式改變的，但是根本的規則還是不能變。

　　其實政府官員也會經常講，我們應當借鑒體育規則，不能既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當然這也是一個進步，但我覺得對體育精神還沒有完全理解透，當運動員肯定不能當裁判員，政府也早有了退出的鮮明姿態。最關鍵的是：制定規則的人都不可以當裁判員。現在政府有時候既制定規則又當裁判員，這是很要命的。為什么？

　　比如體育規則是由各個單項的委員會制定，比如足球有足球單項，乒乓球有乒乓球單項委員會制定，裁判就只是執法，他雖然有一定的裁量權，但是永遠不可能離開規則去裁量，如果你跟裁判有爭議，還可以找仲裁委員會。所以規則的制定跟裁判是無關的，這樣才公正。否則會出現什么情況呢？比如足球比賽本來踢90分鐘，到70分鐘的時候，有一個隊1∶0領先，裁判一吹長哨說比賽結束了，你說按預先戰術安排，正要換主力，怎么就結束了，但裁判也參與了制定規則，規則的解釋權在他手里，你有什么辦法。這個例子可能離譜一點，但在生活中也有發生。

　　所以裁判員和規則制定者不能一起兼任，否則我制定我執行，到下面就一定會亂了。為什么人家要來求你，因為你權力太大了。為什么足球有黑哨，就是裁判員權力大嘛，但還好，黑哨的權力還是有限的。如果你還有權力修改規則，那就不是黑哨的問題了，簡直就可以不用比賽了。

　　到底什么叫做體育精神，很多人會說志在參與、競技拼搏之類，其實無非兩個字：規則。我母親70多歲了，她還一直守著中央5臺看，其實她任何一項比賽都不會玩，但為什么還喜歡看呢？因為她看得明白，規則明了嘛。所以企業家最強烈的渴望，是有一個規則的環境。

　　直面生存風險

　　但畢竟規則的環境還不夠完善，所以企業的生存還存在很多風險。

　　第一層風險就是來自政策的不連續。

　　比如退稅方面，企業根據原來的退稅率計算了整個成本核算，然后向客戶作出了價格承諾，但卻突然調降了退稅率，本來的盈利就變成了虧損。這個方面的例子很多，試想在私下里去問任何一個企業家，工商、稅務、海關、消防、勞動部門、外經委、經委、環保、公安等10個左右的婆婆，有哪一個有很穩定的10年不變的政策？我看沒有一個，可能都是苦笑。而且這些都是能夠直接管我們的職能部門，意思是他們都有權力要你停你就停。間接的不大相關但也可以來煩擾你的就更多了。

　　這么多的部門，政策上面有任何一個小的修改，都可能會影響我們的經營。盡管也不見得致命，但經常發生也很煩。比如消防，原來是這么規定的，突然因為哪里發生了一場火災，馬上規定又改了，結果你做好的規劃設計就要重新再做了。再比如勞動部門的人頭稅繳納政策、環保政策等都會經常變動。變是可以的，不過大變應該長遠。

　　因為現在是越來越法制的社會，所以有些部門的政策變動也是很巧妙的，一般不會在下一個紅頭文件中直接否定上一個，而是作出新的解釋。比如一些海關政策，原來說鼓勵出口核銷，現在不鼓勵了，他就會設置很多窗口，讓你煩不勝煩，成本也急劇增加，不得不知難而退。

　　很多外資進來中國投資，第一看中的指標就是政策的穩定性，他們并不見得需要多么優惠的政策，只要公平，好壞都不要緊，最怕就是規則變來變去，那就很麻煩。

　　不過話說回來，職能部門每個官員都可能不服氣：國家新修訂的政策你敢不執行嗎？

　　第二層風險是規則的制定和變更不透明。

　　準確講我們不是沒有規則，現在規則真空的地方不多了，但問題是不夠透明。在這種情況下，必然會有很多企業家認為只要“傍住規則的制定者或執行者”，拜托他第一時間讓自己知道就行了。對于不知道的人，規則的變更可能一夜之間就讓他輸掉競爭。什么意思呢？比如我跟大師進行象棋比賽，突然聽說規則變了，象可以過河，馬走田不走日了，結果大師幾十年積累的經驗頃刻就被廢了，我假如提早一天知道，提早一天準備，那我就可能贏他了。

　　但企業家是會總結的，他吃過幾次虧后，可能就會變了：“你可以花錢認識這個官，那我就不會去做啊？”于是大家下棋的觀念就可能被顛覆，不會再去更多鉆研棋藝，而是想方設法去求助修改規則的人。

　　推理下去很容易會發現，這種風險將進一步轉化成企業的經營風險，因為連根本的經營理念都發生嚴重偏差的企業家，很難想像能夠為企業找到長遠的競爭優勢。如果長久延續這種狀況，可以想見，錯誤的經營理念就會像病毒一樣蔓延，從而削弱真正想有所作為的企業家追求成長的內在驅動力。

　　最后我們會發現，其實經濟的健康發展，跟國家、民族、人種關系不大，說到底就是跟規則有關。講國際慣例，其實遵守國際慣例最全面最到位的就是體育，大家都是一個指標，結果中國人不就行了嗎。反觀過來，就是沒有恒定的規則中國人才會不行。其實越簡單的道理越難明白，最后講到規律這個層面，就是幾句大白話，違反了這些大白話，就出問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