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胡志標的沉浮是有意義的。他為轉型時期的內地富豪們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解剖標本。當中國經濟走向更加開放和規范時，希望胡志標的悲劇能促使其他富豪警醒

　　鄧聿文

　　不知為什么，看到新鮮出爐的富豪榜，卻想起了昔日的“標王”胡志標，不久前，此 人因票據詐騙罪、挪用資金罪和虛報注冊資本罪三罪并罰，被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處入獄20年，罰款65萬元。

　　將“標王”與“階下囚”的身份集于一身，在中國的企業家里面，不說絕后，恐怕也是空前的了。檢索一下胡志標的興衰史：1995年7月，和兒時伙伴用4000元資金創辦愛多，一年不到成為“標王”，1998年愛多在鼎盛時期銷售額達16億，然后是1999年出問題，2000年被拘。6年不到的時間胡就完成了人生的一個循環，真可謂“其興也勃嫣，其亡也忽嫣”。

　　探討胡志標的沉浮是有意義的。他為轉型時期的內地富豪們提供了一個活生生的解剖標本。

　　對于一個企業經營管理者或者一個企業家來說，其成敗當然是由企業的興衰來體現，這在那種“朕即國家”式的企業表現得尤其明顯。愛多的衰落，原因有很多，比如標王的失策，比如多元化的陷阱，比如家族經營的離心力，還比如管理的盲區，等等。但是我認為，這些錯誤并不必然導致胡志標采用詐騙，挪用資金和虛報注冊資本的方式去“拯救”愛多，因為，上述錯誤每一個企業都有可能發生。

　　所以，造成胡志標今日悲劇的原因，應該從別處去尋找。

　　筆者對胡志標有過多年的觀察，我認為，下述兩個因素從根本上決定了他的失敗。

　　一是賭徒心態。某種意義上可以說，企業的性格就是企業家的性格，對于中國的民營企業家而言，尤其如此。胡是屬于那種一賭成名的英雄。在愛多，賭是其先天標記，對于別人來說不可理解的事，對于胡志標而言是必然的選擇。愛多的發展軌跡就鮮明地演繹了胡志標的這種個人氣質。當初要不是他力排眾議，以超人的膽識來做VCD的話，愛多也許永遠只是一個老死戶牖、默默無聞的小企業，也因此，在其鼎盛時期，企業內部對胡的這種賭徒性格，多持贊譽態度，說他是一個不按牌理出牌的人。這在那時是一個相當褒義的評價。

　　但作為一個企業家，不可能老是不按牌理出牌，尤其是在與企業價值鏈各個環節的合作上，不按牌理出牌是不可想象的。可惜的是，賭徒心態使得胡志標在企業已呈現出超常規的發展狀態時，不能夠靜下心來練內功，而是被狂熱的情緒所裹挾，被企業快速的膨脹推著往前走。

　　賭徒心態也使得胡志標不能在內部構建起合理的治理結構和利益機制。愛多是一家私人企業，不是家族式企業，但由于胡志標排斥其他所有者特別是陳天南，從而使企業逐漸變成了他個人的企業。因為只有家族式管理，才能夠與“內部人控制”的要求相適應，其他人員甚至包括企業高層管理人員都處于局外人地位，這樣，一旦出現問題，企業內部完全沒有應對方案和思想準備。而且，企業高層管理人員完全失去對企業的認同，結果紛紛走人了事。

　　想想法院判決的胡的三項罪，這從另一個方面很好地說明了他的賭徒特點。

　　二是信譽問題。如果僅僅是賭徒心態，胡志標也許還不至于落到今天這種眾叛親離的地步。問題還在于他不講信譽。而這種不講信譽某種意義上也是他不按常理出牌的“合理”發展。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他和史玉柱。當年史也是用4000元起家的，也具有賭一把的性格，但史在出事后能夠痛定思痛，幾年忍辱負重，把該還的錢都還了，這說明他至少還有還債的意識。因此，史能夠重新崛起，并被他當年的債主重新接納。

　　而胡呢？不說在愛多出事后他繼續挪用資金，虛報注冊資本以及用票據詐騙，一個事例是，他曾經將“愛多”商標授權其合作伙伴胡剛經營，將經營收入用以抵償愛多廣告款，但一轉手他卻另組公司并授權使用“愛多”商標，造成兩胡之爭。

　　“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這曾是愛多家喻戶曉的一句廣告詞，但現在，胡成了其最好的注解。問題是，在中國的富豪隊伍里，還有相當部分的胡式人物。當中國經濟走向更加開放和規范時，希望胡志標的悲劇能促使其他富豪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