榮智健的未來之路是在他兒時鋪就的，但他自己相信是在后來的逆境中才真正磨練了自己的意志。“對于個人來說，我是沒有想靠父親來做些什么，靠別人的名望來做事，長不了，也許一時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決自己的根本問題。”榮智健曾多次在不同的場合這樣說。然而他也承認，如果不受父親身世的影響，假如沒有新中國的背景，或缺乏他人的援助，他后來在香港不會取得輝煌的成果；最起碼，就不會有今天那么大的規模。

　　榮智健1942年出生于上海，是家中唯一的兒子，另有兩個姐姐和兩個妹妹。他的父親是著名的“紅色資本家”榮毅仁。對榮家，對榮智健，1949年是分水嶺，是他們走向新生活的開始。這一年，中國大陸解放，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在這個擁有近6000年文明史的古老大地上掀起了史無前例的、翻天覆地的變革。生活在新中國的經濟中心，而且本身又處在經濟領域的活動中心，榮家從一開始就注定了要和新中國的命運息息相關。

　　那時候，榮家在上海的大宅院環境幽靜如畫，大廳典雅古樸，室內陳設著紅木家具和昂貴的瓷器、古玩、盆景，廳堂當中高懸著李可染的《江南漁村圖》。榮智健小時候就在這里度過。后來榮智健追憶青少年往事時說：“我們在上海的大房子是私產，家里有許多個傭人和中、西菜廚師。家人出入常有專車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把實行公私合營當作對民族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一條有效途徑，榮家在上海是當時最積極配合這一行動的。公私合營之后，榮智健的父親當時作為上海民族資本家的總代表，當選了上海市副市長。榮家在中國內地的企業已實行公私合營，家族中人一般就不再擔任直接的經營管理工作，下一代人似乎可以享受高股息帶來的優越生活，而不必從小吃苦。據一些當年認識榮智健的人回憶，那時十六七歲的榮智健是上海知名的“公子”。

　　他十多歲時第一次開汽車，那是輛紅色皮座的開篷英國跑車。他經常開出去兜風、常請同學朋友去國際飯店、紅房子吃飯，很大方。

　　中國有句老話：三歲看大，七歲看老。

　　幼年的榮智健就表現出了他慷慨好客、自信自強的一面，這是他一貫的行事作風，也是他容易結交朋友，獲得幫助的原因所在。

　　在國外的榮家親戚都說，榮智健一家當時在上海的生活不比他們差，也許還好一點。榮家境況的突變，是在榮智健上大學之后。1959年，榮智健在南洋模范中學畢業，適值父親從上海副市長任上奉調進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紡織工業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顧問。榮智健考入天津大學電機工程系。但大學第一年他幾乎沒有上過課。“每天要練球，課都沒法上。當時我是職業棒球手，先后代表上海隊和天津隊參加了兩次全國比賽，棒球生涯使我受到了磨練。”他說。

　　雖然體育沒有成為他一生的職業選擇，但是對他的意志力、協作精神和體能的操練，是無法用其它東西所能取代的。

　　雖然榮氏的私人企業已全部公私合營，但即使是動蕩的1958年大躍進運動中，榮家也非同一般，榮智健念大學時期，生活條件明顯優越于其他同學。“在天津大學的時候，生活比在家里時候要艱苦、嚴格得多，可是我卻有條件請大伙兒吃飯，上學校小食堂吃頓排骨，雖然貴一點，只要有錢，還是可以吃得到。因此，我在同學們的眼中顯然是一個明珠。”榮智健回憶大學生活時說。

　　1965年，榮智健畢業于天津大學電子工程系。學校生涯結束后，榮智健和其他年輕人一樣，帶著對新生活的向往，到了吉林長白山下的一個水電站實習。不久，“文化大革命”。1966年，他被“下放”到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接受“勞動教育”。周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