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浪財經訊 由中國改革與發展論壇委員會與聯合國全球契約辦公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所、金融所、全球契約中心)、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所)主辦，中國人民銀行、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聯合國秘書長行政辦公廳、聯合國工業法展組織、聯合國開發計劃署、世界銀行特別支持的國際金融盛會于2003年10月28日-30日在北京召開。新浪財經獨家圖文直播本次金融峰會。以下為本次論壇實錄。

　　龍永樞：謝謝詹姆斯·哈恩先生給我們作的演講。下面，有請中國國際金融公司董事總經理許小年先生演講，他演講的題目是中國經濟的發展與改革。

　　許小年：各位主席，各位來賓，非常榮幸，我今天在這里跟大家談一下關于中國經濟的增長和改革前景的一些看法。我們知道，今年在經歷了非典疫情的影響之后，中國的經濟在前三季度仍然實現了8.5%的增長，并且增長勢頭看來會繼續保持下去。

　　　在中國經濟進入新一輪的增長周期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經濟運行中所存在令人擔憂的現象，主要是經濟增長的速度過快，特別是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的速度過快，以及信貸增長速度過快。在中國經濟最近幾年的高速增長過程中，我們注意到它的增長在有一些部門是有非常實在的需求的支持，比如說隨著我們人均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新型的居民消費例如像住房、汽車等等都在以很高的速度在起步，以及和住房、汽車相關聯的一些產業，我們都觀察到了非常強勁的需求增長。

　　　第二個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因素是中國作為世界的加工廠，我們的外貿額里面越來越多的部分是和外包加工有關，在我們的總出口中間已經有50%以上是屬于外商投資的出口，在整個貿易中間加工貿易占的比重也超過了50%。正是因為這些經濟結構的變化，需求結構的變化，使我們感覺到中國經濟的增長是有一定基本面的支持的。但是正如同剛才我們已經講過的，在有基本面支持的情況下，我們也看到經濟的一些過熱現象，今年前三個季度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達到了30%，甚至超過了30%，這是近十年以來按照實際增長率計算的一個最高的數字。我們知道在上一個中國經濟、中國投資的高峰是在1993年，在1993年的時候，根據我們的計算，如果扣除物價等因素，它的實際增長是低于30%的，按照實際增長率來說，我們今年投資的增長應該說是改革開放以來最高的。對于這樣高的投資增長，我們意識到社會各界有不同的認識，在管理層也有不同的認識，我們認為這樣高的投資增長速度很難以持續下去，因為經過93年、94年的這一圈投資高峰之后，中國經濟已經呈一個過去帶有計劃體制下短缺性質的經濟已經轉變成為一個過剩經濟。那么，這個供給能力的過剩、生產能力的過剩在過去幾年里表現出來的就是通縮，所以中國在過去幾年中間出現的通縮，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通縮，不是需求不足引起的通縮，中國過去幾年之間的通縮是因為供給過剩，企業之間過度地競爭、過分地依賴價格進行競爭的一個結果。那么，在生產能力已經過剩的情況下，投資還有如此高的速度的增長，使我們不得不對未來的通縮的形勢感到憂慮，如果現在30%的高速度的投資增長在未來的兩三年之內轉化為新的生產能力，將使得我國經濟中閑置能力問題進一步惡化，將使得價格競爭進一步升級，有可能會引起更嚴重的通縮。

　　　盡管在今年三季度以來，我們看到一些通漲的跡象，但是消費物價指數的上漲和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并不反應中國經濟內部供求失衡的情況，而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成本推動的，我們發現中國生產資料價格今年以來的變動，其中約四分之三，就是75%左右可以由國家能源價格來解釋，我們國內消費物價指數的變動大約50%左右也可以由國際能源價格指數的變動來解釋。所以，它基本上是屬于成本推動型的輕度的通漲，如果扣除國際能源價格的影響，并且剔除了糧食價值對消費物價的影響，我們發現中國經濟仍然處于通縮之中，換句話說，總供給和總需求的關系并沒有根本性的轉變。總體上來說，還是總供給大于總需求。

　　　在這樣一種情況下，我們認為從政策的層面來說，有必要采取適度的緊縮政策，將過快的投資增長速度降下來，以免使我國經濟中間閑置生產能力的問題進一步惡化，也使得避免將來引起更嚴重的通縮問題。這也是關于當前中國經濟運行的態勢，我們的一些看法。總體上來講，在健康增長的同時，我們認為有必要進行適度的宏觀調控來使得過高的投資增長速度能夠達到一個可持續的水平上。這是關于中國經濟的短期運行態勢我們的一些看法。我們對中國經濟的長遠增長是充滿了信心，這個信心來自于剛才我講到過的，經過二十年的改革，我國經濟中結構上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新的需求不斷產生出來，國際經濟的分工也在發生著變化，中國作為世界上的一個貿易大國，作為一個世界的加工廠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這個使我們對中國經濟感到信心十足。

　　　對于中國經濟長遠發展的信心，我們是來自于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間所不斷進行的經濟改革的努力，我們認為這是保證中國經濟繼續增長的增根本的因素。特別是我們注意到在最近閉幕的三中全會上，執政黨發表了一個綱領性的文件，指出了今后一段時間里面，中國經濟改革的方向。在這個文件中間，我們特別注意到執政黨明確地提出了要進行法律體系的改革，以及進行行政改革，這個是我們在過去的文件中很少看到的。在法律體系的改革中，在行政體系的改革中，都強調了政府職能的轉變，我們認為這個改革是非常的及時，中國經濟二十年的改革發展到現在，我們只能講我們只是初步建立了一個市場經濟體系，但是還沒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效率比較高的市場體系，要建立起一個比較完整的、效率比較高的市場體系，我們就必須進行法律方面的、制度方面的、政府職能方面的各個方面的改革，來不斷地完善、支撐這個市場體系運行的軟件設施。所以，在這一點上我們感到特別的鼓舞。

　　　當然，下一階段的改革，正如三中全會文件中列出的改革，和過去二十年的改革，中間有一個非常大的差別，這個差別就是在今后的改革中間，政府不僅是作為改革的推動者出現，而且政府也把自己擺在了改革的對象的地位上，特別是在三中全會的文件中，提到的關于政府職能轉變的一些原則，所以這是和過去二十多年的改革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在這個文件中間，明確地提出政府要把它的職能轉變為提供為市場服務，創造有利于市場運行的這樣一個良好環境角色上去。在投資領域中間，政府將讓企業成為投資的主體，以備案制代替行政審批制，從直接控制轉向投資指引，并且使政府投資決策的操作制度化。在政府職能轉變里面，這份文件還特別提到，要建立市場管理化，政府行政管理要以法律為基礎，要依照法律的規定來定義政府的職責、政府的機構和政府的編制，這些方面我們認為都是會對中國今后經濟方面、法律方面和行政方面的改革奠定非常良好的基礎。我們認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提高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只有這樣才能夠使我們市場在配置資源的過程中能夠發揮更大的功能。

　　　在未來的改革方向中，我們不得不提一下匯率制度的改革，關于匯率制度，我們始終認為一個國家有權根據他自己國民的利益，自己國民的長遠利益，選擇匯率制度，我們反對將匯率問題政治化的做法，認為匯率是一項國家主權。中國不會在外界的壓力下來改變它的匯率制度的選擇，中國只會根據國民最長遠的利益來考慮選擇哪一種匯率，對他經濟的發展、對他國民的扶植最有利的一種制度。

　　　在匯率制度方面，我們想在這里跟大家交流一下我們的看法。從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歷史來看，特別是亞洲的各國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時候，由外貿導向型經濟來促成了經濟的起飛，在經濟起飛的過程中，積累了大量的和發達國家的貿易順差，從85年的廣場協議開始，亞洲的國家日元、韓元、新元和新泰幣都不同程度升值，這反應了經濟發展過程中間的一個一般性的趨勢。因為經濟的發展速度比較高，生產率的提高比較快，使得這些亞洲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實際購買力上升比較快，所以這個匯率的上升是對于這些國家經濟實力的一個反應。那么，中國是否處在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階段，這個有待于學者進行進一步的研究，給出明確的答案。但是我們認為在國家經濟發展過程中，本幣的購買力的提高，是一個一般性的趨勢。除此之外，我們還注意到在匯率的選擇方面有一個非常著名的蒙代爾先生，他是諾貝爾獲獎者，他發表過一篇非常有影響的文章，就談匯率制度的選擇，他指出匯率制度的選擇服從一個規律，這個規律就是在三項目標中獨立地貨幣政策、固定匯率和資本帳戶的開放，這三項目標中一個國家只能選擇兩項，而不能夠選擇三項。也就是說，你如果想要有獨立的貨幣政策，并且你也想要固定匯率，你就必須保持資本帳戶的關閉狀態。或者你想要固定匯率，也想要資本的自由流動，你就必須放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我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就是選擇了后兩項，港幣的匯率定在1美元兌7.8港幣，而且香港因為是國際金融中心，它的資本帳戶是完全開放的，在這種情況下，香港監管當局就不得不放棄獨立自主貨幣政策，而跟隨美聯儲來制定香港本地的利率。

　　　在世界上的其他國家，特別是今天的一些發達國家，比如美國、日本，他們因為面臨的是一個大國經濟，需要用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來調節經濟的運行，所以這些發達國家他們選擇的是自主的貨幣政策，以及資本的自由流動，但是在匯率上就選擇了更為靈活的浮動匯率制。對中國來講，我們知道從一個很長的時期來看，蒙代爾的三項只能要兩項，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在這三項中間選哪兩項。我們認為中國一個大國經濟它的獨立自主的貨幣政策是不能放棄的，要運用貨幣政策調整宏觀經濟的運行。剩下的在固定匯率和資本帳戶開放之間，我們認為實際上中國政府已經作出了選擇，在1978年鄧小平制定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候，已經非常明確了，中國要堅定不移地走開放的道路，要將中國經濟對世界開放，所以中國加入WTO，是我們開放政策的繼續，中國政策也多次強調我們要創造條件，要逐步地開放資本帳戶，最終要實現人民幣的自由可兌換。這個選擇作出了的話，實際上我們在匯率制度上已經沒有太大的回旋余地，在匯率制度上，無論是從蒙代爾的三元對論來講，還是從世界上其他國家的經驗來講，都會是趨向一個更為靈活的匯率制度，對此我們希望能夠進行認真的研究，來探討從比較缺乏彈性的匯率制度逐漸過渡到比較靈活的匯率制度，它的過渡條件是什么？應該如何去進行改革，而不要把時間和精力轉變成一個政治問題來討論。

　　　即使中國將來采用了比較靈活的匯率制度，我們認為中國的企業也有能力應付這樣一個局面。我們同樣看了一下世界經濟的發展的歷史，在1980年，亞洲各國的貨幣兌美元升值之后，亞洲各國都進行了內部的結構，以中國臺灣地區為例，在新臺幣升值之后，臺灣增加了高端的電子機械、電器產品的出口，而減少了勞動密集型的低端的輕工業產品的出口。換句話說，新臺幣的升值促進了臺灣產業的升級換代，所以在新臺幣升值之后，臺灣經濟的發展勢頭繼續保持一個比較良好的狀況。我們也不認為日本過去十年的經濟蕭條是因為日元升值而造成的，剛才我們已經講到了，在亞洲幾個國家中間，本幣都有一定程度的升值，在八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中對美元都有一定程度的升值，而且在這些國家和地區，我們也看到本幣的升值造成了金融泡沫，但是金融泡沫破滅之后，使得經濟長期陷入蕭條的只有日本一個國家。所以，我們不能夠把日本過去十年的蕭條完全地歸咎于日元的升值，以及升值所造成的金融泡沫，這樣的話，在研究上我們認為是缺乏依據的。在一個市場經濟體系中間，價格是在隨時變化的，包括匯率，匯率說到底它的本質是什么，它的本質是美元的價格，只有價格能夠及時地根據供需的情況發生變化，給全社會送去關于供需狀況變化的信號，人民才可以利用價格信號更好地進行資源的配置，所以價格的變動在一個市場經濟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我們的企業甚至我們的個人應該是適應這種市場經濟，適應這種價格不斷變化的環境中，能夠找到企業生存、繼續競爭發展壯大的有效的道路，而不應該寄希望于這樣那樣的保護。所以，這個是我們關于中國匯率改革的一些看法。

　　　總結起來講，我們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前景充滿著信心，信心的來源是因為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在過去二十年中間堅持了改革和開放的政策，在今后也會繼續堅持這兩大國策，使中國經濟不斷地融入到國際中間，使我們的經濟逐漸地向一個比較完善的、有效的市場體系中發展，中國經濟的繁榮對世界不是威脅，而是一個貢獻。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