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源:
我感到具體情況不一樣,因為我做了五個企業,四個企業去了以后就維持原來的班子,但是過了一陣不能與時俱進,最后是他自己主動提出辭職,他提出辭職是自我解放,這個我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個我在長春一干到底,我自己都進去了,我去掛帥當總經理,我去了以后我就感到情況完全不一樣了。這是我第一個意思。
第二個意思雖然班子不多,但是具體的操作辦法會有很多的不同。最明顯的就是這些企業武漢原來在洗衣機行業,在我們前面,我們是24位,他是第10位,友誼全國第一位,所處的位置不同,我們到那以后非常清楚。我們小企業,你是大企業,第二個你有經驗,我還向你學習,在這個過程中操作中有許多具體的問題,這是體制、結構、上必然有的必病。有些問題是不動是無法向前的,要動就涉及到很多人的利益,所以這種情況之下我們要準契機。因為我們要相信這個企業大部分員工是對我們去抱有很多的希望,所以我們要發動群眾工作。比如說我在長春,我把所有的洗衣機配件成本全部公布于眾,讓大家看看,我們這個采購成本怎么樣。
第二個很檢點,群眾心里都有一桿秤,我就搞了第一次管理人員的相互評估,打分,不記名,當時評估,有一個人得了兩票,他說你這個辦法是突然襲擊,我說好。你可以拉選票,咱們找時機另投票,當天晚上我召開公司全體人員大會,他還是兩票,我說有一條是你自己投的,另外一個是你旁邊人投的,因為他不好意思。第二這個企業也同意基金的毛病,盡管發現問題他不提出來,所以往往要借助外來來提供。因為我們是人,不是勞動創造人,是環境改變人,所以我想我們到那去,我們不要以一種侵略者的身份,不要以為我就是勝利者,而一定要學習的過程,相互交流的過程,培養的是親和力,有的親和力才有明天。我感到兼并以后這幾家企業我感覺就是剛去以后,人家都怕你,第二步敢靠近您,第三既使向靠近你,其他人就說你怎么跟他一起,這是很自然的。就像咱們一嘀水,表面臟,很快就凝在一起,這個具體做起來是很困難的。
王明夫:
我的經驗是這樣的,這個人的穩定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收購方的話,你收購主人都會無形感到對方原來那種人群對你的排斥,不管你哪方面的。這個是很重要的。有時候一個企業,我們入住他,他的人才走了,對我們講不一定是壞事,也可能是好事。因為他人才不是一個單個體的他有多大能力,他的人才一定放在一個環境,一個廠,一個結構力的,所以你一應要考慮你未來要建立的廠和結構是一種什么結構,在這個結構下這個人才是英雄還是狗熊,你要根據這個標準區考慮他,你不能單獨這個人本身的資力,他的經驗,他的人員關系,多么好的人才他走了,這個人走了,有可能對你是個好事。第二個你對他作人的同化過程中,你要找到里面的靈魂人物,誰在公司里面是靈魂人物,你先跟談,他用傳導你的文化,不是你給身邊所有的員工傳導和灌輸你的文化,這個是很重要的。你找人有兩個標準,一個是現有的影響力,他的影響力也多大。第二個他跟不跟你跑,你是不是跟你一條線的,他不是跟你一條線的,你一定要鏟除他,這個一定要講究策略。
徐源:
你剛才說的鏟掉我覺得這個不是問題。到那個企業去你要融入那個企業,你不可不能把原來的做法搬到那去。我舉個例子,我到長春,我覺得激勵機制要做調整,我想我們是不是能夠改變他的激勵機制,我說我們先搞一個項目,我們設立一個項目大概多殺錢,先參加這個項目的人是多少,先去做,搞完了咱們后期整個體現你的價值,本來這算是一個改革,幾乎所有的技術人員全部抵制,后來我說給你們加工資,你們不要,他說這個事不是這么做,他說你給我五個人,每個人都找到都要這個項目,他說我一下子沒法弄。你就針對他的現狀,他最后說,我倒法過來發展,誰要我這個項目,我先減工資,他主動提出來減工資,就是先有風險誰來,這樣一弄挺好,南郭先生不來了,來的全是真干活的。我的意思就是說,我們還不是鏟除,我們是要適應環境,然后我們來共動探討適應這個環境的具體做法。
王巍:
我覺得一談文化就比較痛苦,并購他就是商業行為,更高主要是深夜行為,文化是后面的事情。我覺得我們中國的文化一談到并購,有很大的壓力,我們臺上的企業家都是做好人,不管做了什么事情,在道德上我是為了未來,這個長遠,在文化上如何如何。在我們整個從事并購上面,人人都想做好人,不想做壞人。在商業吏部存在道德,并購在破壞狀態,破壞狀態你就要改變,改變就要得罪很多人,無論在輿論上。我想包括科隆,科隆被媒體判斷到壞人,這么多年,大家首先先潛在。我想企業家首先把并購回歸到商業行為,不要他太多的變化。節是這個暫時不變,更多是道德的問題,就是因為種種原因,暫時不動,或者換一種方式來調整。這是我的一個感覺,還要回歸企業家本身資本的現象。
高建華:
我還記得惠普和康柏剛火并的時候,當他接到同時,他將會成為新惠普公司的總裁的時候,他就告訴自己,我已經從原惠普,現在我加入是一家新公司,所以他沒有帶來原來任何的新思想,如果來著,就會出現問題,別人一看你是原來惠普的。因為在整個亞太區,中國比較圖書,所以總裁來由另外三個高級副總裁全是原惠普的,所以在惠普是唯一,所有惠普的總裁和高級總裁都是原康柏的人。各個國家的國慶是不一樣的,他是一種很理性的選擇,你看這個國家誰的業績好。臺灣地區也是康柏人當了總裁。這里有一個全員下崗的概念,并購有兩種,一種叫互補式的并購一是重疊式的并購。會不就是不同的類型,不同的產品,我們兼并以后我的生產線,門類是齊全的,這樣的雙方都各自是不了解的。這種重疊式的并購,我們面臨很多的問題,一定是多出來這么多人,原來一家公司做PC機的,現在是兩個,都有一個總經理,很多的崗位,大就要面臨一定要去掉一部分人,這個去掉我覺得設計上也很好,一個很形象叫做斜著切。
就是一個組織的結構總裁一個,副總裁十幾個,他是一個三角,他是斜著切,從最上面切到一個,第二層切到10個,第三個切掉100個或者多少,最底下切的最少。我們是按照一二三層,我當時是第四層,就是如果你原來是第三層的級別,但是第三層的崗位沒被選上,你就出去,不能往下壓,為什么?第一你把下面的名額擠了,第二個你拿上面的工資來做下面的工作,說那我沒有得到你到下面,只要你沒得到你就出去。因為是全員下崗,所以說沒有一個人有很小抱怨,沒選你那是沒有人要你。第三中國大頭四個人選完以后,你就挑下面的十來個人,如果有三個人選那是更好,這四個人里有兩個人說我這有這個位置要不要,別人覺得你有價值,就會有人給你一個機會說這個位置要不要,誰都不來要你,四個人一公布沒有你,基本上就下去了。有一些流失是自然的。
王明夫:
高總是從實業公司出來的,他必須熟悉并購理解里面是兩類,一類是互補,一類是重疊式的,這是很對的。我跟他出身背景不一樣,我從金融出身,我看到另外以后類并購,中國并購市場真正活躍是這類并購,就是融格式得并購。像德龍,鄉復興等等,在這種情況你就梅縣中國收購很多,合并很少,后來德龍總整合的路子那是合并了,如果金融性病夠更多是收購和控股。我就做老板就行了,但是你必須給我戰略、機制各方面要變,在這種情況下你會發現他的文化沖突不是很嚴重的。
但是你擰不到一塊的,你不能你用的金融公司文化去同化產業的文化。你是善于做一個資本運作的企業,你把做種子行業的公司給收了,你去改變農民文化,那不行,那肯定是不行的。在中國在十年來,在并購領域戰爭活躍和大手筆的人是什么呢,不是做實業家的人,是做金融的資本家,他們面對的并購里面的文化問題,有點不大一樣,播音跟脈道的合并是不一樣的。剛才王巍講的很對,他講到回歸這種商業本質,我是補充想說什么,我個人在這做的十年并購,我更感覺企業之間因為文化沖突導致的管理局面的孵化程度,沒有高于你沒有文化企業的管理復雜程度,兩個企業走到一塊就是文化造成了門派,你兩個企業沒有和別到一塊,單一一個企業有沒有門派,那個復雜程度是一樣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講,所謂文化沖突造成的影響估計有點過分高估了。
無論什么企業都很復雜,系統講他的復雜程度是一樣的,所以你一個很小的企業內部的人際關系很復雜,尤其理事長一點的,你搞大一個企業也就那么復雜。所以文化沖突的問題,尤其一個企業家,做老板的人不要太糾纏于員工的心態沖突上,回歸到跳出那些麻煩的事,這個表達不準確,他不是很致命,你回到商業本質上去,我是做資本的,我覺得王巍說的很對。你討論到文化上,那沒完了,他天天都會有矛盾。
高建華:
王總說的對,我也贊同。其實一個企業里面有很多沖突,不滿意,但是在一個企業大家也就接受了。但是外來一個企業,尤其在心理上就會有沖突。下面有觀眾提了這樣一個問題,在企業文化整個當中,如何看待多換思想,少換人,和不換思想,就換人這兩個觀點。
徐源:
多換思想少換人是比較切合國有企業滲透進去的一個辦法。第二個首先我們都要有一個施政綱領,我們要約法三張,我們來做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先簡單的提出來,而不是我們只是換一個頭,換員工,等于換企業文化沒有用,我們必須很鮮明,做什么,反對什么。
第二要規范別人,首先要規范自己,因為連自己都規范不了的人,怎么去規范別人,因為我的感覺我到過五個企業,我自己體會就是,我到那去,首先我要接受那里的領導,那里員工說我稱不稱職,否則我在那沒法開展工作。第三個事情我想一旦公布一些制度,不是貿然公布,實現還得進行一些溝通,因為這個溝通里面既是融合,也是一種謙讓和調和,因為絕對不存在50%對50%,可能弄的不好是林者的缺點結合起立就會成為毀滅性的破壞,因為我看到我們行業里有這樣的情況。因為我去的企業有小姐,也有大娘子,都談過幾次戀愛了,他們有豐富的經驗了,你得尊重這個現實。沒弄好的話,你的右腳還沒有進去,你的左腳就被人拖走了,砍斷腿不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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