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各位領導，各位代表，大家下午好。我是今天下午的主持人中外管理雜志社的主任編輯，在今天下午這個會議開始之前，我想有兩個小問題，我先做一下簡要的說明，第一個小問題是昨天晚上有一些代表跟我反映，說我們這次會議預定的一些嘉賓沒有到場，那么這里我做一下簡要的說明。因為這件事絕不是我們中外管理有意在欺騙大家，因為事先很多嘉賓都已經答應我們了，但是由于我們學術界和企業界這些名人都比較忙，那么臨時他們有些變故，所以不能到場。這一點我們再次也深表遺憾。那么第二個需要說明的是雖然我們 有一些嘉賓沒有到場，但是我以中外管理的名義向大家承諾，我們會議的質量，不會受到絲毫的影響，因為我們中國的企業界、學術界，優秀的專家、學者，還有很多。比如說今天下午我們就很榮幸地邀請到了中國貿促會的特邀顧問于曉松先生，于先生的身份比較特殊，那么他既是曾經是中國政府的高級官員，同時他又是很知名的學者，他今天下午的演講是中國進出口貿易形勢與中國的制造前景，我想他的演講會給我們在座的企業家帶來很多新的思想，新的東西。

　　于：本人于曉松曾經當過官員，也當過兩個公司的副總，對企業的情況應該說，對于經營企業經營很少，當然我在政府工作的時候，是管理經濟工作，一直在國際貿易促進會，那就不是管理了。管理企業，管中國的企業的活動，和在企業里管理企業，是兩碼事，本人今年五月份已經不再擔任貿促會會長，由于中央有規定，年齡也超過了，現在我只是一個顧問的身份，我在政府工作的時候，也聲明過，如果退下來，不再擔任政府官員的時候，要征求我的意見，就是說要不要到一個國有大中型企業當一個董事長之內的，收入可能要多一點，我是明確地表態，由于我多年的改革開放以后，都在經濟戰線工作，我堅決不擔任任何企業的董事長，因為讓高官去當董事長，我個人認為是我們改革開放的進程中的一個難免的現象，但不是好的現象，當一個60歲的部長去當一個公司董事長的時候，公司是聽他的，還是不聽他的，如果聽他的，他并沒有直接管理企業的經驗，那么把這個企業搞糟了，他并不負責任。因為他有公務員的鐵飯碗。

　　那么聽，也覺得聽他的話，他也就當個四五年，他又回家了。都聽他的也不行。所以我對我自己做一點說明，針對這個論壇的題目，官產學我還是挺有興趣，因為我們國家改革開放進程，包括最近召開的十六屆三中全會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方面，都提到了政府進一步改革，大家關注國有企業改革，當然其它企業也面臨著改革，不是只有國有企業改革，別的企業也要改革。但是政府的改革在中國的情況下，是制約著企業改革。對于官產學這個題目，我還是有一些興趣。所以很愿意到這兒來切磋，當然今天我也沒有講話稿，可能對與會者要抱歉了。我這個是屬于提綱式的吧，而且由于不當會長，不當政府官員，我發表觀點只是的個人的觀點，不代表任何一個機構，我在上面寫的不供媒體刊物發表。所以大家聽了，如果覺得好像有點用，就記下來，如果大家聽得比較煩惱呢，希望會場能留一點噪音，就會提前結束我的演講。

　　我的題目是今年的進出口貿易形勢，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前景。這個當然對于中國經濟發展是兩個相關的很大的題目，所以我也不可能講得很全，或者有什么高見，我后面實際上要講的就是提出一些問題，也希望我們與會者大家都來思考。如果這個題目能夠通過大家的思考，大家的意見，對于中央政府的決策有些幫助的話，那么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有一些好處。我總體講三個題目，一個是今年的進出口貿易，中國進出口貿易的狀況和問題，第二是中國制造業發展前景，第三就是關于官產學的關系.

　　第一講一下今年進出口貿易，當然今年的進出口貿易的前三個季度統計數字報紙上已經公布了，我也就不再細念了，應該說是超出了我們的預想，因為我們國家在97年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時候，就感覺對中國的進出口貿易是一個很大的壓力，那么事實上在98年的上半年，或者前三個季度這個壓力開始出現，但是98年前年，金融貿易還是有所增長，那個時候也出乎意料，那么從911事件以及后來美國的經濟不增長，日本連續11年這個經濟不再增長，這是我們最大貿易伙伴，所以大家就在今年，中國的對外貿易會不會有可能，就是較低的增長，下降到沒有這樣的可能。但是可能覺得夠嗆。實際上春節前后，廣東搞非典，使我們國際交往大大受影響，但實際情況是我們前三個季度進出口貿易同比增長了36%，這個確實超出了中國政府當局和我們一些搞經濟工作人員的預料。當然這三個季度看順差還是有所減少，大概比去年同期減了一半，大家因為都是企業界的朋友，我們國家的貿易順差這些年每年都在增長，所以我們儲備三千多億美元，我在政府擔任公職的時候，最后我們的外匯儲備是三百多億美元，我離開政府才第六年嘛，這五年，或者六年，差不多增加了十倍，確實超出了我們的預想，我做政府官員的時候，那時候還是李鵬當總理，在一個小范圍的總理半公會議上他曾經說一句話，那時候外匯儲備不到三百億，他說這個都在增長，但是不能說太多，如果有五百億光景我們心里頭就踏實，那是97年，那么到今天，跟他設想的，根本就沒有達到那個程度。今年的貿易總額，因為現在三季度已經超過六千億美元，和去年全年差不多，今年全年超過7500億美元，估計是不會有什么問題的。當然那個四季度說，三個季度六千億，四個季度就變成八千億，這個看，今天我預測，八字頭可能不會有，還是七字頭，七千七、七千八可能性比較大一點，當然這個到一月份看海關統計。

　　我們國家對外貿易發展有這樣的形勢，大家是很高興的。如果講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的外貿發展大概有這么幾個特點。一個是外貿的增長，比GDP，國民經濟增長的增速要大大地高出，1978年，我本人是1979年2月進入對外經濟崗位，我本來是從建筑公司進入的，我當一個副經理，后來開放了，找一個干活的干部，就把我從建筑公司找到這兒來，可以干干這個事。78年我們國家貿易總量是200億，當然那個時候海關統計的口徑跟我們今天世界接軌的不完全一樣，但差也差不了多少。就是200多億美元，大概就是這樣，到去年已經到了六千億美元，那我不知道到2000年，我們是國民經濟總量翻兩番，還超過了一些，也就是四點幾倍，但是從外貿來講，這個倍就不一樣了，翻三番可能還多了，翻三番可能是八倍，大概是翻了三番還多。

　　第二點就是我們國家的外貿依存度大大增加。我們以前講日本本國的國策也是這樣，就是貿易里頭，因為它國家非常小，他就要發展國際貿易，那么我們原來的觀念，中國好像不應該是貿易帝國，因為我們有十幾億人口，這么大的國土，我想這個貿易帝國，我想我們貿易依存度已經接近50%，因為我沒有細算了，這個貿易依存度什么意思呢，就是進出口貿易的總額和GDP，國民經濟總量的比例，那么如果按照六千億美元，大約是五萬億人民幣，我們的經濟總量是一萬多一點，按今年說，如果到了7千多億美元大概就是50%，所以我說50%左右，去年接近50%，今年肯定是要50%多一點。當然這兩個數字，我們搞企業的明白，不完全是可比的，因為這個貿易總量是進出，它是多少錢就是多少錢，但是GDP是按照增值算，所以這兩個不完全一樣，但是國際上這個數字還是一個重要指標，說明這個國家，它的經濟和國際貿易的依存度怎么樣，新加坡大概是3%，是國民經濟總量的幾倍，它是做很多多邊的貿易，這也是一個很大的變化。

　　第三我們商品結構有很大的變化，在1978年的時候，我們國家的出口商中間，資源性物資，大約占到60%，就近70%，有三分之二的資源型的。當年那個擔憂，我是文化革命以前就參加工作，知道大家吃不到花生米，周恩來總理專門做過一個報告，我們大家要忍耐一下，花生米出口是能夠掙外匯的，我們僅有一點花生米要用于出口，所以那個時候，50歲以上的人可能有印象，如果家里有客人，如果能夠榨花生米，小酒一喝，這算上等水平了。所以那時候我們國家的出口是主要還是資源性不足，就是工業加制成品，和再加工一些機械生產類很少。78年那個時候統計數字也不是很準，78年我們機電產品出口占整個出口額里面的百分比是五點幾，不到6%。那么去年已經超過了50多一點。所以這種變化應該說是大家都沒有怎么想到的。

　　那么和這個出口稅收增加和結構改革，同時我們進口關稅大幅度調低，我從1992年開始擔任國務院的關稅稅收委員會的常務副主任，我負責那個關稅調整，那個時候我們國家進口關稅的平均水平是42.5%，那么到去年我們已經調低到了11%，這應該說幾倍的下調。

　　第五就是我們進口管制的許可證大幅度減少，原來我們國家因為社會是封閉的嘛，那么進口就是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必需的才進口的，國家指令的，其它原則上不進口，都是要自力更生，因為關稅定得很高，除了關稅定得很高以外，再加上要實行許可證，你要通過這個東西必須要國家批準，拿許可證，那個時候國家稅號大概是五千多個稅號，我們國家實行進出口管制的稅號是將近兩千個稅號，三分之一的商品進來都是要政府，不管稅多少，你還得經過政府批準。現在已經減少到了只有二百多個稅號，這個稅號是全世界統一的，不是我們自己定的，200個稅號里面其中有一百五十多個在全世界來講都是要政府管制的，比如說有的物品，制造原子彈的那些釉那些東西，包括國家有公約嘛，這些稅號占了大約一百五十個，這個都要經過政府批準的，任何一個國家經過政府批準，所以我們剩下的要政府批準稅號，就是一般商品進出口就一百個左右，這一百個左右里面大部分是相關于汽車，可能神龍老總，就關于汽車方面，和汽車零部件里面，這一個稅號大概有五十個左右，他就干掉了，他要管制里面的一半，剩下的其它像油，關系國際民生的糧，油、鹽，吃的油和工業油，化肥大概有這么一些，當然每一個商品它稅號可能有好幾種。

　　最后一點就是我們國家的外貿壟斷基本上打破，有人說已經打破了我認為好像還沒有完全打破，我認為可以說是基本打破了，當年我們國家的外貿是按照蘇聯體制，在共產黨宣言里面能夠找到根據，無產階級找到政權，至少在這些國家中應實行壟斷，銀行，交通領域。那個機械進入公司，紡織進入公司，都是條條管理，北京的公司地緣化，我一出來做工作是在北京市政府做這個對外經濟貿易，又請了北京市的十幾個外貿公司經理，問他們，你們出過國嗎，他們有三四個表示出過國，都是跟總公司的團。

　　從49年以后，基本上是這個制度，到80年代吸引外資，這個時候外國企業來投資，他們提的，我要買點原材料進來，你要找我們的外貿公司，他說那我不買，那你是外貿公司，我下個月就要用，如果我們要出口，那是自己出，當然按這個體制也是不行。

　　三資企業一開始法律規定，他們可以自盈自己的進出口業務。當然限于他生產所需要的東西，而不是隨便去買個東西進來，出口是限于他生產的產品要出口。

　　那么80年代后期，又實行了外貿體制，像重大改革，把這些專業總公司，地方公司和中央樣總公司，切開，各自自負盈虧，河北糧油進出口公司和中國糧油進出口公司，名字是類似的，但是各吃各的，機械，紡織什么同樣，這樣各個省市自治區就有自己的經營公司，后來我們國內企業又炒，說三資企業能自己賣自己的東西，我們自己是一個大工廠，我們的商場也賣到國際市場了，但是我非得要經過一個外貿公司，這不合理，外國可以，我們所以就炒，我那時候從外經貿部，就是實行壟斷的那個部，就是管理壟斷事務的部，就到了國家經貿委，那么我也就負責這方面的事情，算盡點力，國務院又來了生產自營進出口權，你的企業去年已經有一定數額的出口量。是供給外貿公司的，你愿意自己做，也可以。

　　這樣就有了更多的企業直接面對國際市場，再后來去年他們發文件，這樣以后就實行了登記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外貿法中間有規定，另外在加入WTO的時候，也做了承諾，因為國際貿易它這個WTO的關貿它根本的一條是叫做貿易要自由化，你可以自主做，他就說你中國這個事情，如果那個工廠要買我的機器，你這個再大的工廠，你要買那個機器，這個工廠廠長必須再找一個外貿公司來一塊做，那不是就貿易不自由了嘛，我要買你的東西，不管是買機器，還是買什么東西，我是個企業，是個企業法人，但是不行，你必須要再找一個國家規定的一個企業，這和國際貿易自由化就違背了，所以當年談WTO的時候，我也去講了，問了一句話，中國加入世貿組織是不是要吃虧呀，那里面了很多規定事實上是中國自己的改革就有這樣的迫切需要，包括外貿自主權，這是我們企業自主權，當然你做不做那是另外一回事，我愿意，我可以做一個外貿公司，我自己去賣才賣十塊錢，我委托外貿公司他能賣十一塊，十二塊，我干嗎費這個勁呢，而且要找推銷員到外國去跑，我沒有必要，成本大大地增加嘛。

　　這個對于中國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點，這個在當年的時候，就80年代大部分的發展中國家，都沒有這種外貿額，中國原來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一直管得很嚴，以至到今天應該說有了很大的變化。

　　到現在，我們前八個月統計，國有外貿企業的出口只占到我們整個出口的三分之一，三資企業占到一半多一點，但是三資企業里面也有另外一個成分，三資企業里面很多合資企業，那個合資也可能是國有的，也可能是集體的，也可是自營的。中國國內還有一個份額，所以這個統計不能完全地說外國企業占了我們的出口的50%，現在社會上有一些誤解，這個統計數字都已經公布了，他們說我們的外貿也被外資企業控股了，你們也沒必要什么的緊張，即使它大部分出口了，至少也不見得是太壞。

　　大概我們的外貿變化就是這樣子。

　　那么有一些問題，雖然我們年年增長，大家都很高興，但是我覺得也還是有一些問題很大的。第一個問題，是我們的出口市場的地區過偏，我們現在的出口額里的80%幾是出口的發達國家，那么這個當然1998年的時候，我們跟蘇聯有進項貿易，那時候可能占到60%，也就是三分之二，發達國家，美國、日本，西歐都很小，而現在很大，而且我認為太大了。當然這個很大是好事，就是你的中國貨一到了那些發達國家，可以擺得住，是好事情，但是太大，我們現在占非洲的進口額大概占到2%，中國的貿易總量占世界國際貿易總量，按今年的統計大概是6%，去年是百分之五點幾，平均占到6%，但是非洲這些國家比較窮，它也在那兒進口，它一年進口，比如說一千萬，一千億美元，中國的貨有多少呢？大約是2%點幾，那你至少占了平均數，行不行，6%，那么也是要增加了兩倍了，不少了。

　　而且窮國家，中國貨更適應，我們貨便宜，我們去非洲的時候，一些國家他們的自行車從歐洲進是中國自行車的價格的兩倍，是百分之三十，中國自行車賣一百美元，他們賣三百，他們很歡迎，但是自行車不缺，沒有人到那兒去賣自行車，因為賣自行車相應的就會有售后服務，咱們在座的很多騎自行車，但騎自行車，馬路邊上就是有修的，零件一壞就修，但是中國沒有這種客戶，所以我去的時候，一些部長，副總經理，都表示像這樣的商品要買來，那個時候歐洲我是92年去的，十年前，那個國家沒有一個加工自行車的是不能討老婆的，所以這個市場來說是很偏的。

　　這就有一定的危險，有的市場受到抵制，現在已經看到一些毛頭了，這些東西一來馬上就會有大量的出口企業，我們防范措施有沒有呢，我們的出口一大片，有沒有牽頭的，大家能賣就趕快去賣，這個偏小，就是和我們國家，和那個國家的關系也會發生變化，就是那個國家我們很友好，如果他的市場有相當一部分東西，中國貨，中國制造，對它的老百姓跟中國的友好關系來講，商業貿易間接地就起著政治，外交的作用。你光說友好，友好了半天，中國貨貴了，他的貨也賣不到中國來，確實很多小國家，我去的時候，他說你中國多買我們的貨，我說你們有什么東西呢，當然有的國家確實經濟比較困難，就沒有很多東西。這是第一個問題。

　　這個在今后隨著貿易國差的增加，這個是我們要做出口的，將來要認真考慮的問題。

　　第二個問題是我們的高新技術和成套設備的出口率很低，售后服務更差，高新技術產品比例好象不太小，因為這個也是按照聯合國規定的，有通信系列的都算上，但是通信系列里頭，咱們現在手機年產銷售量大概是幾千萬，很多它的一些零件都算，當然航天也算了，航空也算。但是這里面我們大概出口的還是零部件比較多，就真正的你是象樣的自己開發的一個產品還是比較少的。機器，各種單個的機器，我們出口也不算少，機電產品50%，但是說人家我一個工廠是要，不要說復雜的，制糖的，廣東的一個總廠叫做什么，當面就跟我說，印尼是消耗量很多的，他的糖廠很分散，希望中國幫助他建立一些年產三四十萬噸，四五十萬噸的，要出規模的，國家也了解，但是我們要制造一個整套的制糖設備，或者是提供任何一種工藝，就單個，這個環節里面的機器要不要，要，但是這個配套要變成一套工藝也很重要，我們在座的很多企業，大概從外國也引進過技術，引進過人家的整套的工藝，你找了一個公司，其實這個機器不都是他生產的，但是它可以給你組織起來，這個我們中國現在不能說一點沒有。售后服務就更強了，售后服務我們一些生產企業就會遇到這個問題，我們出口比如說摩托車，我們現在已經出口相當份額了。

　　但是出口摩托車，大概我們中國不少于十個牌號，那么自行車業務，同樣開了開，哪個零件就壞了，說要換個零件，你就沒有維修的，于是雖然價格便宜，不能買，但是騎了半年，壞了，你沒有零件，不行了。我們像中小型拖拉機，在國際市場上還是很少的，但是你在一個國家超過五個，六個，十個八個品牌，任何一個品牌賣過去都完了，這個我們中國企業有財務上的算法，我賣了以后，我賺了錢當年就打進財務，我服務上，賺的錢打在什么客戶上呢，我們國家現在缺少這個規定，我跟一些廠長，經理談了，這個三年，五年以后，我算在什么里面，我提出10%，稅務局不改，說你這個已經占了，說應該交稅，我明年后年這個錢要用了，于是他根本就不扣。所以我們的機電產品出口有很大的增長，但是還是有一些問題的。

　　第三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的對外貿易基本上雙邊貿易與經濟全球化的多元貿易差不了太多，可以說這是我們現在走出去很難的一個原因，也就是說我們只會把自己的東西賣到12，15塊錢，我用中國的五塊錢的東西，加上任何一個其它國家的五塊錢弄一起，賣到第三個國家，第四個國家，能賣到二十塊，三十塊。這樣的時候，我們不會有，那么這個是現在當代的跨國公司干的這個事。我們公司雖然有一些國家排名很大的一些外貿公司，比如中石化，中石油，中糧油，但它基本上是，像中石化，中糧油，他們之所以那么大，它靠國家政治，糧食進出口就有他，油進出口，中石化加那兩個大石油公司一共三家，他等于半壟斷企業，如果完全放開肯定有它，它那個也只是說中國缺少原油，每年進口現在已經到了七千多萬噸了，七千八萬噸，你那個一下壟斷的話，原油這是多大貿易呀和巴西礦石這些并不是復雜，真的針對經濟全球化，面對兩種資源，能把我們的那個好的東西，加上那個國家也有一樣好東西，捏在一塊兒就能增值，我又把它賣到一個任何的國際市場需要的，多賺錢，這樣的事情，我們的生產企業，我們的外貿公司，大概現在基本上都沒做。有的可能說的狠了點，但這個的確是我們現在的問題。

　　第四當然是我們的外貿改革，基本打開了壟斷，但是應該說這種改革還是一個初始階段，所以我們現在國家的對外貿易還處于一個向多發展，很多的企業，包括明后年，會做對外貿易，當然也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大和強還談不上，現在我們國際貿易中間，全球貿易中間，大概50%的國際貿易控制在五百家跨國公司手里，至于知識產權控制在70%，就在這五百家跨國公司里面，這五百家跨國公司里面中間有中國的嗎，沒有。那個財富五百強里面是排了一點，中糧，中石化排了名。所以就我們的貿易來說，像中石化的老總，我跟他談過，他們的貿易總量大概是一百多億美元，在中國已經占得夠大了。但是它比日本的一村中的貿易總額，大概是它的五分之一，它用的人和一村中是一樣的，真正的大和強還差得很遠，這是講貨物貿易的。

　　第五個服務貿易當然就更強了，剛才講了全球化總量占到6%左右，服務貿易我們占到1%左右，1點幾，服務貿易這些年，由于高科技的發展，經濟全球化新一輪的發展，服務，貿易金融這些大家在發展，這個我們就更強了，而服務貿易，對跨國公司壟斷的比例比貨物貿易還要高得多，這個在某種程度上想擠進去，我們中國干服務貿易，要能夠在中間，從一點幾，二點幾，變到六，變到十，這個難度要大得多，因為貨物，畢竟你的東西是價廉物美，貨真價實，不可能被擠出去的，但是服務貿易，咱們實在是不好恭維，我們四大國有銀行的那個最好的經營的那個銀行的，每人平均年利潤是外國前一百家銀行的幾分之一，這個差多了。貨物貿易我們是差多了。

　　最后就是我們講的官產學，我們的官，政府干預進出口貿易，那是過多。包括商務部，外經貿部，每月，或者每個季度公布各省市進出口的那個排名，我是提過意見的，我說你最好不要公布，因為那個四川省進出是多少，這個數字根本就是沒有可參考數字，因為四川的企業要應用進口，原材料零部件大部分是從沿海口岸進來的，應不會在四川的海關去報關，那么四川的商品出口，在本地企業，直接報關的是一部分，它從深圳、廣州，上海，青島這些地方出口，都得報關。

　　由于這個表一出來，當地的省長，市長就要開會了，說我們出口額在增長，而且增長的比例比全國還要低，結果你本來從上海出口12塊錢一個，拿回來自己做，變成十塊錢，我就跟市長，省長交談，這一季度我們國家這些做法跟經濟全球化，我們講的要面向全世界的市場，這個差距實在是太大了。那么省長是這樣，市長也是這樣，縣長也是這樣，最終問了半天，你怎么可能做大，做強呢？不可能。所以這個問題應該說還是很多的。

　　所以雖然這個比例數字看著大家是高興，但是問題很多。我就說這么個意思，那么要做一點小節，就是我們的外貿高速增長對國民經濟增長的拉動比較大的，今年可以超過三個百分點，前些年一般都在二點幾，就是我們增加7%，8%，9%，這里面外貿增長占其中的八個百分點里面的大概是兩個，這個分量已經很重了，今年可能要突破三個百分點。那么這里面講到很多的三資企業，這個應該說也是我們國家抓住了經濟全球化的機遇，就在這個期間，我們小平同志提出了改革開放，讓外國公司進來，進來以后，他們帶動了我們很多的商品出口。

　　這是抓住了機遇。那么這些外部公司，除了他們在進出口貿易，他們在生產上的利潤，我們現在跟美國人打架，他說你進出口貿易順差太大了，我們溫家寶總理最近還在講，那個里面我們統計沒有統計全，因為賣出去商品，其中有一半，有相當一部分是美國賣的，從中國賣走的手機10塊錢，我們不知道他們外國賣多少，但是關貿，WTO的規則，中國制造的就是15塊，20塊錢，我們這兒沒有呀，我們就是10塊錢，這個對不上號，所以他們也從全球化逐步市場開放做到了，所以我們要從中盡可能得到更多的好處，那么也要讓人家得到好處，要互利。不能只我們賺錢，別人不賺錢，這也是不行的。所以今后幾年，我們的對外貿易增長，可能還是會超過經濟增長的比例。但是在當前這個經濟全球化中間，因為墨西哥那個WTO部長會議談判，討論的會議也是失敗，沒有成果，這里面有一個你死我活，還是能夠大家共同發展在里面。

　　我前面講的從中國的20年改革開放來看，應該說我們自己的外貿也大大增加了，外國企業到這兒一辦，三資企業搞外貿，開了工廠大大賺錢，我們中國有就業，有本地的單位所得稅，增值稅也征收，這可能叫雙贏吧。所以現在這個外面提到說中國威脅你，你這么發展的話，將來會有麻煩，我跟外國朋友講，中國貿易先世界貿易總量的6%，中國人口22%，我們講我們要振興中華的目標是至少要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咱不能說中國已經強大了，我們要搞平均數，平均數我們外貿額達到世界貿易總額的22%，差很多了。而且在80年代初的時候，亞洲四小龍，他們只有六千多萬，他們的貿易總量已經占到了當時的世界貿易總量的4%，那個時候沒有人說他們有什么危險，今天我們中國發展太慢了，說對他們有威脅，談不上，我覺得現在還不夠呢？所以這個貿易，我就說這些。

　　就是說我們要看到我們中國的對外貿易雖然是快速增長，但是其中的問題也是很多的。

　　第二個問題講一下中國的制造業，制造業從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制造業發展是很快，所以雖然在93年，還是94年，我沒查到，國務院召開了一次會議，發展第三產業的一個會議。當時開會以后，到今天大約十年，成效甚危，中國的第三產業占國民總量的比例大約只增長了兩個百分點，35%左右，比印度還低，那么什么上去了呢，就是第二產業，也就是我們所說的一般的制造業。當然這個有它的必然性，因為中國的實現現代化之前，并沒有能實現工業化，工業化不等于現代化，我們的工業化都沒有實現，然后就說現在要實現現代化，要兩個同步走。城里人只有三分之一，農村里面有三分之二，就是至少有70%的人是城市人口呀，所以這個進程中，工業高速的發展，這個應該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但是我們的制造業，或者工業化面臨問題，最近中央會議上提到逐步改變城鄉二元化結構，這是第一次提這個問題。

　　我們在座的大部分90%，我想都是城里面的人。但是這個十幾年，我們城里人對于農民的剝奪應該說是很厲害的，北京的三百多萬的打工仔都是農民，他們天天在創造財富，但是都算在市場那個GDP的頭上，他們不是工人，北京就業人口，城市的就業人口也只有四百萬，有三百多萬是外地來的，差不多加了一倍，創造出財富都被一千三百萬本地人所占去了，珠三角大約三千萬人，東莞這個地方，外地打工人已經比本地所有的人口，包括老人，小孩都要多。創造財富都算在東莞人頭上了，東莞，廣東那邊打工的人，月工資也就是四五百。當然老板要管吃，管住，有時候管一頓飯，兩頓飯。

　　這個就是中國產業制造業發展也是面臨整個一個社會問題。對于我們未來的發展，制造業還會有較快的發展，比如我講的三分之二的農民他們靠種田是不可能致富，農產品降價已經降大頭了，我們現在吃的糧食，油，棉花，大豆，糖，這種主要產品，價格都是同等，或者高于國際市場。買美國的大麥，比買荷蘭大麥還要便宜。這個農民致富，致到頭了，市場經濟都不吃本地的，吃外地的，質量還不壞。所以報紙上登了種花，種果能致富，確實有，但是只能解決少部部農民，不可能說只種水果就可以致富，還是要種糧食的。所以農民他必然要轉向制造業，當然要轉向第三產業，服務業，所以這個在我們國家今后的到2005年來講，大約每年會有一億多農民進入城市，這個本身就帶動了制造業，他們到城里，我剛才講他們要變成城市居民，他們也要住宅，也要消費，這個就帶動了制造業，他們本來進來以后也要搞制造業，所以制造業在中國來講，還會有相當長時間的發展。何況我們國家的中西部的開發已經使得基礎設施基本上消除了制造業產品流通的障礙，在十年前的時候，如果要從蘭州運一個商品，運出來，鐵路局要登記，三個月恨不得運出來。什么限電那些，通訊那些也沒有，所以中國發展制造業在各個地區，應該說都具備了條件了。

　　中國現在不管剛才講的那個深圳農民工也好，就是中國勞動力的低價，包括技術人員的低價，與我們周邊的東南亞大約還是低相當一個水平了，我查了統計數字看不一樣，一般說大概比馬來西亞和菲律賓、泰國大概還低一半。那么這個我們不再漲價，他們也看情況，所以至少競爭力還是能持續相當一段時間的。所以我們的制造業相當一段時間會有相當的發展。所以中國變成了世界的制造工廠，這個前景是有的。我問他們的時候，他們都不回避，這個很可能是這樣，因為中國人才多了，這個人要找飯吃，你得讓周圍人富起來，你不能老讓他種田。

　　現在中國制造業問題又涉及到官產學，我們政府對生產的干預實在太多了。中央的文件里面基本上都有堅決打破地區的行業分割的規定，三中全會把堅決兩個字去掉，但是還要打破，打破十幾年有沒有打破呢，應該說還沒有打破，是比較頑固的，這是比較厲害的。由于政府干預許多地區，所以形成一輪又一輪的重復建設，其實這些我覺得不是企業干成的，企業賺的錢不會再干一個，那都是當地的市長，省長這樣做的，就得干，等你干成之日就是虧損，破產之時，這種企業大部分都是由政府來干預的，那么政府干預還使得許多企業，繼續向大而全，小而全發展，本來這個企業他用他自己最優的那點優勢，和核心產品，但是它把這個零部件也都拿到那個企業里，或者拿到本市的旁邊的企業，其實他到外省買的零件，人家是規模生產，價錢又便宜，質量又有保證，老開協調會，把那個東西協調過來，以至于像今天北京、上海，這樣的全國的最大的中心城市，仍然在那里。

　　所以這個不要發表了，倡導，擴大本地的制造業，要重振上海，北京的制造業，我說這兩個城市哪里是制造業，中國全面建設健康社會，你怎么會發展制造業呢，但是他們現在好像都制定了這個計劃，這個報紙上好像都有。

　　那么再加上政府干預，造成了地方保護主義，保護了本地的假冒偽劣，市場規則不平等，沒有形成一個良好公平公正的環境，有很多地方有地方保護主義，比如煙就是這樣，紅塔山不能讓他進來，大眾化不能讓它進來，所以本地的名牌是受保護的。

　　再加上制造業布局很不合理，如果北京把三百多萬的人都算到本地居民的話，也會膨脹，而長三角，珠三角本來就是人口比較密集的地方，而且同時土地來講，農田比較好的，結果在這個過程中，就把西部地區的幾千萬，上億的人都吸引到這里來，在這里開工廠，干活，這個對于國家整個的協調發展應該說有很大的不利。實際上成本也是大大地增加了，并非資源優化配制。

　　另外如果講官產學，就我們的學術，科研，教學這方面的研究，我們要結合，和政府的指導也有很大的差距，大概我們的高校的科研成果用于產業的大約是5%，西方國家一般是30%，40%，不可能都用的。我們才用到5%，太可憐了，本來我們就缺少技術，人家好不容易研究來的東西，人家不用，然后企業還急著要命，自己開發還弄不出來，這也是官產學關系。

　　另外對于制造業方面的就是服務業，服務業本來是為第一，第二產業服務的，但是我們中國由于歷史上重農輕商幾千年，幾千年來都是這樣的，所以我們廣義上的商，它不是在那兒當第三產業提供服務，哪天運到什么地方，能賣出去嗎，貸款也得要去求他，我們現在中國商品流通費用占我們商品總成本的比重大概占到17、18%這個樣子，西方國家占到10%到12%，就是我們比它，就按這個百分點來說，可以說增加了5%。所以這個就是制造業要發展所面臨的一些問題，政府要考慮，每個企業應該說都要考慮的。

　　我剛才講的由于地區分割，我們企業重組遇到很大的障礙，天津一個工廠原來兼并北京的工廠，那就算難上加難，因為北京市長都不斷干預，你這個稅是交到這兒，還是交到那兒，本來是低成本，本來是很好的事情，結果他們在天津又開了一個工廠，北京工廠第二天又關閉了，這樣的事情，在全國是天天都有的。

　　所以中國制造業的發展有很大的潛力，我們中國的國民經濟總量，十萬多億人民幣就超過了一萬多億美元，我給大家一個數字，現在到什么了太平盛世，我們現在總量是全球總量的百分之三，比外貿的比例還要低一半，中國是百分之二三十的人口，占全球總量的3%，康熙皇帝那時候占多少，占25%到35%，他們結果是閉關鎖國。后來他們工業革命了，歐洲的個民地，制造業發展，把南美歐洲，統統變成了15%，非洲都變成了他殖民地，當然他沒有去了，他退出去了，亞洲也變成他的殖民地了，那個人的工業話，那個時候農民轉入工業的人口，大約四個億。比中國今后要轉移的人還要少。

　　中國如果還要轉到五六億城市人口，你的市場到底在哪兒，當然21世紀不可能走18世紀的路了，農民化的過程，那就是同樣在經濟發展中間能不能尋求一種共贏，共同發展。

　　第三個官產學是有中國特色的一個主題論壇，在中國改革中間，官怎么改，在某種意義上是關鍵，前面我都提到了，現在政府錯位不到位的情況下，是大大地存在，希望我們論壇的與會者，大家積極踴躍。企業都希望你們能夠發達興旺，我當過官員，也希望大家促進咱們當官員一些人盡快地實施改革，對中國的經濟發展，中國的經濟改革，為振興中華會有好處，謝謝。

　　主持人：于先生真是名不虛傳，我想通過他的演講，他對中國貿易形勢的分析，那么我們在座的各位企業家尤其是從事制造業的企業家，那么對明年的這個生產信息會更足了，那么讓我們再一次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于先生，感謝于先生。